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泗州的经济发展如何？城市发展如何？

明代泗州农业、手工业生产，若没有遇到自然灾患，基本上能满足泗州居民的生活。靠近淮河、汴河的现实条件，为当地的商品交换提供契机，泗州城的贩运业发展较快。当地水产的丰富和百货产品的输入促进城市街市的发展。行政人员作为城市的日常管理者和守护者，通常不直接参与生产，享受着国家的补助。到明代后期，泗州城的政治环境恶化。役吏们在日常辅助官员办公时会中饱私囊，如帮助税课大使收取商税的人，多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卫所军士们不注重生产，公然允许市井恶少们以城市军士名头，冒领军粮，违法取利。一、泗州的主要经济类型隋唐时期，泗州城因运河而逐渐发展起来；北宋时泗州居水陆要冲、大运河沿岸，官商货物转运贸易频繁，商税收入颇丰；南宋时期泗州地区榷场贸易发达；蒙元以降，运河改道，大运河主要连接北京与江南地区，从淮安经过。相较于淮安地区，泗州城市原本的交通优势有所下降。城市及周边乡村地区经济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介绍泗州地区的主要经济类型，利于进一步说明泗州城的社会生活。

1.农业生产经过元末明初的战乱，泗州的社会生产在一程度上废弛，明初，政府实行鼓励垦荒、移民屯田、减免赋役等举措，推动泗州地区的农业生产。洪武时期也迁罪犯以屯田，洪武十六年八月，广东清远县猺贼作乱，都指挥使王臻率兵讨之，降贼众一千三百七人送京师，命给衣粮，发泗州屯田。泗州另有卫所屯田，按照明初的设计，泗州卫需要屯田、守城、帮助漕运。守城门军与维持漕运的运军分配有样田，其他的都应在外屯田，门军和运军的样田通常是租给一般民众耕种、完粮。在中央和地方积极采取措施的推动下，泗州的社会生产和人口得到恢复。泗州地区的农业生产相对单一，春收大小麦，秋收稻豆，而其它谷类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生产较少。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只是简单地进行整田、锄草工作，没有及时展开相应的土田维护与施肥，也不知道修建有利的灌溉设施，引水灌溉农田，生产完全靠天气好坏。经曾雄生研究，明代泗州地区采取的是直播稻的稻作栽培技术，这种水稻生产主要是将稻种撒在稻田中，然后等待收获。

在农业生产方式上，泗州传统的“男耕女织”方式发生变异。这种变异主要发生在男子对农业种植的兴趣下降和女子逐渐参与男子的农业生产中，“今男子不勤农业，而专以耕事责之妇人”。生产技术的不足间接导致男子对农业种植兴趣的下降。泗州地区水旱灾害频发影响当时男子对农业种植的选择，春天播种下的种子，因夏秋季节的水旱灾害导致颗粒无收的现象时有发生。据《帝乡纪略》记载，从明初到万历二十六年，泗州地区共经历约九十多次灾荒现象，有的时节是多种灾害同时发生。受频发的自然灾害打击，男子在耕作方面的兴趣下降以至不参与农业生产，因而为了生存只能是到江苏等沿海地区乞讨为生，最后演变成一种风气。为了生存，女子却极力参与一般的农业种植或一些其他职业。泗州地区女子“沾体涂足，与农夫并耕”，存在“插秧之时，远乡男女系鼓互歌，颇为混俗”的“古怪”现象。因为部分男子空有力气却不参加农业生产，使得“农家之妇则又执役田作，劳苦反倍于男”。

