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波：穿越时空——西周青铜器铭文赏析

近日，得观陕西宝鸡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商卣、折觥(盖)、史墙盘、豊卣(盖)、 (疒+兴)盨甲、(疒+兴)簋乙(器)、十三年(疒+兴)壶乙(盖)、三年(疒+兴)壶甲、师同鼎、豊邢叔簋、(害+夫)簋等11帧铭文拓片。

陕西宝鸡周原地区是周人最早活动的地方，是周的发祥地。当地迄今还遗存有许多周早期至西周晚期的历史痕迹。周原博物馆是在周原遗址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基础上，于1987年建立的遗址性博物馆。周原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绵》中“周原肚肠，茧茶如怡”之诗句。周原于岐山之阳，即今关中平原的西部。具体所指有广、狭之别，据史念海先生考证，广义的周原“包括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县的大部分，兼有宝鸡、眉县、乾县、永寿四县的小部分，东西长七十余公里，南北宽二十余公里，顺着渭河成西北东南走向”② 。这些遗址的发掘对于探索周文化的起源，全面了解西周的历史、文化起到重要的作用。上述11帧拓片的青铜原器除师同鼎1981年12月出土于扶风县黄堆乡下务兹村、(害+夫)簋1978年5月出土于扶风县法门镇齐村外，其余9件均于1976年12月出土于扶风县法门镇白庄村。11件青铜器除豊邢叔簋(1984年11月5日被盗)、(害+夫)簋藏于陕西宝鸡扶风县博物馆外，其余9件均收藏于陕西宝鸡周原博物馆。

青铜器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期，以商周时代的器物最为精美，西周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不仅造型奇特、纹饰精美，而且在青铜器皿的腹部、底部或盖部等位置铸刻有记事性的铭文。铭文的内容、形式、数量，甚至书体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前代所不能达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虽说是铸刻在青铜器皿之上的，但其在书法上表现出来的浑厚、苍茫、自然的金石气味，成为后世学习书法的重要取法对象。

西周金文按照历史的演变顺序及其不同时期所呈现出来的艺术特点可以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包括武、成、康、昭四个王世;中期包括穆、恭、懿、孝四个王世;晚期包括夷、厉、共和、宣、幽五个王世③。上述11件青铜器均出自西周，且分布在早、中、晚三个不同时期。现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根据早、中、晚三个时期金文书法所呈现出来的艺术特征对这11帧铭文拓片进行简要分析。

一、西周早期金文的殷商情结

西周早期金文书法是沿袭商代金文的风格，逐渐努力摆脱商晚期铭文风格的影响向自身秩序化目标过渡的时期。从铭文内容来看，仍有一定数量的氏族徽号铭文和庙号铭文。铭文朴茂凝重，瑰丽沉雄，起止用笔多藏头护尾，点画逆劲挺峻，间用自然肥壮笔画，并且以点、团装饰其形，形如刀或蝌蚪，气派阔大。从点画结构到笔画形态，从章法布局到艺术韵致，都不存在过多的人工修饰痕迹，自然得体风格雄强凝重。铭文结构无规律，字形大小、长宽、方圆不等，字无定形，一字多写，合文、反书、倒书是普遍现象。西周早期，是商周书法艺术的交汇、融合和发展阶段，此时的金文有商人书法的延续，有摹拟商人的作品，原始象形符号的简化与书体的规范在同时进行，此时的金文还表现出或多或少的“殷商情结”。

商卣，西周早期的青铜器，是盛酒的一种器皿。整体呈椭圆体，腹部外鼓，盖钮作花苞，饰蝉纹，提梁两端饰圆雕龙头，巨角圆目，造型简洁。器、盖同铭，铭文内容与商尊相同，唯行款稍异，铸五行三十字。其铭文大意是说庚姬(疑是商的妻子)受到了帝司赏赐的诸般物品，商为此作器，用来祭祀谥号为“日丁“的父亲。商卣文字大小不一、造型奇特，带有浓重的象形意味。铭文最后一字屡见于商末周初彝铭，应为作器人商的氏族徽号。

折觥，西周康王时期的一种容酒或饮酒器具。觥体呈长方形，前有流，后有鋬，分为盖与器身两部分。盖部铭文铸在盖内，器身上的铭文铸在内底部。器、盖同铭，惟有行款稍异，共计六行四十字。这是一篇记事铭文，铭文大意为：王下令贶折，折受到封赏很感谢，折作觥器，还说这是王用于祭祀的器物。此铭表面上以沿袭模仿商人风格为主，而圆转处的款曲柔弱，却为商代金文所为。文字笔画肥美，多有尖状肥笔，如“王”、“父”、“土”、“十”等字，其形如刀或蝌蚪，具有强烈的游动意味，婉转多变，憨态可掬，和殷商甲骨的方笔形成明显的对比。

