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在中国的碰撞与融合及佛家的中国化历程

中国思想实际上是多种思想体系相互融合与相互影响的结果。

本来在秦汉两代，儒家、道家、法家及诸子百家的思想各显其长、并行不悖，即使被指责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也没有将儒家和儒家书籍全部消灭和烧毁。

秦始皇只是针对儒学研究者的“是古非今”言论采取了粗暴的惩戒措施（超过六十天未自行焚毁家中儒书的人脸上刺记号并罚做苦工，两个人以上谈论儒书的人处决，是古非今的人全家斩首），当这个惩戒措施引起道家方士侯生、卢生等的非议时，又采取了更粗暴的措施，将所有京畿地区（咸阳）的儒家、道家、法家博士3000多人圈禁，调查他们是否有讽刺皇帝的言论，其中罪状确凿的460人被坑杀。

之所以秦始皇因此而背上最坏的暴君名声二千年之久，实在是他的行为得罪了儒学的一群博士之故。

汉武帝刘彻时，公羊博士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建议。从此，除了个别短暂时期，中国的政治思想，定儒家学说于一尊。

这种定于一尊的做法，使儒家学说从此成为思想的正统。但儒家学说通过与政治的结合，也使自己蒙上了世俗的尘埃，孔子思想的光芒，在其后两千多年时间里，逐渐被皇权的淫威所掩盖。

在董仲舒的思想中，本来有着道家的部分观念，但他的“《春秋》大一统”和“立太学”建议，却将道家思想当作邪辟之说，在官方的正统思想中灭息了，此后，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开始分道扬镳。

本来，老子是不耐烦孔子喋喋不休地向人兜售仁、礼学说的，庄子甚至毫不客气地讥讽过孔子“是古非今”的“克己复礼”追求。

后世儒家对道家的非议及排斥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的建议，将孔子学说从诸子百家中孤立起来，失去了与其他思想相互碰撞和影响中而不断拓展的可能性。

而其他各家的思想，在失去了成为官方正统思想的机会后，就只能远遁山林在民间寻找立足的机会了。

而主张清静无为、道法自然的道家及其思想，其实也更适合于在广袤的山林田野之间去施展自己的影响。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已不可考。

作为佛教进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是被汉明帝刘庄派去寻访佛经的中郎将蔡愔等，于公元167年由白马驮载经书、佛像、法器物品等，自西域返还洛阳，并有两位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作陪，明帝就建白马寺安置印度僧人、经书、佛像等。

初入中国的佛教面临一个现实的困难：大量的佛教语汇在汉语中难以进行准确的表达。

不解决这个问题，佛学的思想和佛法理念，便难以为中国人理解和接受。

而译经和理解佛法理念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容易为人们所理解的便是有关佛教中各类神奇的事迹和证明神迹确实存在的法术。

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与同为法术和神迹包裹着的道教一样，成为人们猎奇的对象。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对道教和佛教的那些神迹津津乐道。

直到234年后，公元401年，龟兹国（新疆库车） 高僧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抵达后秦帝国（羌族人建立的国家）国都长安后，佛教才解决了在中国的传播难题。

鸠摩罗什被后秦国国王姚兴任命为国师，在他的主持下，10年中翻译了《般若经》、《法华经》、《金刚经》等74部384卷（一说35部、297卷）佛经，由于他对佛经、梵文和汉语都有较高的造诣，故译文简洁流畅，佛法妙义精准地呈现在中国人面前，一时佛经广为传播，后秦国、后赵国举国奉佛。

为证明所译佛经深得佛法要旨，鸠摩罗什圆寂前誓言：“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燋烂。” 鸠摩罗什圆寂后，姚兴为他举行毗荼仪式，以火焚尸，烟销骨碎，但舌头却没有被烧毁，鸠摩罗什所译佛经的精准性得到了神迹的证实。

