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稳||蓝 田三川哺育我成长之汤浴川

蓝 田 三 川 哺 育 我 成 长

黄 平 稳

蓝田县域內的汤峪川、焦岱川和蓝川三个川道，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历史悠久 ，人文荟萃。这三川是蓝田的粮仓，也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和阶梯。无论我走到哪里，也无论我活多大年纪，思乡念乡爱乡谢乡之情，永远都不会消减。

《汤峪川》

汤峪川因汤峪河流经而形成。汤峪河发源于蓝田县汤峪镇秦岭山脉之一的月牙山北坡。东有铁冠山，西有太兴山。汤峪河沿途山高水深，土肥林茂。汤峪河的河水自南而北依次流过汤峪镇的汤峪河村、塘子村、高堡村、张坡村、尖角村、洪寨村、马塬村、聚庆村、石门村、联丰村等村庄，在长安区魏寨街道耶柿坡村与焦岱河交汇，形成浐河水域的上游水资源。

汤峪镇地处蓝田县西南部，距县城25公里。辖区东西最大距离8公里，南北最大距离25公里，总面积148.44平方公里。汤峪镇下辖26个行政村，镇政府驻塘子街。汤峪镇的许多村庄都积淀着悠久的历史文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塘子街的汤峪温泉。

汤峪温泉位处塘子街村南边，距西安市40公里，名列“蓝田八景”之一。古称“石门汤泉”，我国老一辈矿泉专家及中国第一部矿泉学专著《中国矿泉》均称汤峪温泉为“天下第一名汤”。史有“桃花三月汤泉水，春风醉人不知归”的美誉。因和眉县的汤峪温泉东西相对，故称东汤峪温泉，也叫东汤峪矿泉。

早在公元627年，当地群众就挖塘修泉进行沐浴，名曰“五女疗养胜地__东汤峪温泉”。汤峪温泉历史悠久，始于汉朝，鼎盛于唐朝，是历代皇家沐浴之地。汉代建有闻名于世的“皇室御汤院”，汉昭帝刘佛陵把石门汤水赐给其姐盖长公主沐浴之用。地处石门关的汤峪温泉曾是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最早沐浴的地方，因此人们把汤峪温泉确定为皇室沐浴之源，世界温泉沐浴发祥地。史书记载：“明皇时赐名大兴汤院，并扩建五汤曰：融雪、玉女、涟珠、漱玉、濯缨”，分别供官绅、军人、妇女和平民淋浴。唐玄宗李隆基将汉代沐浴文化发扬光大，在大唐盛世时期泡汤、沐浴文化对世界开放，使中国的休闲沐浴文化传播至日本、东南亚等国。

大兴汤院在明代曾被洪水冲毁，清初复建，但只有房舍十数间，规模很小。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曾带我在汤峪河里的露天温泉和简易浴池里洗过澡。1956年建成陕西省干部疗养院，兴建大小浴池114个，设病床332张，占地面积约六十亩。现日出水量一千吨，水温58--62摄氏度。温泉含有硫酸钠、镁、钙等20种矿物元素，可治疗皮肤病、风湿病、关节炎等30多类、105种疾病，疗效明显。我曾经患过风湿性膝关节炎，也是在汤峪疗养院洗疗好的。每临盛夏，这里更是成为远近闻名的避暑疗养胜地。临潼华清池、蓝田东汤峪、眉县西汤峪这三地温泉，就像颗颗明珠一样，镶嵌在秦岭北麓东西向的构造断裂带上，出口最高水温依次分别为43、62、60摄氏度（1987年陕西省地矿局第一水文队曾在眉县钻出一眼自流高温热水井，井口水温高达70摄氏度），成为八百里秦川大地上十分珍贵的地热资源、矿泉资源和旅游资源。

尖角村的考古发现。

2019年9月24日，根据当地村民上报在汤峪河发现“史前巨兽”骨骼化石的线索，陕西自然博物馆和西北大学的专家亲临现场勘察核实，在尖角村汤峪河道边发现了一批中世纪时代的古生物化石，其中有一块犀牛下颌骨化石保存得较为完好。经初步鉴定，这些古生物化石距今约500万到800万年，属于中新世晚期。

本次发掘到的犀牛等化石 是继2012年焦岱镇发现此类标本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这一考古重大发现说明，在几百万年以前，蓝田或者关中地区，这里曾经生活过犀牛，有它的骨头作证，它们大概生活在一个植物茂盛、水体较多的自然环境。据此可以推测在远古时期，西安地区曾为热带或亚热带气候，气候温暖湿润，植被丰富，水源充足，很适宜犀牛等大型动物在此生存。专家称，尖角村这次考古发现，对于研究陕西生态变化有重大积极作用。