二、西周中期金文的庙堂气象

丛文俊先生在描述西周金文书法时提出“篆引”④这个专用名词，所谓“篆引”即用来衡量古文字象形符号系统之内各种书体的式样特征、风格美感、彼此间关联及发展变化等。认为“篆引”大约经历了“出现”、“推衍”“成熟”三个阶段。西周早期，是“篆引”的发现与发展阶段，作品的数量也在逐步增加，但不具备明显的优势。西周中期以后，“篆引”迅速地成为主流风尚，精品不断出现，标志着大篆开始走向成熟。西周中期的金文逐渐脱离了商代和周早期的风貌，用笔上的肥美逐渐变为以线为主的中锋，象形和装饰意味也渐渐消失。方圆笔兼用，字形渐方，端庄匀称，章法谨严，通篇美观。至此，西周金文书法的风貌基本形成。

史墙盘，是西周恭王时期的盛水器，宴飨行沃盥之礼所用。该器形体制造精良。内底有铭文十八行二百八十四字，其中重文五个，合文三个。铭文前半记述西周时期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主要事迹，后半记叙作器者史墙一家列祖的重要功绩。文章基本使用四言句式，措辞工丽。铭文字体大体为长方形，字形整齐划一，洁净明丽，行气凝练，是恭王时代铭文书法的佼佼者。由于铭文光鲜如新，对考察金文书法极为有利。从书法的角度看，墙盘铭文书迹儒雅敦稳，除末行如鞭炮之密结之外，余皆阡陌清通，纵横有矩，字形趋方，笔路明朗，它是真实而精美的篆引笔法，在西周作品中是比较罕见的。该器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合称“三盘”。

豊卣，周穆王时期的一种盛酒器。椭圆形，隆盖，鼓腹下敛，圈足。盖的左右有直立的犄角，盖顶有圆形捉手，提梁上饰蝉纹，两端羊首。盖、器同铭，唯行款稍异，各铸铭文三十一字，其中重文有二。进入穆王之世，金文的线条式样及笔法渐趋规范成熟，作品个性也渐被纳入规范之中。代表商周金文过渡状态的作品急剧减少。该铭文中少数还保留着肥笔，但都变为圆钝，早期的棱角锋芒已不复可见，其余字形均用匀一的线条书写，很少出锋。

(疒+兴)盨甲，西周懿王时期盛食物的青铜器。内底铸有铭文六行六十二字，其中重文有二。

(疒+兴)簋乙，西周孝王时期盛放煮熟食物的重要礼器。器盖同铭，铸有铭文六行四十四字，其中重文二。大意为：说我显赫的祖、父继世咸有威仪，以先王为君而臣事之，我不敢不从早到晚勤奋做事;王鼓励我，并赐给我佩;我为祖、父铸造了这件簋，用来祭祀他们的在天之灵，希望予以多福，万年永宝用。

十三年(疒+兴)壶乙，西周懿王十三年铸器。长颈，扁腹，龙首衔环，颈饰凤鸟纹，盖缘和腹部饰鳞纹，盖顶饰长冠凤鸟，圈足饰波曲纹。盖榫和颈外壁同铭文五十六字，大意为：十三年九月戊寅日, 父陪同在成周的师徒淲宫入见周王，接受命服的册赐。

三年(疒+兴)壶甲，西周孝王时期的铸器。该器形体庞大，造型庄重，纹饰古朴，是西周中期青铜壶器的典型作品。整器束颈垂腹，下承圈足，大圆顶盖，兽耳对称，双环贯耳。除盖顶饰团鸟纹，其腹、腰、颈用两条素带相隔，环饰曲波纹，宽疏有序，线条流畅。器盖、底圈足饰窃曲纹，形成对应。盖榫外侧有铭文六十字，大意为：周王三年九日丁巳丑日，周王在郑地举行飨礼，王命虢召(疒+兴)，赏赐(疒+兴)羔俎。(疒+兴)为答谢天子之赐，作祖考祭器，以纪荣宠的经过。