与此同时，后秦国的释法显于公元399年前往天竺（印度）学习梵文，历经11年（公元410年）携带11部佛经，自狮子国（斯里兰卡）乘船准备经广州返后秦国的长安，不料飓风将船吹到属于晋国的青岛（此时已经是公元414年），他只好到偏安南方的晋国首都建康（南京）去翻译佛经。

南、北中国同时翻译佛经，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建佛寺、塑佛像、开坛讲经，出家修行等，一时间蔚然成风。

北魏末年时，境内佛寺约有3万多座，僧尼佛徒约200万人，约占北魏总人口数的十六分之一。北周灭佛前(公元577年)，境内有佛寺4万，僧、尼300万之巨。如果加上南中国的晋帝国的佛寺和沙门僧、尼，就蔚为大观了。

那么，到底佛教有什么过人的东西可使深具理性（知性）的中国人信奉呢？

主要是佛学思想和理念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有着共通性和兼容性。

第一，在释迦牟尼的思想中，比较重视人的自我性和自主性，这种自我性和自主性就是佛性，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成败荣辱，决定于自己行为的善恶与努力程度。而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要收获什么，就先要栽种什么。而且，人本质上都是善良的，只要努力都可成为佛，即使曾经有过罪恶，只要潜心改过，也一样可成佛，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第二，万物都有这样的佛性，生命没有贵贱之分，所有的生命都以自己的行为决定自己的命运，今生的行为将影响来世的命运。对今生来说，慈悲之心将帮助每个人超越使自己迷失的原因，所以，不但对跟自己有关系的人要慈悲，对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甚或所有的生命都要慈悲。

第三，人生的苦难和烦恼，是启示佛性的法门，经过修行而抛弃烦恼、抛却名利，是接近佛的必要过程，所以持戒、守戒是必须的；而为了众生的幸福而甘愿领受大苦大难才是真正的觉悟，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可以此超度众生。

第四，人的根基不同，完成觉悟的法门也不相同，一切皆是佛法，一切又不是佛法，因缘聚合，自有妙法，一切不必强求也不能强求；所以无欲、无妄、自然而然的生活是可取的，杀生以自饱、虚妄而僭越，为求富贵而丢失本性，都是要戒的。

不难看出，佛教的思想理念中，包含了大量先秦思想家们探讨和论述的人生基本问题，尤其是它的思辩性，与老子的道德经颇为接近，与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除此之外，佛教还以它对生命的质朴理解及其慈悲之心，感染着善良质朴的中国人，为深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中国人，提供了一条可依靠自身努力与反省而达到人生意义的途径。

当然，佛教的神迹及其大量皈依事迹，也为中国人信奉佛教提供了神秘的吸引力。

实际上，佛学思想在经过早期几百年的传播后，已经吸取了中国思想的精华而开始中国化的转换。

除了思想方面的原因外，魏晋以后中国社会战乱频仍，也为佛教的传播和兴盛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下层人民以非常现实的态度接纳佛教，是希望给自己提供精神上的安慰，他们期望大慈大悲的佛祖能保佑一家人的平安。

在这一点上，与道教形成后在魏晋时期进入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是一致的。

由于佛教也主张虚空无为、不杀牲、斋戒乐善等，似与黄老之学相通，即便佛法的因果报应、行善积德之说，也与道教的守戒聚气、乐善修身主张有近似的地方，因此，老百姓便自然地认为，佛祖及其菩萨、罗汉等，与已经神仙化的老子、庄子、列子、张道陵等一样，都是可庇佑众生的神袛。

所以，中国人既拜玉皇大帝、也拜佛祖，希望生个儿子时去拜观音菩萨，希望发财时去拜财神爷赵公明，而不管他们是由谁任命的。

这种对待宗教的现实态度，与中国人在秦汉以前只有神仙观念而没有宗教生活有关。

现在乍一下有了宗教，也不过是多了很多神仙而已，至于道教和佛教比较重视的斋戒，在下层社会那里基本构不成持戒的困难，反正吃肉的机会一年里就几次，不吃就是了。

但佛教和道教教理上的部分相通，并不能使宗教具有的排他性消弭。

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着多次重大的危机，光是受到来自于帝王的毁灭性的打击，就有四次，被称作“三武一宗之厄”。

