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兽子、汉晋虎子、唐宋马子，就一个夜壶，名号为何变来变去？

夜壶也称便器、溺器或溲器，说起来是厕所文化的一种，听起来颇为不雅，但是，解决吃、喝、拉、撒、睡几大问题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须面对的基础需求。在古人发明了室内的夜壶后，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在夜间和冷天都不必出门就可以解决个人问题。虽然对此类话题的研究颇有污秽之意、人们往往避而不谈，但是考古发现的诸多器物遗存都彰显着夜壶在我国古代人们生活中意义重大，我们也应该改观眼光，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一日不可少的此类物事。

春秋兽子：对野兽的征服欲

在文明社会建立之前的旧石器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颇为原始，自然不会产生夜壶这类讲究的器物。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进入了定居阶段，考古遗址中可见房址、火灶、墓葬等遗迹，也发现了大量的陶器，但无从考证是否有用作如厕和便器的遗迹或器物。

夜壶起源的确凿证据发现于周代，此时的夜壶已经使用兽类的形象，逐渐定性并广为流行。记录周代礼仪规范的《周礼》中提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货贿之藏……掌王之宴衣服、枉席、床第，凡亵器”，可见上层王室所用的亵器是为玉质。周及其以前的夜壶，在官方的文献被叫做“亵器”，而民间所用的夜壶则多为陶器，并因其外形赋于称之为“兽子”。

安徽省博物馆馆藏一件春秋时期的夜壶，陶制，通体呈罐状，附有提梁，装饰以动物的立姿，顶部有两口，一口主“入”，一口主“出”。动物的形象是古代手工制造业的常用题材，在玉器、青铜器、陶器等中均常见到动物的立体形象或平面纹饰，用来寄托人们征服野兽的欲望，也有人们的吉祥祈愿。

动物的形象是古代手工制造业的常用题材

汉晋虎子：继承不畏猛兽之精神

1、虎子的起源

夜壶流行至汉代发生了变化，“兽子”的称谓也随之改变，开始流行“虎子”。汉代的郑玄在为周礼做注解时说到，“亵器、清器，虎子之属”，可见此时对夜壶采用清器、虎子的叫法。《后汉书》中也有“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的记载。段玉裁在《说文解字》中更详细地解释为，“虎子所以小便，行清所以大便”。人们广为使用的虎子是陶器，同时贵族们延续了周代的传统，使用玉器，《西京杂记》记载了“汉朝以玉为虎子，以为便器。”

汉代的虎子在器型上也略有变化，整体比“兽子”更似动物，且固定使用老虎形象呈卧趴状；有一提梁，不再采用立兽的装饰；只余一口，既进又出，更为简约。

“虎子”之名的来源，还有一个历史典故。《西京杂记》中有一个和李广大将军有关的故事，是说李广与自己的兄弟在冥山之北打猎的时候，遇到一只猛虎卧于丛中。李广将其一击即毙并“断其骷髅，以为枕，示服猛也。铸铜象其形为溲器，示厌辱也”，这一故事为了塑造将军“善骑射”的形象，并凸显其英雄神武，连令人们闻风丧胆的老虎都被将军制成了枕头、便溺器。为了继承、弘扬这种不畏猛兽并战胜猛兽的精神，结合夜壶自周代以来的形象，人们故流传开来“虎子”这一称谓。

山东省的北寨汉墓中发现一幅壁画，图中有一栏杆楼阁的小型建筑，旁边有一人物与水缸、簸箕和虎子。郑岩先生认为，此图中的楼阁建筑应为厕所，而虎子与之并列出现可证明为便溺之器。该人物可能是涤器工，将虎子和簸箕从主人房间内取出后进行清理。

虎子可证明为便溺之器

2、“虎子”的演变

两晋南北朝时期，各地遍布瓷窑，制瓷技术愈加成熟，因此虎子多采用瓷质，以浙江越窑、瓯窑的青瓷最为多见，显得更为精致、典雅。相比汉代的虎子，西晋的器型较为丰满圆润，呈蚕茧状，前鼓后突；流口大张，向上扬起；老虎的形象也更为细致，是名副其实的“虎子”。

东晋的虎子又略有变化，顶部的提梁弧度增加，更为挺翘；口部没有西晋那么朝天，倾斜角度稍小。虎子的身部变得协调写实，老虎的臀部更为肥大、突出，前胸则较平坦，虎子底部出现了腿、爪，老虎的形象更完整生动了。

