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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5月18日，中南海，中央政治局正在召开会议，一份来自教育部的请示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阅后，毛泽东询问道：现在编教材的人有多少？回答是30多个。
毛泽东听后意味深长的说，这么重要的工作，30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300人也不算多。
毛泽东口中“这么重要的工作”，就是正在编写的全国中小学教材。
教育乃国之大计。
在社会主义的阳光雨露下，祖国的花朵正在蓬勃生长。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决定着国家的未来，也一直是中央领导人格外牵挂的大事。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就明确提出：教科书对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要由国家来办。
当时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十分稀缺，国家建设各条战线都需要人才。但听说编写教材人手不足时，毛泽东很快作出部署，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
于是，一场辐射全国的人才大集结因教材而起。毛泽东亲自责成中央组织部负责选调，大批知名学者和文教干部奉调北京。
小小的课本，背后是党和国家的深深关切，是以叶圣陶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名家的潜心耕耘。
从1950年到1966年，新中国最顶尖的文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参与中小学教材编写，可谓群星璀璨。
数学有华罗庚，语文有吕叔湘，英语有许国璋，物理有严济慈，地理有竺可桢......
在那个白手起家的年代，在整个国家的对人材的殷殷期盼中，全社会的智慧，通过过一本本教材，培育着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给百废待兴的国家播下了知识的种子；也给那一代人，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转编自“红乡汇”，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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