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山打人事件，看中国舆论建设（深度好文）

在唐山打人事件出来不久后，我曾经撰文《》（点击链接）。其中着重讨论了唐山事件暴露出来我国发展的一些根源性问题及改善思路，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

本文主要是探讨唐山第一步处理报告出来后，我国大众舆论展示出的一些重要问题和改善方向。

一、 舆论讨论的矛盾性

社会舆论像是一台超级计算机，通过不断输入的新信息对热点问题探讨进行不断的修正，最后产出较为合理的指导建议。这就是一种理想的通过言论自由促成社会进步的根据。

但是，这个假设是基于舆论讨论的理性基础上的。

何谓理性，逻辑之自洽也。大家各自基于有逻辑的讨论互相切磋琢磨，最终使真理越辩越明。

可惜的是，在很多舆论热点上，我们很多的公众讨论在理性态度上还十分缺乏，常常颇为矛盾。

这次唐山打人案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有很多人一方面要求推进法治建设，一方面在法律问题出来后又对司法裁决进行非常主观感性的质疑（如对女孩的伤势鉴定），这是根本违反逻辑的，不理性的。

如果我们想推进法治建设，那么就至少应该支持按照法律的正规程序进行裁决并服从裁决。

不惩治恶人是破坏法治，不服法治也是破坏法治。

前者全民已经产生了一种共识，但是后者常常被忽略。

然而事实是，法治的权威性就是通过全民守法建立的，如果因为一起事件较为令人发指，这就可以成为“情绪化”判案的凭据，那么法治建设毫无疑问将成为空中楼阁。

因为如果我们深究下去，任何不找证据，仅凭感觉（看了女孩被打流血，就认为界定轻伤是不合理的）的质疑都是一种主观产物。

一百个人有一百种主观意见，请问听谁的呢？进一步说，如果司法被如此质疑，请问什么是真相呢？

如果都是以阴谋论，先入为主的偏见去质疑法律裁决，那么就将不存在真相，什么都是莫衷一是，因什么不合于自己的意见都是“背后阴谋”的产物，整个社会的法治将流于无形。

法治就是希望超脱出这种感性的困境，建立起一套超主观的理性秩序。这里头不乏有冷血的地方，但这也是法治的基础——不受制于人情。

最近丹东出来的事情也是同理。

好些人一方面说中国法治建设不行，一方面又带头坏法，要求“人性执法。”这可谓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了，在西方国家纯粹的法治主义国家根本找不到。

西方在解决法治问题上，对于法律好不好的问题主要在立法阶段解决，各种势力拉锯完了，就严格执法，毋论是恶法还是良法。我们倒不是说要变成西方那种完全冷冰冰的法治国家，但是不得不承认西方的法治主义是很发达的。

而这种发达的法治主义就是冷冰冰的，是不渗入“德治”因素的，是不讲人情的，是不“网开一面的”。

这在我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商鞅变法中同样有体现。

变法初期，因为商鞅要革新秦人私斗成风、坏纪乱法的恶习，成百上千的人抱怨新法，连太子都公然违法。然而商鞅通过坚定地推行法治（包括将两位太子傅施以重刑，可以说冷冰冰到极点了），实行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秦国从战国中的一个垫底国家一跃成为一流强国。

从整体上说，严格的法治在短期实行时是很难受的，因为它与我们千年以来受到儒学熏陶的人情传统格格不入。但是从长远发展上看，严格的法治是最能保证社会公平和高效运转的。

我国的体制优势当然相比西方，更可以保证立法的全面性（而不是一党派私利），从而更加合理地立出良法，让法律更有“温度”。

但法治建设既然已经成为了全民共识，既然希望发展法治，就必须接受法治的冰冷冷，就不应该公然通过主观判断去破坏法治建设。对于这一点更多的国民在公众讨论中应该引起重视。

二、 舆论讨论的情绪化

如果说部分人是有建设法治之心，但是因为对法治理解不深入，导致了对法治建设讨论的矛盾性的话，那么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讨论则基本上完全是在输愤了。

这里头有很多的键盘侠和境外网军在煽动民粹，但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愤青”国民。