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公元408－452年)在长安的佛寺中发现了武器，在支持寇谦之的虔诚的道教徒北魏宰相崔浩的挑唆下，太武帝指控佛教徒与民变领袖共同谋反，下令北魏统治下的北中国焚毁所有的佛家寺庙，和尚尼姑一律处斩。

好在太武帝不久就去世，他的孙子因信奉佛教，公元452年即位后即恢复了佛教的活动。

北魏末年，社会持续动荡，战乱频仍。不少编户民众，或为避苛役重赋，或为躲避战乱，相继投入佛门。

北魏境内佛寺约有3万多座，僧尼佛徒约200万人，约占北魏总人口数的十六分之一，庞大的佛教徒不仅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也对政府的社会治理造成了现实的威胁。

篡位于北魏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公元543—578年），于公元573年召集道士、僧侣、儒官120人，公开讨论佛、道、儒三教教理。

无心向佛的周武帝发表意见，认为三教应以儒为先，道为次，佛为末，而佛教徒不明其意，极力争辩佛教应在道教之上；辩论中，儒、佛两家又指责道教教义虚妄且迷信方术。

这或许使周武帝动了毁佛、断道的决心，遂于次年五月，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并于公元577年灭北齐后，继续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将还俗僧、尼编户。

太武帝、周武帝两次毁佛表明，儒、道、佛三家之间的明争暗斗时时存在，有时甚至很激烈。第三次“三武之祸”的禁佛，就是道士利用不喜欢佛教的武宗皇帝，策划的对佛教的一次宫廷阴谋。

唐朝十八任皇帝武宗李炎（公元815－846年）即位之前，佛教势力已达鼎盛。公元819年，唐宪宗李纯（公元778－820年）敕迎佛骨（二十一世纪重新出土的佛指舍利）于凤翔法门寺，再一次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

对此，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公元768—824年）坚决反对。他以旷世文才做《谏迎佛骨表》上凑宪宗，认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不宜敬奉，应“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韩昌黎全集》卷三九)。

韩愈向来以继承和发扬从尧舜到孟子的道统为自己的使命，以效法孟子辟杨、墨的精神来辟佛、道两教，他特别推崇《大学》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为君子要事的主张，曾写《原道》、《原性》、《原人》等文章，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以对抗佛教和道教的传播，因此敢于在《谏迎佛骨表》中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结果是，他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加诸其身的被贬之罚，是不是与佛祖有关就不知了，但与反对厚待佛指舍利有关则是明确的。韩愈的反佛及尊儒家为“道统”的主张，不仅为26年后唐武宗灭佛提供了依据，也为宋代理学的形成提供了启示。

唐武宗未即位时就不喜佛教，而偏爱道教。即位后宠信道士赵归真等，甚至在宫内筑道场仙台。赵归真常攻击佛教“盛谈无常空苦，殊为妖怪，未涉长生无为之理。”“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旧唐书.武宗本纪》）唐武宗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下诏灭佛，史称“会昌法难”。

此次禁佛，“天下所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0500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旧唐书?武宗本纪》)，总共拆毁佛寺、招提、兰若4万4千余所，僧尼及奴婢还俗46万多人。将寺庙内钟磬铜像用来铸钱，铁像铁器则铸成农具。

众所周知，唐初时佛教曾经有着很高的地位。玄奘（公元602－664年）历尽艰辛西去印度取经，19年后携带657部佛经归国，又19年翻译佛经75部1335卷，译经之中，还培养了一批佛经研习人才，一生都奉献给了佛祖和佛教事业。他的情操和高尚的精神，注定要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连心高气傲的李世民都异常钦重，供养于大内，后专门建置长安译经院、弘福寺、大慈恩寺、玉华宫等，供玄奘译经专用。