2.手工业泗州本地的手工业生产不足，唐代泗州贡绵和赀布，宋代泗州贡绢，明代泗州上贡硝熟皮、鹿皮、獐皮、羊皮、黄草根。从原材料和粗糙的丝织品到相对精致的丝织品，再到动物的皮革、药用植物，直接说明泗州本地的手工业水平呈倒V字形的的变化过程。按照一般的衣服原料来源，布取材于纻、麻等，好的绮罗则取材于蚕丝。泗州地区曾引进桑树种植，正德年间的泗州太守汪应轸就曾教民如何种植桑树、养蚕，但频发的自然灾害引起的饥荒使得当地人将桑树干砍伐供薪和桑树皮、根苗啃食殆尽，丝织生产的原料难以生产。就制作工艺而言，丝织业技术缺乏。泗州人不清楚纺织业的生产技艺，即使有手艺人前来泗州城，泗州城人也不注意学习，只为糊口考虑。江南地区发达的丝织业占据广大的市场，泗州本地的丝织业除满足自身的部分需求外难以远销，张崇旺也曾总结：自然灾害频发、江南纺织业的发达和棉花种植及纺织技术的兴盛是明代中后期至清中期安徽淮河流域蚕丝业的衰落原因。泗州举办大型酒席，主人通常会用精美的族盘、欑盒准备大量的食品、糕点、斗糖招待客人，也反映出当时泗州等地存在着这些手工品的制作。

3.水产业泗州地区处于淮河与汴河的汇合之处，水系发达，水产丰富。泗州地区的鲫鱼与银鱼味道鲜美，河虾产量丰富且品质高于其他地方。泗州原有河泊所，征收泗州的水产税，后来撤去，并入税课局。税课局每年所收的税中有挑贩鱼鲜科钞一项，说明渔民会挑鱼到泗州城及附近售卖。但相比于淮安、苏杭等地，泗州通过捕鱼发家致富的少，“城市乡镇不闻有大得利之家”。一遇水涨，河鱼纷纷跳至水中陆地，以至水中小块陆地上都是鱼。但是当地人却不去捕鱼，“操舟捕鱼者强半皆姑苏之人”，要么是因为涨水时没有准备好渔网一类的捕鱼工具，要么在水干涸时也不知道如何利用当时的条件捕鱼，结果形成“本土受水之害，而外郡受水之利”的现象。泗州地理位置相对优越，泗州城靠近淮河，汴河从泗州城中经过，加强了泗州尤其泗州城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借助本地部分土特产品和外来的商品，泗州城内的街市、商业交换得以长期维持，不断活跃城市的经济。

二、泗州城居民结构在政治上，泗州作为凤阳府的属州，明代中央朝廷对其有相应的官员设置以推行中央的相关规章制度和管理地方事务；在经济上，泗州因地制宜，发展自身的经济；在军事上，泗州也是中央卫所体系中的一部分，有相应的军事人员维护自身的安全。根据泗州城市居民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卫所兵员身份可进一步区分出泗州城中的居民结构。明朝承袭前代官员设置，实现从中央到地方上的整体管理。另创兵农合一、具经济生产与军事防御功能的卫所制度，该制度初期既能及时恢复地方生产，又能保护地方稳定、维护地方秩序。泗州作为当时凤阳府的属州，根据当时各公署所在位置可以断定，除了龙窝驿离泗州城偏远，其他公署都位于泗州城内及附近。泗州州治作为泗州的政治中心，大部分时间都在泗州城内。其知州、同知、判官、吏目作为一州的主要官员，需要在州治处理日常事务，且泗州州治内有知州宅、同知宅、判官宅、吏目堂，说明这些官员住在城市内，并没有被外派。

以上官员没有明确规定“设官不给禄”，应该是享有国家的俸禄的，不需要直接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同时这些官员也能借助一些非生产性的手段为自己牟利，如税课大使就利用职权勒索交易过程的双方，获取额外的“收入”。儒学学正、训导，仓大使、副使各一人，税课司大使，泗水驿驿丞，递运所大使分别负责自己儒学、仓管、税课局、泗水驿、递运所的主要事务，考虑到就近原则和当时出行工具与速度，其住宅离办公的地方应该不远，也可以认为是住在城市范围内。据记载，训导在正统年间才有人担任；到嘉靖年间，判官被裁；训导在康熙年间因长期空缺被裁，说明在官员设定上，中央规划与地方实际情况之间存在差距。按照明代官员不由本地人担任的原则，这部分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外来迁移人口。明代泗州“广济仓贮本州及五虹盱天县夏秋存留征解米麦，及泗州卫屯粮，额供州卫官单并本州官吏师生者”。当时的泗州、五河、虹县、盱眙、天长地区生产的粮食被运输到泗州广济仓贮藏，之后这些粮食又被用来作为居住在泗州城市内的官员的俸禄，这些官员及随带的亲眷平时不参与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是消费群体，其生活上除粮食外的大部分物资都需要周围环境的提供。这些官员用粮食和俸银从社会上购买许多生活物资，与城市上的其他工商业者、农村地区之间产生一种经济上的交换，活跃着泗州城的经济生活，通过消费活动带动泗州城的发展。