“红窝子”高堡村。

塘子街北邻高堡村的薛平福，曾在蓝田县城国立高级小学读书时与王钧治相识并成为朋友。1927年6月，中共蓝田特别支部成立不久，国立高级小学內也成立了蓝田县城支部，王、薛二人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出于从事革命工作的需要，王钧治化名叫汪锋，薛平福化名叫薛汉杰。蓝田特支曾秘密通知薛汉杰“按时参加渭华工作”。1928年初，薛汉杰动员家族同门薛云务、薛缠福前往参加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 三人又回到了高堡村。

1928年9月 受国民党陕西当局搜捕的汪锋离开老家到高堡薛汉杰家避难。汪锋因淋雨发烧而生病，薛父薛建义在自家的二楼上铺了芦席，让汪锋隐蔽起来，并到野外采集中草药给汪锋治病。薛母王改娃每天给汪锋送水送饭，晚上薛汉杰就陪汪锋住在楼上。五天后，汪锋的病情逐渐好转，薛汉杰约同村长韩凤魁一起，将汪锋秘密送到白鹿原上。为感谢薛汉杰父母的照顾和帮助，汪锋曾给薛汉杰父母写下感谢的文字：“叔婶：楼上五天五夜，无微不至，本人终身难忘。”如今汪锋避难的这所老房子还在，三间瓦房，土木结构，二楼由木板建成，十分破旧，门上“宁静致远”几个字依稀可辨。二楼上还保存着汪锋躺过的芦席。

1930年，汪锋曾秘密通知薛汉杰，要在他家召开“蓝西党”（即蓝田县城蓝关镇以西的党组织）会议。1931年，中共蓝田县工委负责人汪锋又通知薛汉杰在康禾村参加紧急会议。这些会议通知等资料被薛汉杰用油纸包好，完整保存在他家二楼上的一个箱子里。

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经过汤峪镇时，薛汉杰受党组织指示秘密配合红军过境。当时薛家两边住满了红军，红四方面军的总部就在他家，许多红军战士进进出出汇报工作。第二天，红军离开时，他们蒸了两大筐馒头送给红军，让他们带上作干粮。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薛汉杰在麟游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第11师，参加了解放兰州战役，曾立功受奖。薛汉杰在参军前一直是蓝田地下党的联络员和交通员，他家一直是蓝田地下党的交通站。这些红色故事和红色遗址成为“红窝子”高堡村世代流传的红色资源，弥足珍贵。

“戏窝子”肖家坡村。

肖家坡村位于秦岭北麓浐河上游之畔的古汉唐皇家“上林苑”的中段，东依八里塬黄花岗与汤峪为邻。该村是西安东南部第一大村，历史渊源久远，文化底蕴深厚。无论是戏剧、社火、书画、杂艺都具有一定规模，素以“文化村”著称。特别是该村的社火，不仅引领全镇，在全县乃至长安区、西安市都很闻名，已被列为西安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投入切实保护。

肖家坡的戏曲发展也十分兴盛，被称为“戏窝子”。该村至今还完整保存着建于道光六年（1826）农历八月二十三的秦腔戏楼，这个戏楼也是现存的关中地区最古老的秦腔戏楼。肖家坡村秦腔戏曲底子深厚，演唱人才众多，蓝田县秦腔剧团早先就是以肖家坡村秦腔剧团为班底成立的。该村演武生的肖新武，后来就成为蓝田秦腔剧团演武戏的台柱子。在肖家坡村的示范影响下，汤峪川道逢年过节（春节、正月十五、阴历二月二等）唱秦腔、耍社火蔚成风气。我从小就在汤峪川道的陈家沟、聚庆、石门、高堡等村看戏看社火，但这些村子都是临时搭台唱戏，没有肖家坡那样长期保留的固定戏楼，社火也没有肖家坡村的规模盛大。肖家坡村的秦腔、社火，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影响广泛。它被誉为“文化村”、“戏窝子”可谓实名归，有口皆碑。

生我养我的赵家扁村。

赵家扁村的“扁”字，原本是左边土字旁加右边一个扁字的合体字，当地人一直都这样写。但《新华词典》和《四角号码新词典》均未收入此字，一般在电脑、手机上用现有输入法也打不出此字来，只好用“扁”字取而代之。原字是指长条形的低平地。从赵家扁到王家扁到郭家扁再到梁家扁，都是这种东西窄南北长的长条形村庄，倒是很切合原字的本义。