这些人有一个普遍特质——偏狭激烈无比，基本不考虑后果。他们的一种表现就是，一出现腐败，就希望把公务员狠整，一出现公共事件就希望把肇事者狠处，如果加上性别问题又可以大做文章，扣上一堆帽子然后输出大量道貌岸然的“正义”仇恨。

更有甚者则是可笑地无限上纲上线到中国体制不行，中国治理不行的层面上。这次唐山事件中去网暴烧烤店老板，在各种社交媒体上打拳的女拳都属于这类人。

我们不反对义愤填膺，但是反对脑子发热和极端言论。如果大家冷静思考下就会发现，这些人只是一时呈口舌之能，发泄了一下情绪，其实对社会，对案件没有任何帮助。

极端的言论会把网络气息、社会言论带歪，走向一种大起大落的情绪化风向，对建言献策，和持续性监督政府治理很不利。

而法治社会对于案情处理自有法律裁决，不是上纲上线就可以左右法律的。如果法律真的被这种愤恨言论绑架，那是极其危险的。

一个古希腊的故事可以给我们以指引。

时间来到公元前406年，当时正值希腊的两霸雅典和斯巴达大战，处于弱势的雅典在一场海战中出奇地用训练不足的水师大胜斯巴达。可是由于战斗结束后飓风大作，雅典人未能成功营救落水的水手，导致他们全部遇难。

当乘胜而归的将军回到雅典城后，重视家庭的雅典人没有给与他们鲜花和掌声，而是不顾法律在民粹分子的煽动下同意对将军不提审，不允许单独辩护，快速对其进行死罪裁决。虽然民众之后马上反悔，但是木已成舟，死人不能复生。这件事导致雅典最后的一批杰出将领被杀戮殆尽，直接造成雅典后来在和斯巴达战争中战败。

为什么我们说情绪化地处理事件很危险？因为这种做法考虑不周全，又不思考后果。

我们是可以把唐山的恶人都在一片声讨中施以极刑，但请问之后如果有打人事件是不是都要处以这种刑法？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标准不统一？如果是，那如果有冤情如何？岂不是错杀冤案（有很多人反对死刑也是这个原因）？

我们也可以去把官员一出事就治死，但是这样公务员是否还有做事积极性？是否敢于去进行新的创新和尝试？如果出现懒政和惰政，这里头的危害是不是比不问青红皂白，出事就狠治公务员大？

可以想见，如果任性的极端者能多思考一些问题的另一面，断不至于那么偏激，也就必然会回到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上——依法裁决。

三、 舆论讨论的狭隘性

我们刚刚提到了我国舆论环境存在巨大情绪化因素。这当然是人性，不可能根除，但如果把视野延伸到国外，多与国外的类似事件做比较，我们便或可更加客观冷静地看待许多公共事件。

人类一直活在比较中。比较一下，发现比别人强，那么心理一下就安稳了，可以更积极自信地去解决问题。比较一下，发现跟别人差不多，那么就释然了，想想都是如此，那就解决问题吧。比较一下，发现跟别人差不少，那一下就心慌了，赶紧想追上去。这就是人性。

近些年来，随着网络治理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见识了国外的“月亮”，想利用信息不对等带节奏的言论越来越乏力了。

但是现在又出来了一大批眼界狭隘的利己主义者，说什么“我才不管国外，我只要自己过的好。”这看起来很合理，但是方法上是有问题的。

如果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然后中国还做得相比之下很不错了，请问你有什么道理非要把中国的一个个案上纲上线，以至于否定中国的治理呢？

唐山事件这段时间，世界上类似事件何其之多！

6月15日，美国调查统计，美国今年已经有超过1万9千人死于枪击案。

6月22日，美国科罗拉多警察将一名见义勇为男子在没有任何警告情况下打死。

6月24日，台湾省一单亲爸爸在饭店吃卤肉饭碰到黑帮被刺死。

6月25日，美国最高法推翻堕胎的联邦宪法权利。

6月27日，一女子在伦敦街道夜间行走时被殴打致死。

希望提升中国治理很好，但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非蠢即坏。世界上出事的国家很多，能这么快解决问题的只有中国。