统筹泗州地方事务，具体实施与执行就需要下面的政府吏役人员完成。设幕厅，幕厅是幕僚们办公处理地方事务的地方，意味着州治内也有服务于知州、同知等官员的幕僚群体；设“门子”，固定于正堂、东西南衙门值班、迎送上司与贵宾；万历年间州治设库吏专门管理库房；设皂隶专门州治正堂、东西南衙门侍从；巡捕民快，负责稽查；禁子，负责看守。此外泗州城内建有都察院行台、巡盐察院、兵备道、理刑厅等机构，这些机构的日常管理都需要泗州本地人来完成。洪武十七年以来，每年中央都派监察御史巡按凤阳、庐州、淮安、扬州、滁州和徐州诸州县卫所，因泗州处于两淮都会之地，“地重事繁，无所不统，权望实要且尊”，将察院行台建于泗州城。按照明代国家规定，儒学学正掌管儒学的教育事务，训导负责教授生员。此外儒学还特招一批人来处理儒学中一些相关事务，司吏管理教学以外的事务府；门子负责在门口迎送来客；斋夫负责打扫儒学院舍；膳夫负责师生日常饮食；斗级负责文庙管理。

泗水驿另有典史、斗级协助驿丞处理泗水驿的工作，泗水驿夫执行具体的事情。泗州税课局初在泗州州治东边，后改到南门外，嘉靖初裁革，税课事务仍然存在。税课大使会安排人设巡拦收取商税，“奉公者少而利己者多”，说明协助税课大使处理事务的人会非法收取额外费用，中饱私囊。泗州先有广济仓、预备仓，由广济仓大使总管，另有斗级辅助办理事务，具体的事务可能就需要临时安排人承担。在施行“一条鞭法”前，政府的这些徭役是由相应的泗州民众轮流承担的。施行“一条鞭法”后，朝廷赋役改为征银雇役。万历时期，除祗候、马夫的工食银在相应长官的俸禄内统一支取外，其他的协助官员由泗州地方征收的均徭银发放办事的报酬。这些在政府服役的人员在服役期间不直接参加生产，也属于城市中的消费者，通过政府发放的报酬购买其他的生活物资，利用消费带动泗州城整体经济的活跃。除泗州卫所军队外，泗州城内也有政府组织下的军事服役人员。一般泗州卫所的军士不足时就需要从泗州本地来补充，如守卫城门的门军不够时就从城市居民中选补。

泗州城以邻近城墙的居民为主，每两百户中抽取一人充当火夫，与卫所中原有的火夫一起，“以司巡街坊、夜禁火盗之事”。泗州本地的军士数量变化主要是嘉靖年间的倭患，在此之前，泗州卫的军事防御、屯田生产和配运漕粮的功能逐渐被确定下来，相应地，泗州城的防卫力量也被分散。为强化泗州整体的军事实力，嘉靖二十八年巡屯御史张椿建议佃种屯田的军户、民户都需要出丁一人进城及时参加训练，随时接受征召、参军。总结万历以后由于泗州城的水患加重，这些操练的军士的任务演变为民生，即在水涨淹漫城池时用水车戽水、填城阻水以保证泗州城生民及财产的安全。明代后期泗州军事武备力量废弛，遇到特殊情况只能是临时招募空闲之人担任军士，但是这种空闲之人多是城市中的市井之人，这样做相当于“肉投饿虎”。这些市井之人防备城市不用心，反而会借用军士身份危害城市一般居民的利益，比如借机敲诈居民。这些参与军士服役的市井之人实际上是扰乱泗州城正常的经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