玄奘所带回的佛经以偏重于佛法的大乘经书为主，较少偏重于鬼神崇拜的小乘佛经。大乘对佛法及其佛性的哲理性阐述和分析，立即成为佛教中自以为聪明的人和儒家中自以为懂得佛法的人的共同兴趣，由此在中国产生了专以佛教教义的理解和佛性顿悟为主要体验方式的佛家学派，他们与道教产生之前的道家与道教的关系想若。

柏杨将这一现象理解为儒家、佛家、道家的三教合一，并认为儒、佛、道之学、教分立，儒学、佛学、道学流行于清流士大夫之间，并以三教合一的方式影响着中国思想的演进，到宋时，由周敦颐集大成而创太极图说；儒教、佛教、道教则在民间以各类神袛杂合的形式影响着庶民的思想与情感世界。

实际上，儒家学派自孔子以来1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并未遇到过来自思想界的真正挑战。佛学的传入中国，从心灵皈依于一个终极目标的角度（而不是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情感），为儒家思想注入了可能更新和发展的机会。遗憾的是，两方面的因素使佛学思想无法触动儒学传统，儒家思想并没有由于佛学思想的启示而得以更新和发展。

这两方面因素分别是：第一，儒家士大夫已经凭借儒家经典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价值，不可能由他们去主动改造儒家思想；第二，魏晋时期形成的清谈风气，已经成为士大夫们自命高雅的一个标签，清谈清谈佛法、佛性和佛义，远比将佛学思想与儒家思想进行结合要轻松有趣得多，何苦而为之？

另一方面，由于佛学和佛教的发展，道教日益感受到了发展的危机，奉道家思想为道学基础的道学家们，便对儒学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正像因同样的原因，儒学对道学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一样，本土的儒学家和道学家因外来佛学的压力而开始靠近。为宋朝时期理学的兴起做了重要的思想启蒙。

但佛教徒并没有从三武灭佛中吸取教训，一旦稍有发展，便忘乎所以。五代后周时，为表示对佛祖的虔诚，常有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带铃、挂灯、毁破身体等自残行为，特别是高僧们，一有机会便自信徒那里搜刮香油钱以建置庄严巍峨的寺院，购买大量田地。

不幸的是，后周国世宗皇帝柴荣（公元921－959年）生性不喜佛教，于公元955年，诏令整顿佛教，非敕赐寺额者皆废之，所有功德佛像及僧尼可留寺院，但今后不得再造寺院；禁私度僧尼，欲出家者，须先取得祖父母、父母、伯叔同意；禁僧俗自残身体等；废毁寺院30336座，保存2690座，留置僧人42444人，尼姑18756人。从此，佛教开始凋敝沉沦，如禅宗一支便隐于山林，坐在菩提树下专心悟佛了。

佛教的沉沦固然与“三武一宗之厄”有关，但专门修习佛法的僧尼们，身在寺院，却不愿过清静生活、甚至还想影响朝廷及时局，或许是更主要的原因。

另一个原因也同样重要，便是佛教自玄奘之后，分化为较多的派系，如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法相宗等，各宗圄于自设的天地而相互排斥。今天仍然为我们所传颂的佛徒中，多以注重佛理的佛教学者和静心禅道的禅宗一派为多，就很能说明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佛教和道教又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

在儒学、道学、佛学于上层社会的分合并进中，作为宗教的道教和佛教，却在既竞争又携手的关系中，将乐善好生、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举头三尺有神灵、祸福相依、清虚寡欲、世事无常、因缘天定等观念和思维定则，深植于下层社会人民的心灵，成为中国人人生观、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教和佛教在民间的成功，其功不在于道教、佛教教理和信念的正确，而在于它们恰恰为深受战乱之苦、贪官暴虐之痛的老百姓，提供了可以排解苦难、从而坚定生之希望的心灵慰籍。这也恰恰是为什么魏晋至南北朝时期，道、佛两教迅速在中国发展并蔓延于社会底层的原因。从此，作为官学的儒学，与作为民俗的道、佛宗教，开始走上了分化的道路。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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