四、 如何建设更健康的公众舆论氛围

想从根子上建设一个健康积极的舆论环境，关键在培养优秀的国民。

要从小培养积极的价值观，让国民从小懂得去从全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去提倡议，而不是为了一己私立抱怨不休。这个问题在拙文《》已经得到了相对完整的呈现，不再赘述。

现在我们想再专门针对舆论建设引入具体的三个核心原则。

（一） 建立独立自主的舆论思考系统。
这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要加强对于网络上境外势力设置议题和挑拨国内社会矛盾的管制。

这次唐山事件发生后有大量女拳势力在网上频频“打拳”，挑拨社会矛盾。

然而美国反堕胎案一出，这个群体居然偃旗息鼓，不闻不问。个中缘由不得不引人警觉。

这次是女拳兴风作浪，下次又会是什么势力扭曲中国舆论积极、建设性的发展？我们必须对境外势力保持高度警惕，保持零容忍，保证中国人的事必然由中国人自己说了算。

其二、要打击网络上对于热点话题的观点“圈化”问题。

具体而言，应该优化算法，让不同观点的视频和文章可以并排出现，帮助公众形成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现在的状况是，我们要是持某一种观点，就会不断看到类似观点的文章和视频，造成三人成虎问题。

这看得当然很爽，但是结果就是只能看到部分真相，思考不全面，并且容易造成固执。放大了，如果加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推动，会在国内造成派系的出现，对国内舆论乃至社会造成分裂，对我国治理很不利。

最理想最理性的舆论是保持就事论事原则，通过自己的思考对每次事件做出选择，而不是简单的盲从。

其三、加强对于谣言的打击程度。

无论是此次唐山事件，还是之前各种公共事件，在事件原貌展开过程中，都有不少煽动民粹的恶意谣言。

这种谣言不仅对受害者及其家属（之前东航出事故晒出虚假空乘合影，此次唐山事件造谣女孩过世）造成很大伤害，对舆论的正常发展也产生了恶性的扭曲作用，会让众多国民陷入基于错误事实的猜测揣摩中。

其四、加强在与西方舆论战博弈中的攻击力。

历经贸易战、科技战、人权战、病毒溯源战、口罩战等等，西方舆论的险恶之处、高度政治化已经显露无疑。

任何有心人如果认真观察西方的主流媒体，会发现其在对中国诬蔑攻讦上根本不存在“言论自由”所应具有的多元性，而是高度统一高度一致。反观中国主流媒体，我们实在显得太善良了。

中国攻击西方的报道基本是有实有据的，并且从来不在标题上搞小动作。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去学着西方造谣抹黑，但是有一些技巧和手段在西方媒体穷凶恶极的绞杀下，我们应该在保持真相的同时认真学习。

比如怎么样把美国枪击悲剧的个体故事讲好然后推销给美国人，怎么样把美国瘾君子的悲惨故事描写生动，能不能出一系列的西方殖民屠杀史翻译成英文出版？这都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方法，哪怕失败也可以成为西方打压舆论的证据。

同时，随着近些年中美关系降温，以及中国的崛起，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现象——

有相当一部分的普通中国老百姓，特别是有出国经历的，开始以“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的身份出现在西方社交平台上，自发地宣传中国优势，并结合自身经历暴露西方问题，吸引了众多观众。

这个群体往往具有很高的爱国自觉性，并且叙述主要是以通俗易懂的社会实践为基础，因而宣传能力比官方往往更强。我国应该高度重视这种现象，对这个群体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扶持，把他们发展为成为我国舆论打入西方的急先锋。

有很多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反击喜欢扣上什么“国家主义”、“战狼外交”、“民族情绪”的大帽子。我们以前为了团结西方处处忍让，但是西方并不领情。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有把敌人打疼，他才知道厉害，才不敢轻举妄动，才能保证中国舆论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的手里。在舆论发展上，毛主席等一批开国领导人干于亮剑的精神的骨气值得我们重温、学习。

