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有权堕胎吗？看完这部电影再下结论

柳青

《正发生》的实际背景是1963年的法国，可是片名微妙，当作现在进行时的时代题材看，也毫无问题，尤其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裁决引发的舆论风暴中。

《正发生》

在人类历史漫长的时间轴上，女性争取到自由支配身体的权利，是最近50年的新鲜事。

「罗诉韦德案」的裁决实现了美国堕胎合法化，那是1973年，十几天前这个裁决被否定，美国宪法保护女性堕胎权，持续了不到50年。

是美国特别保守么？来看《正发生》的故事，大学文学系的课堂上讨论路易·阿拉贡和萨特，女学生在食堂里议论超现实主义和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丰满，而现实中女人堕胎是犯法的，当事的医患都会锒铛下狱。

姑娘寒窗苦读，渴望学历和文凭把她带离原生的阶层，去想象中敞亮的世界里闯荡，但一个胚胎就能把她打回此生不能逃脱的贤妻良母的牢笼。

这是1963年的法国，距离翻天覆地的「五月风暴」仅有五年，「女性堕胎」仍是不可触碰的雷区——妇科医生把保胎药当流产药开给想要堕胎的姑娘，女性之间对这个话题讳莫如深，地下诊所仍用倒灌肥皂水和消毒液的野蛮方法为倒霉的女子更添一份痛苦。

怀孕是发生在女性身体里的事件，中止妊娠是女性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但法律以生命的名义，垄断了女性的选择权，甚至垄断了她们的性命。法律推进或反复，党争激烈，口号嘹亮，但承受了怀孕和流产的女人们的声音，有多少声音能发出？有多少声音能被听到？

《正发生》获得去年威尼斯影展金狮奖时，受了些非议，阿莫多瓦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不是出于专业方面的刻薄，但这个题材有更多更好的拍法，比如《四月三周两天》《维拉·德雷克》和《女人韵事》。」

行吧，这是一口气罗列了几部天花板级别的作品，这些电影的共同点是，当导演讨论堕胎的时候，他们讨论的不仅是堕胎，胚胎和子宫血债之外，更有伦理、法理、权力和社会结构的宏大叙事。

《正发生》

在现实的风暴里，「罗诉韦德案」裁决被推翻传递的直观信息是美国大法官制度的局限，时间向前，拥有决定权的老年人却试图用他们年轻时的方式运作时代。

堕胎权是导火索，法律的保守、滞后甚至倒退，是永远「正当时」的议题。莎士比亚感叹过「法律的拖沓造成人生的大苦难」，狄更斯代表的英国现实主义创作指向「法律机器扼杀了生机」，他用一部《荒凉山庄》痛陈作为历史遗迹的「大法官庭」像毒瘤一样败坏前进中的时代，「荡尽人们的勇气和希望，使人心力交瘁。」迈克·李延续了这一思考传统，《维拉·德雷克》呈现的战后英国白描，是不公道的法辜负了所有人，造成善和善的冲突以及本可以避免的悲剧。

《维拉·德雷克》

在百业萧条、物质极度匮乏的1950年的英国，「黑市」支撑了普通人的正常生活，而「堕胎」是黑市的一部分。作为钟点工的维拉，穿梭在底层蓝领劳工和布尔乔亚的两个世界，作为地下医生，她行走在「剥夺了女人们选择权的合法世界」和「人情、便利、互助的非法世界」，最终成为两个世界正面冲突的焦点。

有时候，合法非法本质上不是或不仅限于法律问题。在1987年的罗马尼亚，对堕胎的严厉惩罚，无关人口问题或者宗教信仰，那是威权对普通人的戏弄和惩罚，《四月三周两天》说的就是这么回事。

《四月三周两天》

这电影当年在林肯中心有一场叹为观止的放映，纽约的罗马尼亚移民占了大半影厅，一部分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几乎从头笑到尾，已翻篇的历史被再现出来，成了彻头彻尾的冷笑话，那次映后谈，罗马尼亚老乡们不关心堕胎和渣男，他们热切交流肥皂、香烟、小旅馆和家庭饭局的细节。

片名「四月三周两天」是女孩怀孕的时间，但电影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了这场手术奔忙的是她的室友，她的行动轨迹绘制出那个权力层层压迫的溃烂世界。无辜的人们受着不必要的苦，好心的姑娘也逃不掉，被黑心的医生要挟。子宫的问题，性的问题，到最后都是权力的操弄和霸凌。

《维拉·德雷克》和《四月三周两天》以女性专属的困境为由头，进入了跨越性别的议题讨论。这两部电影都侧重于为同性解决困境的「帮助者」，而不是身陷困境的「她」。

《四月三周两天》

艾美达·斯丹顿在表演中倾付了她的阅历和同理心，给维拉这个人物笼罩了一层让人心碎的光晕，人间女性的苦难太多，她匆忙地帮，匆忙地走，不同身家背景、各种年龄的女人们的无助，她们的孤独、贫穷、忏悔和羞耻，就像飞快掠过的幻灯片。

奥蒂拉在下着雪的布加勒斯特奔忙了一天一夜，而怀孕已经四月三周两天的迦碧塔模糊地隐入背景板，甚至直到药物让那个成型的孩子离开母体，是奥蒂拉把它扔下抽水马桶，迦碧塔自始至终是木讷的、麻木的、鬼影般的存在。