赵家扁村位于汤峪川道中部，行政上现归焦岱镇管辖。西焦（西安__焦岱）、蓝汤（蓝田__汤峪）公路从村南边穿过，交通方便，自然条件优越。背靠桃花岭，面对汤峪河。老人们常常自豪地称本村是“背后一片平，眼前一片明”。“一片平”指的是崖上一马平川的旱地;，“一片明”指的是沿汤峪河东岸修建和展布的稻田，都是种植小麦、玉米、谷子和水稻的良田。

赵家扁村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生于1945年9月，适逢抗日战争刚刚宣布取得胜利，父亲便给我取名叫“平稳”，希望今后能过上和平安稳的日子。父亲是焦岱鼎湖学校高小肄业生，在本村同辈人中算是个“文化人”。他识文断字，能写会算，在村里当过农会主任，初、高级社会计，村长，村党支部书记，享有较高的威信和声望。

父亲是我学文化的第一个老师，也是我成长过程中的第一个领路人。我刚一入学，父亲就送给我一个他自制的红色硬皮小本子，里面纸是写给上三、四年级的大哥哥们一段话，让他们督促我用心学习，不要贪玩。我初上小学，父亲便教会我认字，读数，计算，打算盘。父亲毛笔字写得端正刚劲，每逢春节他就动笔给本家和左邻右舍写春联，也教我学写毛笔字。在校上学时，我和同学宿进礼常常在同一块水牌上进行写字比赛。我们俩一人写一字，然后持牌让高年级学生给我们打分，分出高下。我俩经常互有胜负，但每当最后决赛时，我就写一个繁体的“動”字，总能获得最终胜利。

父亲是个戏迷，他也经常带我去汤峪川几个大村子看秦腔。有年冬天，他带我到邻村陈家沟去看秦腔《别窑》，我看不到台上演员，父亲便将我架在他的脖子上看。寒风凛冽，雪花飘飘，男扮女旦哀婉凄厉的唱腔催人泪下。我们父子二人冻得够呛，但却不退场，依然看得津津有味，直至戏终人散。在汤峪川秦腔戏曲文化的熏陶下，我从孩童起就陆续学会唱许多著名秦腔唱段。比如《二堂舍子》[唱哭音二六]的“刘彦昌苦得两泪汪”唱段，《五典坡.别窑》[唱苦音慢板]的“王宝钏在寒窑自思自叹”唱段，《别窑》[二导板]薛平贵的“窑门外拴战马哭声不断”唱段，《三滴血》[二六板]的“祖籍陕西韩城县”唱段等。从小看戏学唱，使我逐渐成为了一个秦腔迷，至今情有独钟，兴趣不减。

父亲自小失怙，未及弱冠之年即成家立业，独挑全家生活重担。他早熟自强，干各种农活都是行家里手。我虽然是家里的长子，但父亲对我却不娇生惯养。为了培养我的劳动技能和自立能力，父亲带我教我从青少年起就参加各种农业生产劳动。从送秧、插秧、“捞稻子”（给稻田除草）、“压摆子”（让稻田通风透光）到寒冬腊月“拾河滩”（撬石垒堰，自造稻田），从锄地、扎地到拉犁耕地，从掰苞谷、割麦子到碾场扬场……几乎没有我没干过的农活。我曾一个下午割完自家四分地的麦子，连父亲都感到惊讶。我给生产队割过牛草，饲养员称量后记账转换工分。母亲带我跟妇女社员一块在田间劳动，干一天给我计六分工分。但积少成多，也是我给生产队和家里的一点贡献。我还利用暑假在桃花岭上割柴禾，晒干后在我家院子里堆成一个高高的柴集子，足够家里烧用三四个月，得到母亲的夸奖。

父母亲的养育之恩集中体现在让我衣食无忧、健康成长上。从学前儿童到高中毕业，我穿的单衣棉服都是母亲亲手纺线、织布、染布、裁剪、缝制的。母亲是家里最早起床、最晚入睡的。天还未亮，母亲就烙好了锅盔，让我一早上学就有馍吃。她擀得一手好面，做得一手好饭。无论熬粥、焖米饭还是做各种面食，都做得美味可口。她能做几十种面食，譬如碎面、方片面、棋花面、裤带面、油泼面、臊子面、糊涂面、浆水面、菠菜面、粘面、凉面、米面、苞谷糁面、加麦面、饸饹面、瓤皮、煎饼、麻食、馄饨、饺子、搅团、鱼儿、醋溜粉、玉米面凉粉等，并且经常变换花样，不让我们连着吃重样饭。三年困难时期，父母亲忍饥挨饿，吃糠咽菜，父亲因缺营养而导致浮肿。即使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家里也没有让我因断粮而辍学。衣食父母，恩重如山，没齿不忘。

