徽宗埋葬宋王朝：御笔行政的助攻

所评图书：

书名：《信息与权力：宋代的文书行政》

作者：李全德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九色鹿

出版日期：2022年6月

唐宋两代，君主如果直接下令，绕过了中书省或中书门下行出，这会被视为侵夺中书之权。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宰相部门在皇帝命令形成过程中的程序重要性，以及实体性的制约作用。

当然，相较于明清，唐宋的相权，或者说官僚阶层对于君权确实存在实际性的制约，但并不是说皇帝任何事情都摆脱不了臣子的限制。在宋代，御笔手诏、御批、内降、内批、中旨等不同名目的君主命令，经常会被皇帝用来直接干预、指挥行政。这也最终成为了君权摆脱制约，肆意扩张的工具。

御笔行政的前兆

奏状与申状是宋代君主和宰辅机构决策的文书基础。大量的文书经由银台司、内侍省等渠道递送，经由枢密院、尚书内省等机构审校、分拣、给出代批文字后再递交给皇帝。宋代建立之初，如宋太宗多次声称会事无巨细、一一审看。但大量的事务、文书，皇帝不可能一一审看，会选择性阅读，另外则会选择一些助手，或是指定一些大臣帮忙给出意见。

这就形成了递交给皇帝的文书的三种处理方式：亲览后留中、批出、直接降出。直接降出，一般就是不经阅读、批示，即将文书送至中书、枢密等宰辅机构进行处理，进入实际行政流程。一些大臣上奏将相关的文书留中，目的在于促成皇帝给出实际处理意见，转入“批出”（直接施行）的流程。批出指的是，皇帝处理章奏，经常采取批示后，再转给宰辅机构或执行机构、具体官僚。

通常来说，在实际的文书程序之外，皇帝会与宰辅大臣以及其他重臣密切协商。皇帝的不少御批、亲笔手诏其实是大臣代笔。在新出版的《信息与权力：宋代的文书行政》一书中，宋史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全德就指出，这些御笔本身可视为君相共同决策的结果。

如前述，宋代的君权受到相权，换言之，就是官僚阶层的制约，而皇帝权威的惯性其实就在于摒弃这种制约。因而从宋仁宗年间开始，其实就出现了大量的内批决策只降有司，绕过中书、枢密，“以天子之尊行宰相之职”。这在当时，其实被认为有违为君之道，许多士大夫为此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意见。

到了宋神宗年间，御批数量陡增，“裁决庶政，动出亲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宋神宗与王安石推行的改革，其实受到二府官僚的强烈掣肘。但也与宋神宗热衷干预各种琐碎事务的性格有关，就连王安石为此也提出批评。

徽宗：御笔行政的好手

到了徽宗年间，御笔手诏从规模上进一步扩张。《信息与权力：宋代的文书行政》书中指出，御笔与御笔手诏是徽宗朝的政治特色。士大夫阶层不敢批评皇帝，就将徽宗宠臣蔡京作为了批评对象。书作者认为，诿过于宰臣，也是国家传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促成蔡京罢相；但蔡京在位与否，其实都没有改变徽宗热衷权术、操纵朝野事务的做法。

《信息与权力：宋代的文书行政》书中分析了徽宗朝御笔政治的特点。一方面，御笔的法度化，也就是徽宗会将自己的手诏让宰相题额，令学官撰序，令天下各地刊石、填金，借此凸显自己的君主形象与权威。某种程度上，如果不是因为徽钦二朝败亡于金人，徽宗本人开创的这种政绩包装手法定然会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先例，让宋朝甚至之后王朝的政治进入更加糟糕的状态。

书中还指出，徽宗年间，还将御笔直接转为法制，还定在常法的权威、效力之上。这其实，就是让徽宗这个皇帝，在地位和权威上超出了北宋此前的各位君主，更接近于君与神的糅合体，诠释了何谓“君权神授”、“君即是神”。违反御笔者会受到的惩处，也远远高于普通违法者被制裁的程度。

另一方面，法制化后的御笔运行方式，建立起了超然于三省、有司既有行政体制的运行框架。

《信息与权力：宋代的文书行政》书中指出，徽宗年间以新政为名，推行了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等几乎所有领域的改革，多以御笔的方式有意推行。徽宗御笔行政的第一个月内，就开始涉及礼乐、军政、党人、社会救济等方面，此后更是广泛应用于刑赏、官制、盐法、茶法、钱法、常平、农田水利、赋税、教育、学校、科举、道释等领域。这其中不乏公益性的善政，比如尝试对城市贫民以及孤寡老人的救济制度，也有改进教育、学校等方面的实验举措，但更多的还是权臣假公济私或者仅仅满足徽宗好大喜功的举措。

靖康之祸的渊薮

徽宗推出了御笔行政，架空了自己的政府，通过自己一个人的御笔来指挥整个帝国，而且自己的御笔意志比法律意志还要尊贵。徽宗的新政涉及面如此之广，其中一些举措确实也产生了效果，这让徽宗相当自我满足，就差敕封自己是夏商周圣王以后的最杰出皇帝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徽宗御笔行政经常出现前后相悖的情况，让官僚机构无所适从。

御笔高于法律，更高于官府，如《信息与权力：宋代的文书行政》书中所述，徽宗年间就出现了许多诈冒御笔的案例，比如拿出假的御笔去财政部门提取现金，用假的御笔去接收官私产业。还有人打着徽宗旗号撰写罪己诏的。

由于御笔的权威实在太过惊人，所以北宋的官府到了徽宗以及后来的钦宗年间，干脆用彻彻底底的敷衍塞责来履职，只执行御笔安排，对于本职工作一概得过且过，“大地中外相应，一以虚文，上下相蒙，驯致靖康之祸”。

徽宗不仅用御笔来包装圣君形象，而且还经常训诫官僚、士大夫，时时予以敲打。《信息与权力：宋代的文书行政》书中指出，徽宗觉得自己将新政推行到了新的高度，完成了一项伟业，绝不允许士大夫中有人随便非议。为此，一方面发出警告，对质疑御笔政治以及非议皇帝权威的人进行惩处，另一方面更改学制、教育，注重科举中的德行考察。结果却是《信息与权力：宋代的文书行政》书中所指出的“士风普遍的无耻”，“平居既无犯颜敢谏之士，临难必无捐躯殉义之人”。

考虑到北宋政治体制对于武将阶层的制度化削弱（以避免藩镇割据），再加上徽宗御笔政治造就的各级官僚和士大夫的普遍敷衍，等到剧烈的外部冲击袭来，徽宗这样一个四千年不遇的圣君才发现自己的帝国虚弱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