（二） 认识舆论生态“有倾斜的平衡”的重要性

上面的一条建议主要是针对政府而言的。但是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还需要国民意识的提升。在进行热点话题讨论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参与者应该认识到舆论生态是需要平衡的——要有不同的声音互相制衡，这样可以缓和不少社会矛盾。

而这个观点的依据在于，很多问题不存在绝对真理性，解决办法很多是在不同的真理之中取平衡。比如本文在开头的时候提到，有很多愤青式的抱怨者喜欢以简单粗暴情绪化的方式对待公共问题，其思维表现得偏执且肤浅。

他们的做法值得批评，但是我们能完全说他们的言论就该完全被排出公众讨论中吗？要知道社会上必然有很多的不公，要解决这种问题，要重视这种问题，很多需要愤青式的一种激情去冲击陈旧腐朽。

当然，这个意识建立了，我们马上又碰到下一个问题：是不是什么舆论都要给它一席之地呢？我们只能说一半一半。有些言论可以作为一种制衡存在，但是要对其影响进行大幅限制。

其存在只是作为一种反面教材出现的。比如武汉封城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民粹煽动的声音出来。

这在平日里，这种言论作为一种末流，可以给骄傲的国人泼泼冷水，让大家冷静下，作为制衡的存在是有益的。

但是到了非常时期，这种言论喧宾夺主，抢夺了积极建设意见一跃成为主流，那就十分有害了。

我们说过，每种言论都有存在的价值。但这只是在其社会实践产生影响的层面上说的（像恨国党和公知可以有效调控中国的民族情绪和骄傲自满心态），绝不意味着这种言论真的和具有建设性的、具有理性和关怀的正能量言论可以相提并论，也绝不意味这种言论者应该被鼓励生产出来。

允许他们小范围的存在只是一种大国的胸怀，和对于人性复杂的深刻认知。故而公知之流可以存在，但是其价值就是成为一座历史的耻辱杯，遭到万民的唾弃。

我们必须坚定建设积极向上的舆论大主流，但同时可以允许部分小众舆论的存在作为对主流和其他极端言论的制衡。这就是我们说要认识舆论生态“有倾斜的平衡”的重要性。

（三） 各地应积极放开和保证群众日常上访、投诉渠道，加强官民沟通。

正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任何一起公共事件的暴起，其背后一定是有社会基础的。

小防小堵可以控制些小洪水，但是当小流汇聚成滔天大水的时候，壅川防塞是必然失败的。

中国老祖先在几千年前的洪水斗争中留下的这种深远智慧，运用到政治上终于成为了脍炙人口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者宣之使言（治理国家的人要学会疏导老百姓发言）”的古老训诫。

基于我国过去发展相对落后，官场腐败严重，和国际环境恶劣的种种原因，政府在应对民生问题上存在较为严重的积案和舆情过分管控。十八大后虽然已经大幅改善，但仍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客观论之，近年来随着中国取得的长足进步和西方势力社会治理的相对倒退，以及国民素质的显著提升，中国舆论整体已经大幅改观，爱国人数指数上升，已经拥有更为公开接受舆论批评的承受能力。

从近些年来多次的公共事件看，国民对于政府快速积极处理问题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是可以理解国家出现问题的。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在恨国党公知的鼓吹下一股脑的将一切问题上升到体制层面。“国体论”在这次疫情后已经完全破产了。

在这种环境下，更加多的放开舆论将具体问题暴露出来然后积极解决，更透明地及时地和老百姓保持沟通，不但不会减低政府信誉，还会赢得民心。

各个国家的精英和民众都存在很大的观念差别，互联网上很多的激烈舆论风向是精英塑造的。

但通过此次教材事件应该注意到，中国普通老百姓（区别于公知和键盘侠）是有着很强大的爱国之心的。他们有着扎扎实实的生活，享受国内安定带来的红利，因而对我国体制有着天然的拥护意识。

这是最需要服务的对象，也是最正统的“民”，是社会的支柱。开放投诉渠道，保持沟通，着重点就是要让老百姓受到实利，不能让老百姓的苦难成为了别有用心的公知、键盘侠、境外分子挑拨官民关系的冷血馒头。

我们要建设健康的舆论风气，地基要牢，那就一定要将老百姓服务好，保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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