更不用说于佩尔在《女人韵事》里扮演的玛丽。夏布洛尔固然以一桩女性公案揭示了女性遭受了系统化的、结构化的性别剥削，可是玛丽太强悍了，近于冷酷。

《女人韵事》

在男性逃避责任纷纷「消失」以后，女性承受了全部的养育压力，玛丽既不沦为受难者也不做拯救者，她照单全收了操蛋的规则，做互惠互利的投机者，一边接地下堕胎的生意，一边租赁小时房给流莺营业。

男人们制造麻烦，制造苦难，制造悲剧，留给女人收拾烂摊子，讽刺的是，恰是被「公序良俗」视为不择手段的邪恶女人，给困境中的同性提供了最实际的帮助。

大部分从事地下堕胎生意的严厉妇女，不会是维拉那样充满慈悲心的底层圣母，她们更可能是玛丽的变形：先交钱，再办事，手法和态度同等酷烈。

《正发生》的最后，安妮找到的私人医生就是这样，人狠话少，命令她：「不许怕疼，不许哭，忍着。」 只是这一次，镜头反打，主角是那个意外怀孕后走投无路的姑娘，无端遭遇了法律、命运和两性关系三重伤害的她，只能被动地等待帮助，等待拯救么？

《正发生》

阿莫多瓦的那段话是很难反驳的。《女人韵事》《维拉·德雷克》和《四月三周两天》各用利落的戏剧结构，借用看似日常的场景完成了信息量巨大的叙事，微言大义。

《正发生》和安妮，可以捍卫的是她们的年轻和单薄。它没有正面强攻时代的野心，绕开了伦理、法律和性别政治的思辨，它只是保存了一个女孩经历的一段战战兢兢的时光。

《正发生》

第三周，被医生宣布怀孕。第四周，容易变得很饿。第七周，出现早孕反应，在公共浴室遭同学的荡妇羞辱。第九周，总是犯困，不能正常学习，考试挂科。

第十周，孩子怎么还不掉呢？……时间的刻度一次次出现在画面上，安妮的身体和内心都似紧绷的弓，而镜头和她的眼神一样，总是小心翼翼，是带着羞耻感的躲猫猫，试图隐藏的时候又渴望倾诉。在暴露痛苦和创伤时流露着胆怯，遭遇肉身和感官冲击强烈的情境时，镜头畏缩了。

画面上出现野蛮的铁棍，又避开触目惊心的场面，只有医生对安妮陈述「出血是子宫粘膜被伤到了。」镜头避开了污秽、恐惧和不堪，这种「不冒犯」，与其说是得体的修辞，倒更像温柔却怯懦的躲闪。

崔娃在他最近一期节目里说，堕胎权的议题不应该成为「生命vs选择」的简单粗暴的对立，应该由女性来展开细节的讨论。共识遥遥无期，阵营割裂的环境里太难以展开「细节的讨论」，能像《正发生》这样让意外怀孕的当事人得到一点发言权，已然是艰难一小步。

《野天鹅》的公主艾尔莎在火刑架点燃前获得开口的权利，安妮也是这样，在崩溃边缘发声：「听我说。」这是女性本位的脆弱声音。 吊带衫 和牛仔裤， 阶梯教室和酒吧，宿舍的公 共厨房和校园跳蚤市场——《正发生》的细节制造了伤感的迷惑，这看起来不像1963年的法国，这可以是当下，也可以是可预见的将来，它丧失了时代感。

在阶梯教室的讲台前，安妮对老师说： 「我得了只有女人会得的病。 」这是比历史更顽固的、捆着女人绑着女人的循环魔咒。

如果没有女性导演集体发声发力的环境，《正发生》不会被赋予高光时刻？也许吧。迪万导演的表述风格和表达强度都是隐忍适中的，欲说还休，欲言又止，言说普通人的爱与怕，电影和安妮可以倚仗的，只有22岁女孩的正青春，诚实又直接。

镜头尾随安妮的情绪，暴露了接二连三的具体困境。诚实和具体，是这部作品的美德，也造成它的接受局限——很大程度上，只有能够体恤女性生理和生育困苦的观众，才可能与之共情，这是皈依者之间的相互布道，抱团取暖。

安妮找到了合适的定语来向老师描述自己为何短暂学业搁浅，《正发生》却未必给出了同样微妙却妥帖的「语言」。

这很像「那不勒斯四部曲」第三部《离开的，留下的》里那段让人扼腕的故事：重病的莉娜重逢莱农，说起她和尼诺过往的亲密关系，莱农很诧异，莉娜竟然用那不勒斯最粗俗的方言说身体和性的秘密，可是轮到她，她又觉得用文雅的意大利官方语讲这些事是难以启齿的。

那时她是骄矜的年轻女作家，不知道命运在前方给她埋伏的厚礼，若干年后，当她深陷于婚姻、家务、生育和孤立无援的育儿，她抱着孩子在空旷街头嘶吼，只能喊出声音，却讲不出完整的句子。《正发生》也是这样，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不成样子的呻吟和嘶吼，仅仅是冲破封锁的发声。

电影结束时，安妮的老师在考场念了一段雨果的文字：「我们前行，我们的眼睛愤怒，额头苍白。 在他们之上，我们读道： 『信念，勇气，饥渴。 』队伍继续着他们的路程， 高扬头颅，高举旗帜。 」

这段话是安妮的祝福，也是对同类电影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