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策复活、衣冠南渡，两晋之交的江东为什么会成为香饽饽｜文史宴

文/晴明

永嘉南渡之前的江东并不太平，由于江东士族非常强大，西晋在江东的统治浮于表面，这些士族的态度将会是任何势力统治江东成功与否的关键，无论是造反的陈敏、忠君的周馥，还是割据的司马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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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的老爹是个牛人

司马睿此时驻扎下邳（pi，一声），也就是今天徐州市东南方向的古邳镇，距离市区60公里，开车一小时即可抵达。这个地方最早是那位讽齐王纳谏的邹忌封地，因为他被封为下邳成侯，该地得名下邳。

下邳地处苏北平原，通过穿城而过的泗水连接北面的黄河，南边的淮河两大水系。早在汉末三国时期，它就是南北势力运输粮草、物资，集结兵力的枢纽之一，为兵家必争之地。

泗水浩浩荡荡，孔夫子就曾站在泗水边慨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三国时期，下邳为吕布占据，曹操久攻不下，掘泗水冲击下邳城，吕布投降被杀，史称“水淹下邳”。

下邳再往南不到百里，就是淮河一线。这里更是南北争夺的主战场。北方的势力想要统一天下，必然要越过淮河南下。南方势力想要进取中原，也往往以淮河一线为跳板，在此囤积粮草、兵力。

即使为了自保，南方势力也往往争夺淮河一线，作为长江防线外的第二道防线。历史上曹魏与东吴的对峙、蒙古与南宋的交锋，都在淮河一线展开。

眼下匈奴势力不断南侵，早晚都会进入淮河一带。

司马睿此时的头衔是徐州监军。魏晋时期，一州的最高军事长官是都督，监军次之，负责监督军纪。但此时徐州都督由司马越自领，司马睿在徐州军事上并没有话语权。一旦匈奴势力南下，司马睿无力自保。

更重要的是，司马睿此时受司马越节度，一旦他和琅琊王氏圈地割据的私心暴露，必然遭到司马越讨伐。司马越阵营的主将苟唏就驻扎徐州北边的兖州，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西南方向。随时可对徐州用兵，司马睿无力抗衡。

因此徐州对王导等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就在他们迟疑不决之际，王旷终于出现了。

不论是在琅琊王氏中，还是在历史上，王旷都是一个不被接纳的局外人，唯一可能为人所知的是，他是书圣王羲之的亲身父亲。

但历史和后人都严重低估了他。

王旷此时刚刚32岁，但早已转战南北，从政资历甚至超过了王敦和王导。他最早在皇帝司马衷身边担任侍中一职。在任何权力谱系中，都是越接近作为权力核心的皇帝本人，权力就越大，即使像宦官、皇后这种无官无职的人都因为能够直接影响最高领导人而获得话语权。

侍中就属于这样一个职位，能够直接陪在皇帝身边，在国家大事上出谋划策，这个职位的权力巅峰期几乎等同于宰相。唐代仍然延续了这个传统，唐玄宗时期曾将这个职位名称改为“左相”，也就是左丞相。

西晋末年，皇帝大权旁落，王旷陪在司马衷旁边掌握不了什么实权，但能官居此位，至少说明王旷在西晋官场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和人脉资源。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人脉就是司马越。

八王之乱后期的305年，王旷被司马越任命为丹阳郡太守。

这个任命的背景是这年8月，扬州刺史曹武与原来的丹阳太守朱建不和，并将其杀害。而丹阳所管辖的包括南京在内的11个县，是整个扬州的核心地带。朱建被杀后，丹阳政坛动荡，司马越急需一个骨干前去协助曹武镇守扬州。

他选中了王旷。

如果王旷能稳定扬州，那后面的一切历史都可能改写。

但历史在冥冥之中似乎有自己固定的轨迹。

王旷8月去南京担任丹阳太守，12月，西晋将军陈敏在扬州发动叛乱。王旷战败，逃回徐州，来见王导等人。

根据《语林》的记载，王旷来到家门口的时候，却被家族拒之门外。原因之一可能是王旷与王导等人原本就不亲近。史书上关于王导、王敦两堂兄弟交往的记载极多，但很少有他们与王旷之间的交流或者书信往来。

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在王导、王敦看来，王旷是司马越的人，而他们现在正密谋脱离司马越阵营，绝对不能让王旷知道。

于是就出现了故事一开始的那一幕：

王旷扒在墙上，朝屋里喊话：“如今天下大乱，你们是否在搞什么阴谋？”说完转身就走，声称要去告官。

王敦等人害怕，只能让他进屋，并透露了这次家族会议的主题。

王旷于是提出了他的计划：

南渡江东。

也就是举家南迁，占据东南方向的扬州。

也许此时的所有人，甚至是王旷本人都意识不到，这个计划不仅改变了琅琊王氏的命运，更决定了整个天下的未来。

王羲之和他爹王旷都是牛人

十多年后，琅琊王氏和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成为东汉末到隋唐初400年乱世中，坚持时间最久的争权。琅琊王氏也跃升为与皇权平起平坐的门阀，百年不衰。

