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从线下到线上：中国单身母亲在人际关系和网络环境下的不确定性管理研究

作者：

Kai KUANG（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Xiaoman ZHAO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Iccha BASNYAT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

Tianping HE（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原载于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22年5月

【研究缘起】

做一名单身母亲在任何文化背景下都是具有挑战性的。 现有研究发现，无论是离婚、未婚还是丧偶的单身母亲都面临自尊贬损和社会孤立的风险，需要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痛苦，进而可能产生愤怒、受伤、自责、羞耻等负面情绪（Hung et al., 2004）。 由于单亲家庭背离了“理想”家庭图景，女性可能被认为是将自己的孩子置于没有父亲的生活，从而对单身母亲的“好”母亲身份构成威胁（Graham, 2018）。 此外，单身母亲需要应对独自抚养子女、经济压力、处理与孩子父亲的关系等各种挑战，往往感到更多压力和不确定性（Hertog, 2009）。

在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离婚、未婚和离异单身母亲在寻求信息和社会支持时可能面临多种困难和不确定性。过往研究发现，家庭和社会支持是单身母亲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重要资源。尽管过去十年间离婚率逐年上升（Anderson et al., 2012），传统价值观对家庭的强调仍然深深植根于社会。儒家文化重视家庭在社会构建中的作用，强调秩序和自律的价值（Jeffreys, 2006），而离婚和未婚生育则是不可取的、不被鼓励的选择。尤其是对于婚外生育，社会上仍然存在污名化的现象。这些社会压力可能会阻碍单身母亲向他人寻求信息或社会支持，然而，现有文献尚未对中国单身母亲在应对不确定性和挑战时的信息寻求行为进行研究。

【TMIM理论在社会文化情境中的应用】

动机信息管理理论（Theory of Motiv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Afifi & Weiner, 2004）认为，重要问题或重大决策往往会引发不确定性，当个体感受到的不确定性与期望不一致时，会产生不确定性差异（uncertainty discrepancy）。例如，个体可能对某个重要问题已经有了一定了解，但他/她仍有可能需要更多信息，这时就会产生不确定性差异，进而驱动个体的信息管理决策。具体而言，个体信息管理决策包括三种：寻求信息、回避信息、对信息需求的重新评估。个体在进行决策时会对预期结果进行评估。当信息寻求过程是简单、直接、安全的，个体可能会去获取更多信息；而当信息的寻求耗时费力、甚至可能带来暴露自身隐私的危险时，个体可能更倾向于采取回避或重新评估的策略。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单身母亲从家人、朋友和网络资源中寻求信息时，可能会面临回避、质疑、谴责等风险，对于预期结果的负面评估可能会阻止她们去主动寻求信息。

动机信息管理理论（Theory of Motiv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MIM）被广泛用于健康领域的各个场景，用来解释个体在面临重要的、敏感性健康问题时的信息管理决策(如Dillow & Labelle, 2014；Rafferty et al., 2015)。但是整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个体行为，缺乏对社会、文化等情境要素的关注。如前文所言，单身母亲对健康信息和社会支持的搜寻受到社会氛围和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而这些要素也可能是她们由线下转向线上寻求健康信息和健康支持的重要原因。因此，本研究将社会文化因素加入TMIM理论，从而更好地理解在社会禁忌背景下个体的健康信息决策行为。

当前，社交网络与线上社区的发展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众多方面，在满足个体信息需求方面提供了更多选择与可能。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用户使用新媒体获取健康信息，寻求情感和社会支持。特别是对于被边缘化和污名化的群体而言，互联网的匿名特性可以让个体相对安全地获取信息和支持而不必担心暴露自己的隐私或身份（Niezen，2013）。因此，我们将TMIM理论放置在家庭、朋友和在线社区三个场景中，考察中国单身母亲的信息寻求和社会支持寻求行为，并在模型中加入了文化规范(cultural norm)和感知污名(perceived stigma)，检验社会文化变量对个体信息寻求行为的影响。

【研究方法】

研究通过微信群收集两个波次的纵向调查数据（n1 = 605, n2 = 226）。考虑到话题敏感性，本研究与北京“一个母亲”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合作进行问卷发放和数据采集。“一个母亲”成立于2015年，是经北京市民政局注册、为独抚母亲（因未婚、离异和丧偶及其他原因独自抚养未成年孩子的女性）提供心理赋能和生活助力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目前在微信上拥有40多个小组，超过3万名成员。与该组织的合作也帮助研究者更好地核实参与者作为单身母亲的身份。

问卷招募信息通过“一个母亲”发放到微信群。第一次调查问卷的参与者在4周后被邀请参与第二次调查，报告他们在过去4周内的实际进行信息寻求、回避以及直接/间接寻求社会支持的经历。在原有TMIM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基于现有文献设计两个新的测量指标。其中主观文化规范是指受访者感受到的周围人对于单身母亲的普遍看法（Azjen & Fishbein, 1980)，共包含三个问题（例如，“大多数对我很重要的人认为我不应该成为单身母亲”)；感知污名指受访者在社区中感受到的有关单身母亲的污名（Hong et al., 2020），共包含11个问题（例如，“我觉得如果我向社区的人透露自己是单身母亲，他们就不会再和我说话了”)。

【结果和讨论】

结果表明，TMIM模型在家人、朋友和在线社区三个场景中均呈现良好解释力。将文化规范和感知污名两个变量加入现有模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单身母亲的信息管理决策。其中，有关单亲母亲的文化规范导致单身母亲的不确定性差异和负面情绪，也就是说，当个体感受到的有关单身母亲的社会规范越负面，就越容易感受到现有知识的不足，对额外信息的需求就越高，同时也会感受到更强烈的负面情绪。而感知污名则直接影响信息管理决策。当个体感受到对单身母亲的污名化越强烈，就越倾向于采取信息回避策略。

【理论贡献】

TMIM主要在个体层面分析信息管理决策过程，但是，在敏感性问题的背景下，基于个体行为的理解趋于简化。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公民的健康行为，如对健康信息的搜寻，对健康资源的使用等，受到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如家庭结构，社会歧视，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应当将信息管理和信息决策放置到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在本研究中，我们在现有理论框架中加入了主观文化规范与感知污名两个变量。具体来说，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单身母亲通常被视为一种违反文化规范的行为，因此，主观文化规范可能会导致不确定性差异和负面情绪；而感知污名则直接影响单身母亲的沟通行为。当个体感知到的污名越强烈，越有可能在人际交往中采取回避策略，以及更多地从网络资源中寻求信息。这些发现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处于独特文化背景和社会关系中的信息管理决策过程。

【现实意义】

现有研究发现单身母亲往往在心理和生活层面面对各种不确定性，普遍经历负面情绪和心理压力，非常需要信息和社会支持（Hung et al., 2004; Hertog, 2009）。对单身母亲持否定态度的社会文化规范则可能加剧她们的感知不确定性和负面情绪。为了帮助单身母亲更好地获取信息和寻求支持，创造一个安全、包容的环境至关重要。只有打破偏见、消除耻感，她们才能更好地从家人、朋友等各个渠道获取信息，为个人发展和身心健康赋能。

原文请见：Kuang, K., Zhao, X., Basnyat, I., & He, T. (2022). From Offline to Online: Understanding Chinese Single Mothers’ Uncertainty Management in Interpersonal and Online Contex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