(疒+兴)盨甲、(疒+兴)簋乙(器)、十三年(疒+兴)壶乙(盖)、三年(疒+兴)壶甲为西周懿王、孝王时期青铜器，这两个时期的金文书法特征非常接近，大篆开始步入巅峰状态，精美与趋同是普遍的倾向，然而求善划一并不意味着会得到对应的结果，新的风格变化也随之产生。(疒+兴)盨甲体势平正，用笔不激不厉、静谧闲适;(疒+兴)簋乙(器)结体排叠精严紧密，线条力度强劲;十三年(疒+兴)壶乙(盖)、三年(疒+兴)壶甲用笔方圆兼施，字形端庄匀称，章法整饬有序，通篇美观。西周中期的金文点画两端和中段日益匀整，字体结构趋于方整，章法也日益鲜明，字距行距清晰，表现了周人礼法秩序的完善和确立。

三、西周晚期金文的式微荒率

西周晚期的铭文多长篇巨制，内容多册命套语，有不少关于战争、土地诉讼等方面的内容。器铭多为韵文，文辞华丽，盛行“万年无疆”之类辞句。此时金文日趋成熟，字形结构更加稳定。金文中的肥笔完全消失，点画线条的形式美变得纯粹而突出，字的造型更显得无拘无束。其字形结构一反常见长方形纵势，而呈扁方形的横势，点画不讲平整，错落摇曳;结字重心下移，章法潇洒自然，总体给人活泼跳跃的艺术感，生气勃勃，是匠心与自然的巧妙沟通和融合。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是经过发生、发展、衰退这样一个自然规律，金文亦是如此，但是在经历过中后期的发展高峰之后，至西周晚期开始进入了他的式微荒率期。

师同鼎，西周晚期烹煮肉食、祭祀和宴飨的食器。立耳，平口，深腹，圜底，蹄足。口沿下饰一周重环纹和凸弦纹，耳外侧两道凹弦纹。腹下三足有明显的分模线，当中铸阳纹双三角形。内壁铸有铭文七行五十四字。铭文所记述的是一次对戎人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杀败了敌军，捉到了一些俘虏并获得了很多的战利品。师同鼎在书法上表现出随机性的节奏感，大小错落有致，纵有行而横无列。线条的直曲，笔画的繁简，字型的大小，疏密等具有明显的对比意味，但又有浑然天成之韵趣。

豊邢叔簋，西周晚期铸器。鼓腹弇口，圈足下有三附足，双耳作卷鼻兽首形。口下饰窃曲纹。腹饰瓦纹。腹底铸有铭文三行十八字，其中重文两个。原藏于陕西扶风县博物馆，1984年11月5日被盗。该铭文虽然只有18个字，但其用笔整齐划一，线条苍劲古朴、结字严谨整饬，彰显出浓郁的金石气息。

(害+夫)簋，又称厉王簋、夫簋、胡簋，周厉王十二年作器，是目前所知的极少数明确的周代王器之一。出土时已被推残碎，经修复后重约60千克。侈口宽体，鼓腹，圈足，下附方座。大龙耳高耸，有龙垂珥。颈和圈足饰兽体纹，腹和禁壁饰直条纹，方座四角饰兽面纹，形体庞大，浑厚典雅，被誉为“簋王”。内底铭文十二行一百二十四字，是周历王为祭祀先王而自作的一篇祝词。大意为：我昼夜尽心经营先王事业，以配皇天，我任用义士献民，祀先王宗室。作此将彝宝簋，安惠干先宗列祖，以祀皇天大命，保佑周室、王位和我自身。赐降多福、长寿和智慧。(害+夫)簋外形粗犷、伟岸，器物的整体风貌与铭文的精神气象颇为统一，豪放雄壮，雍容大度，内中充满磅礴之气。

面对着这些拓片，我仿佛穿越过三千年的时空隧道，置身于周原大地，一件件青铜古器巍然地屹立于眼前。它们饱含着意志、威严和力量，呈现无比深远沉重的历史积淀，成就一种象征性的崇高美，其所彰显的精神状态让欣赏者不由得不为之折服;灿烂多姿的青铜铭文，诉说着、记载着先人们对历史的创造和书写;……我似乎感受到了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尽情开创周代“礼乐文明”的。

① 作者简介：王振波，1977生人，男，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书法学、篆刻学。

② 史念海:《周原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76年第3期。

③ 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P193-203。

④ 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P183。

参考文献：

[1]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175-271

[2]王 镛：中国书法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1-19

[3]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M].北京：中华书局，2008.41-42

[4]霍彦儒、辛怡华.商周金文编—宝鸡出土青铜器铭文集成[M]·西安：

[5]谷 谿：中国书法艺术·先秦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注：青铜器铭文释文及青铜器图片均参考《商周金文编— 宝鸡出土青铜器铭文集成》西安;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09.17-244

霍彦儒、辛怡华主编。

西周青铜器铭文拓片原为俞伟超先生旧藏，现为王琳先生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