后来的历史大多把“南渡江东”的功劳都算在王导身上，但其实第一个提出计划，并推动执行的是王旷。

这确实是一个诱人的提议，但也极其危险。

王氏一族的根基在徐州琅琊，他们世代任职北方，所有的政治资本，包括庄园等经济资源都在中原。一旦南渡，几乎是一清二白。而江东被本土世家大族把持，琅琊王氏作为外来者必然遭到排斥。

最重要的是，江东刚刚经历了西晋将军陈敏的叛乱，正是兵荒马乱之际。

但王旷不以为然，作为陈敏之乱的亲历者，他更了解江东局势。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陈敏的叛乱，让他看到了琅琊王氏立足江东的可能性。

不合时宜的孙策再世

陈敏出身寒门，原本只是一个在洛阳管理仓库的小官，但有敏锐的眼光，以及蓬勃的野心。

早在八王之乱开始的301年，司马氏诸王混战，陈敏就自告奋勇，去江东筹集粮草。事后分析，他的主要目的极可能是躲到江东，避免被卷入中原混战。在这之前，后党、藩王之间已经打得不可开交，执政者走马灯一样不断替换。

看不清形势的人前仆后继地选边站队，试图火中取栗，但大多沦为炮灰。但陈敏的头脑足够清醒，主动离开了是非之地。

他先从洛阳南下合肥，再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市。这两个地方都位于长江沿岸，既方便北返，又能渡江南下，属于可进可退之地，便于观望形势。陈敏在这两个地方都是担任度支一职，负责粮草的收集、转运，因而掌握了一支督运粮草的军队。

乱世之中，手中有了军队，就有了立足的根本。

两年后的303年，长江上游的荆州发生叛乱，叛首石冰带着一支军队顺江东下，很快就攻占了扬州，也就是江东之地。

此时的陈敏在寿春运粮。寿春位于淮河南岸，连接南北。两汉三国以来，都是扬州都督的驻地。此时的都督刘准见石冰势如破竹，不知所措。但陈敏再次自告奋勇，要用几千督运粮草的水军前去讨伐石冰。

刘准并不看好这个计划。

但陈敏说：此等本不乐远戍，故逼迫成贼。乌合之众，其势易离。

叛军的老家都在上游的荆州，并不愿意在异地他乡作战，都是被逼无奈。最重要的是，这些叛军都是为了在乱世自保混口饭吃，并不是死心塌地地要革命。一旦发兵强攻，就能打败这些乌合之众。

这个分析一针见血，刘准被说服。

11月，陈敏发兵扬州，经过短短4个月的征战，陈敏就打败石冰，基本平定了扬州。他因此官升广陵国丞相。广陵，也就是今日的扬州市一带，属于藩王封国。陈敏的广陵丞相负责王国内的日常管理，职权等同于一郡太守。

但陈敏的野心不止于此。

石冰的叛乱让他看出了西晋在江东一带统治的虚弱，当时的北方正卷入司马越和司马颙的大战，两人都无心也无力顾及江东，陈敏隐隐生出了割据江东的心思。

根据《晋书·陈敏传》记载，他把自己的想法偷偷透露给了他的父亲。父亲听后大惊失色，预言说：“将来招致灭门之祸的，一定是我这个儿子。”父亲成功预判了结局，但他很快因病死去，没能阻止儿子走向覆灭之灾。

父亲死后，陈敏离职守丧。

如果他就此远离纷争，或许能保全家族于乱世。但历史的宿命终究无可回避。一年后的305年12月，北方的司马越带大军前去关中与司马颙决战，为了避免被身后的豫州（今河南一带）势力牵掣，他启用陈敏，任其为右将军，前锋都督，并“假节”。

“假”是借的意思，“节”是符节。两汉魏晋时期，皇帝给某个军事将领下达临时任务时候，为了提升他的权威，会把符节借给他用，任务完成之后再归还，因此称“假节”。假节的将领有权在军事行动中处置违反军令的人。

司马越为了拉拢陈敏，不仅给了他假节的职权，还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恭维陈敏“建谋富国，有大漕之勋”。就是说他之前在江南筹集粮草，有力地支援了中原的战争。

陈敏接受了司马越的邀请。他带着部队从扬州往西北方向的豫州，也就是如今的河南一带进发，司马越从北往南进攻。

两人试图南北夹击，但却都败给了豫州刺史刘乔。

失败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但陈敏却在这个过程中有了新发现：原来此时势力最强大的司马越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不可战胜。

于是当司马越继续西入关中的时候，陈敏没有跟随。

他请求东归扬州。

司马越同意了。

回到扬州当月，陈敏就宣布独立。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司马越的势力此刻都集中在遥远的陕西。他的侄子司马虓虽然控制了豫州，但驻军许昌，距离扬州有600多公里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如果司马虓移兵南下，洛阳一带就防备空虚，很可能被北边的匈奴趁虚而入。