小学的快乐时光。

赵家扁小学地处村子最北端，相邻的赵家扁、王家扁、郭家扁三个村子的适龄儿童都在这里上小学。小学原本是一座庙宇，我入学时教室后面还立着几个神像。小学只有一名年逾半百的老教师，他叫魏鹤龄，一人带四个年级的语文、算术课。在学前启蒙教育和魏老师的循循善诱下，我很快就成为一个识字多、读书快、计算准、成绩优秀的好学生，颇受魏老师的偏爱。在我上小学二年级时，魏老师有次在黑板上连续写了“99999”五个数字，然后他让几个三、四年级学生一口读出来，但他们都读不出来;魏老师便点名让我起来读，我一口气报出是9万9千9百9拾9，老师微笑地予以嘉许。原来，大哥哥们是从左向右读，一下子便被这一长串数字懵住了。我却是从右向左数位数依次为“个、十、百、千、万”，所以就一口气报出了正确读数。每当周末，陈家沟小学老师就来找魏老师玩，魏老师就叫我和郭增让同学陪同，四人围桌打扑克，我俩俨然成了魏老师的得意门生。1966年11月初，当他得悉我在首都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并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消息后，已经退休多年回老家的魏老师，专程赶到赵家扁村向我父亲表示祝贺，讨喜酒吃，并以他能培养出我这样的学生而自豪。

小学阶段的学习是很轻松愉快的，除了到三年级后要写周记以外，基本没有课外作业。课余时间除了体育锻炼之外，就是娱乐、游戏和玩耍。魏老师的妻子不是任职教师，但懂音乐，会吹口琴，拉手风琴，课余义务教我们学唱歌。到了夜晚，我们一帮子同学聚在魏老师夫妇的住屋里，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歌唱二小放牛郎》、《我们的田野》等动人歌曲，他拉手风琴给我们伴奏。那优美抒情的旋律，充满画面感的歌词，让我们真切体验到音乐之美妙，歌唱之欢乐。

小学阶段的课外活动花样繁多，不胜枚举。有的纯粹是游戏，比如捉迷藏，狗撵兔，狼吃娃，跳房子，踢毽子，滚铁环 抽噶牛（陀螺），拍洋画，蹦弹球，打皮球等，没有什么讲究，只图玩个开心;有的是强筋壮骨增力量的，比如摔跤，斗鸡，掰手腕等;有的是练习灵巧性和专注度的，比如翻花绳，跳皮筋，自制弹弓打麻雀等;有的是需要开动脑筋审时度势想路数的，比如“丢方”，下棋，打扑克等;有的是锻炼跑跳传投等综合技能的，比如打对抗性篮球比赛等。我最喜欢玩的是“丢方”、打篮球和捉鱼抓螃蟹。丢方要会动脑子，善于把自己的投子快速连结在一起成“方”（方形口字四个角都被自己的投子占有）成“溜”（一条直线上的点位全被自己的投子占有），谁先完成谁先胜。我丢方是个快手高手，三拐两拐就成“方”成“溜”，不仅小伙伴们玩不过我，就是单个大人和我对阵也赢不了我。我喜欢打篮球的爱好几十年保持不变，上大学时我的后撤步投篮和边线侧身勾手投篮相当高效，曾经得到政治辅导员老师的夸奖。到地质系统工作后，我又迷上了投三分球，最高记录曾经达到围绕半圆形三分线外十投十中。我迷恋到汤峪河里捉鱼抓螃蟹。抓到螃蟹我们可以烧着吃，蟹黄和蟹腿肉都是鲜香可口的美味。抓到鱼我们却不会做，有一次抓了一瓦罐鱼，只好白白送给在我村烧砖瓦的外地师傅。五花八门的课外活动，使我的童年生活过得无比快乐和幸福。

作者简介

黄平稳，1945年9月出生于蓝田县焦岱镇赵家扁村。1962-1965年就读于蓝田城关中学高65届乙班，1965-1970年就读原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地质学专业。1970-2000年先后在陕西省地矿局系统工作，历任队宣传科长、局宣传处 、法规处副处长，获高级政工师职称。2000-2005年任陕西省国土资源厅调研员，退休后曾被聘为厅政策法律顾问。1983年被授予陕西省地质局优秀政治工作者称号。1989年12月荣获中共陕西省委颁发的“陕西省优秀宣传工作者”称号证书。1976-2005年为队、局、厅撰写各类总结、报告、文件、法律文书数百件，在中央、省部、地市级报刊台视上发表新闻、言论、散文、杂文、论文等作品七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