南朝时期的虎子复归于西晋的流行款式，但整体造型更加粗犷、简单。虎子的流朝斜上方开口，口部直径更大，口部、颈部和前胸连成一条直线，提梁连接顶盖和流。有的虎子装饰以腿和爪，特殊的还有虎爪朝上、不着地的虎子，有的则无腿爪。虎子在流行中日趋于实用，老虎的造型逐渐湮没，仅仅保留基本的形象，面部、四肢渐不多见。

唐宋马子：避讳名号、特殊文化形成

1、性别与“兽子”、“马子”

虎子沿用至唐代，因为其形象和称谓冲撞了皇家李氏的名讳而遭禁绝。唐朝建立，李渊即位后，尊其祖父李虎为景皇帝，因而要避讳“虎”字。此时，在使用“虎子”这一器物时，往往采用换字法，即将虎子改为“兽子”的说法。

虎子沿用至唐代

如唐人颜师古在给《汉书·张骞传》做注时，将晋人晋灼所称“虎子”解释为“兽子亵器，所以溲便者也”。但在民间其实并非完全遵守这一禁令，人们还是会按照习惯采用虎子的叫法。晚唐诗人陆龟蒙有诗：“唾壶虎子尽能执，舐痔折枝无所辞”，将虎子与与痰盂相提并论，用奉溺器的行为与舐痔的典故来批判阿谀奉承的做派。

同时，还有另一种避讳称谓，宋朝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中对此有所记载，“唐讳虎，改为马，今人云厮马子是也”。但也有说法认为“马子”是女性所用溺器，与男性所用兽子并存。在百兽之中挑中马来作为便溺器的代称，与以往对虎的“厌辱”之情略不相同。据考证，中国自古存在用马来隐喻女性的文化传统，起初是将美女与骏马并列，如在霸王项羽的故事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之；骏马名骓，常骑之”，用来衬托英雄形象。不过随着低俗取笑意味的流行，将女性与马相提并论则包含着对女性的贬低之意。

在唐代，马子和兽子并非一统夜壶的天下，还有一些便溺器不循旧例，将其作为壶形，如宋人陶谷在《清异录·器具》中收录，“溺器曰夜潴，见于唐人文集”，这也是如今夜壶这一说法的起源。

2、宋代“马子”更为流行

到了宋代，人们渐渐不再使用“兽子”的说法，“马子”这一称谓失去了性别指征的含义，愈加流行。“马子”从家用私物变得更加上台面。堂而皇之地作为商品走上集市，据宋吴自牧所著《梦梁录》记载，临安的市场上就有“马子”作为“杂货”品类进行买卖。宋代的五大名窑和六大窑系标志着我国古代瓷器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繁盛的时期，马子也基本为瓷制，也有少量的铜器、漆木器。

宋代古代瓷器发展到空前繁盛的时期

南宋开始，兴起了“马桶”这种器物，在《梦梁录》中，有“杭城户口繁多，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有马桶”的记录，说明在当时的杭州，人口繁多，家家户户多用马桶取代坑厕。马桶，形为带盖的便桶，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动物元素，也被叫做“便桶”、“净桶”，但仍然有人保留习惯继续称之为“马子”。马桶自南方兴起，又因其方便性传播至北方地区。

3、明代以后的多种命名

“马子”一名最为源远流长，广为使用，明代依然沿用，或者改称为“厮马子”。除此之外，也从原来的习惯中继承了“虎子、兽子、夜瀦”的称谓，还有一些时兴的新叫法，诸如“虎枕”、“尿鳖子”等。因为此时的夜壶多为马形、虎形或鳖形，所以“尿鳖子”同虎子、马子一起流行。

在世情小说《金瓶梅》中，还出现了“杩子”的叫法，春梅在骂秋菊时说“屋里放着杩子，溺不是”。“马”带上了木字旁，可能与马子采用木制有关，此类叫法的器物则偏向于“马桶”了。历经明清至民国，人们也还执着地使用着马子的叫法，同时因其鄙俗的文化暗喻，又渐渐被文人雅士抛弃，转而采用较为含蓄的“夜壶”这一新名字。

世情小说《金瓶梅》中，还出现了“杩子”的叫法

总结

夜壶，这一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器物，也有自己复杂而悠长的演变史，在漫长的岁月中几经改名，不管是因其形状命名，或是来源于相关的文化典故，还有根据其功能称呼，都反映了每个阶段人们的习惯和偏好，会受到政治礼制的约束但民间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夜壶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物事，在追溯古代文明的庞大图景中，也不必因其特殊的功能而采用别样的眼光。在现代文明中，有些地区仍然保留着使用夜壶的习惯，而且手提式、便携式如厕器物对于照顾病人和残疾人也有重大的意义，古人的智慧为我们所沿用与传承，继续为当今社会带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