陈敏再一次准确地判断了形势。他赶走扬州刺史刘机、南京的丹阳太守王旷，自命扬州刺史，接管江东。他的割据得到了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

陈敏号称孙策复生

但是在他执掌江东1年2个月的时候，也就是307年2月份，陈敏政治举措失当，遭到江东大族抛弃，兵败被杀。

乱世之中，百姓看到的是灾祸，野心家看到的是机会。石冰的叛乱给了陈敏灵感，陈敏的叛乱又启发了王旷。

王旷从中至少得到三点启示：

第一，江东空虚，没有强有力的人物镇守。

第二，江东世家大族愿意推举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守护江东。

第三，陈敏失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出身微贱，政治影响力有限。江东人抛弃他的时候，曾说他是“六品下才”。魏晋时期，出仕人物被按照家庭出身、能力、道德被划分为九个等级，一品最高。陈敏是六品，足见出身低微。而司马睿作为藩王，出身与政治影响力都远超陈敏，更何况他背后还有琅琊王氏的支持。

有鉴于以上三点，王旷大胆提出了南渡计划。

关于陈敏之乱的详情，可以看大司马此文：

费尽心机的南渡

历史上没有记载王导等人说服司马睿南渡的具体过程，但这不会是一个难题。

司马睿在司马越阵营中只处在权力的第二梯队，真正被司马越重用的是他的三个亲弟弟，以及手中握有强兵的苟晞、王浚。司马睿如果继续驻扎徐州下邳，既难以掌握大权以自保，还有可能给司马越陪葬。

真正的难题是如何说服司马越，让他允许司马睿携王导等人南下江东。

此时的司马越在外面对匈奴压力，在内面对新皇帝和群臣围攻，正需要凝聚联盟力量以自固。一旦南渡计划被视为脱离联盟的自保行为，司马睿和王导等都有性命之忧。

这也是为什么《晋书·王导传》中写王导与司马睿“潜有复兴之志”。“潜”是私下、偷偷的意思，他们不敢在司马越面前暴露自己的野心。

但这年初发生的一件事给了他们机会。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307年2月，平东将军周馥，代替将军刘准镇守寿春。

周馥出身汝南（今河南驻马店）周氏，为当地大族。周馥为官刚猛正直，嫉恶如仇。面对乱世，有匡扶天下的大志。司马越在305年建立自己联盟时，推荐周馥任中领军，以示拉拢。

中领军是宫廷禁军将领，关系重大。曹魏时期，司马师就曾凭借着担任中领军的便利，协助父亲司马懿发动政变，诛杀曹爽。

但周馥断然拒绝，他向来不满司马越挟天子以令诸侯。

现在周馥担任扬州都督，出镇寿春，对司马越来说就构成了巨大威胁。

寿春在今天安徽寿县，位于淮河南岸，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所在。寿春向北，可通过淮河对面的颖水联结中原腹地。向南，下合肥，入长江，可攻东南腹心。历来是南北交战的核心战场。

曹魏、西晋都在寿春驻扎大军，作为向东吴用兵的基地。而南方的东吴孙权想要统一天下，就必须向北突破寿春城。

周馥控制了寿春，就能影响整个江东。

司马越需要一个人去江东牵制周馥。

这就是司马睿和王导的机会。

司马睿南渡后最终实现了鸟枪换炮

王导等为此制定了一个详细计划，分三路说服司马越。

第一路是王旷，他曾受到司马越重用。他熟悉江东形势，可以向司马越说明，司马睿南渡江东有助于掣肘周馥。同时陈敏死后，没有人能从南方为司马越筹集粮草、物资。司马睿可以担当此任。他在下邳时就是负责转运粮草。

第二路是王导，他会通过同事裴邵说服司马越的妻子，让她帮忙吹吹枕边风。裴邵出自与琅琊王氏齐名的河东裴氏。司马越为了拉拢裴氏，娶了裴邵的妹妹为妻，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裴妃。此时裴邵在司马睿府中主管政务，位置还高于王导。

王导与他私交深厚，通过他让司马越的妻子帮忙说情。几年后司马越死于战乱，裴妃沦为奴隶，辗转多年才到了江东投靠司马睿。司马睿念及她当年说情之恩，待她极厚。

第三路是王敦，他去跟族兄王衍说明南渡江东对家族的意义。王衍是司马越左膀右臂，整个琅琊王氏中，就属他最有可能说动司马越。

虽然王衍并不认为西晋已经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但是将家族中的一支势力提前安插到江东，符合他一贯的投机主义作风。

关于王衍，有这样一条记载：

早在八王之乱前期，当贾南风跟太子党争斗时，王衍将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太子和贾南风的侄子。后来太子被囚禁，通过妻子向老丈人王衍求救。王衍不仅视而不见，还令女儿跟太子离婚。

王衍虽然没有太大政治作为，但至少明白狡兔三窟的道理。

公元307年7月，在三路人马的请求、暗示、怂恿下，司马越终于同意了南渡计划。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

南渡计划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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