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本文节选自：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作者：【德】哈尔特穆特·罗萨

译者：董璐

在20世纪的70年代开始的，但是直到1989年前后的数字革命和政治革命中才到达顶峰的晚期现代的加速阵发，其中可以找到社会加速的三个领域中的清晰的指标，一方面侵蚀“经典”现代中的机制上的基础设置，并重新改变着占主导地位的空间—时间—制度；但是在另一方面又通过这种方式为个体的和集体的时间体验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与此同时也为个体的身份确定的结构和政治方面的自我关系的结构带来了基本的变化。在这里所提到的第一方面的变化在当代的有关“现在”的词汇表中往往被归入“全球化”的关键词之下。正如我已经指明的，在这当中的新来者并不是各种类型的交易过程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而是这些交易过程的实施的速度。“经典现代的”固定地点的空间，正逐渐变为晚期现代的动态流动的空间，而且线性的和有序的时间秩序被通过“到处存在的同时性”所定义的“永恒的”以及同时也是彻底“时间化的”时间的新形式所代替。

在早期现代和经典现代的社会变化的加速和与之联系在一起地出现在1770年到1830年之间的“鞍形时间”中的现在的萎缩，导致了在时间体验中出现了清晰可见的根本性的变革，对此我引用了科泽勒克和科利对在政治的维度中的历史的时间化和在身份确定视角下的人生的时间化的描述，因此转向晚期现代的过渡过程可以被定义为历史和人生的去时间化的相反的过程。当在经典现代历史呈现出有方向的、可以从政治方面规划的运动的特点的时候，在晚期现代却贯穿着没有方向的历史性的变化的感觉，这样的变化不再能从政治上主导或者控制了：政治也失去了它的方向指数；“进步”和“保守”的概念也失去了或者相互交换了它们的含义——进步的政治不再具有加快速度的功能，它对政治方面的控制要求的坚持使得它更确切地成了晚期现代的减速器。我在对现代的政治项目的时间结构的分析中发现，由于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和政治方面的规划行为之间的不同步，现代的政治项目可能正走向它的终点。晚期现代的政治在持续进行的现在的萎缩的压力下似乎是情境化的，它对所发生的问题作出反应，却不再能够维护进行历史的规划和社会的规划的要求。

由此所产生的“历史的终结”的感觉因而只是反映了以进步的观念为中心的、有方向的、经典现代的时间化的历史的终结，并且过渡进入到在此之前被看做是不同时的历史形式重新变成永远—同时的变异形式的状态当中（君主制度、民主政体、国家的建立、国家的倒台、殖民化、去殖民化、法治国家、社会福利国家，等等，都不再表明任何历史的特定的发展阶段了）。同样，可以在“时间化的”日常生活实践和生命时间中的个体体验上看到同样的情况，即有序的时间秩序同样也表现为偶然的：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持续多长时间、以什么样的节奏和按什么样的顺序，都越来越在行为的执行本身当中才被确定下来（这种状况出现在诸如购物、工作等日常事务中，也同样出现在诸如开始接受教育、进入职业生活、生孩子、结婚等“人生大事”当中）。历史的终结的感觉也对应着从稳固的身份和对人生历程管理的机制上的保障以及根据“人生规划”构造生活，向游戏者般开放的、不再能预测的生活的过渡的感觉，个体或集体的基调都被感觉为游戏般的、漂泊不定的。

晚期现代的情境化的政治通过这种方式在情境化的身份中找到了它的对应物；两者都在具体的行动背景和决策背景中被证明是完全有导向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但是由于现在的萎缩，这两者都将由社会变化的代际内的速度来确定，因而表现为跨情境的随波逐流：所作出的决定不再能够在未来或者在过去展现出道德上的连接作用或辐射力量，由它所导致的事件无论在个体的体验中还是在集体的体验中都是片段式的，它们完全不再能够凝结为“镶嵌”在（人生）历史中的、叙事性的有连接能力的经验。最初出现在“经典现代”实现了在代际的变化速度的时候的同样的动态化过程，使得有方向的、向前进的运动和个体及集体的发展的体验成为可能，而现在却产生了失去方向的运动并且由此而来的“疾驰的静止状态”的感觉；这样的动态化的过程既摆脱它在有意识的规划中的僵化的维度，又逃离了变化的维度，并且因此抗拒现代性中的自治要求。从加速和运动向凝固和静止的辩证的剧变，构成了我对现代的加速过程的分析的主题，在由晚期现代的时间结构所迫使产生的“后现代的”政治文化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化，后现代的政治文化放弃了以现代的项目和伦理道德为特征的身份确定要求和自治要求，它的顶峰出现在体现现代性特征的自治的特有的崩溃，也就是说，进入到这样的状态，在那里什么都没被保留原来的样子，尽管并没有任何事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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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涂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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