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明朝亡于万历皇帝，倒不如说明朝亡于千千万万个“张居正”

万历皇帝登基的时候，只有十岁。这也就是说，十岁的朱翊钧小朋友，对皇位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他不明白当皇帝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当了皇帝应该做什么。紫禁城冰雪融化，天朗气清，万历皇帝朱翊钧呆呆地坐在皇位之上，看着文武百官齐齐跪倒，高呼万岁，他的内心只有一片茫然。在传统观念上，我们时常会认为，当皇帝实在是一件一本万利的好事儿。封建帝制时代，皇帝是万乘之尊，万民之主，是权力的巅峰。当了皇帝，即表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似乎只要成为帝王，就能满足个人对于自身的一切需求，以及可以突破传统礼法对个人的一切桎梏。

但实际上，当皇帝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轻松肆意。皇帝是封建意志的核心，是天地之间臣子和黎民的表率，所以皇帝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受到严格的规范。帝王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语和行动，要时刻保持威严和体统，绝对不能干出什么荒唐的事儿来。而大明幅员辽阔，沃土千万余里，所辖州郡不计其数， 身为皇帝，更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牺牲自己的个人爱好，将所有的时间都放到处理政务上。皇帝想要选两个秀女，纳几个妃子，文臣会规劝皇帝要注意身体，不能总是沉迷女色，你爹朱载坖就是吃春药死的，难道你想重蹈他的覆辙？皇帝想要给自己放两天假，逛逛园子，听听曲子，溜溜戏班，文臣们立刻表示，内阁里急需解决的国家大事都要堆成山了，皇帝你要是真闲不住，还不如多看两封奏折。皇帝想要吃饭喝酒，大摆宴席，找几个狐朋狗友放松一下身心，文臣们又会痛心疾首的劝告皇帝，如此荒诞之事，你要是干了，一帮大臣们怎么议论，天下万民们又怎么看待？再说了，国库时常亏空，哪儿来的钱给你大吃大喝？以上，还属于私生活范畴，而如果皇帝想要施行自己的权柄，又会招致文官集团的抗衡。皇帝想要颁布新制度，文臣们会拿出祖宗之法，不可轻易改变来进行反对。皇帝想要派兵打仗，想要指哪儿打哪儿，文臣们又会搬出英宗皇帝朱祁镇御驾亲征的惨剧来做警醒。

皇帝想要调整人事结构，任命官员，文臣们又会挑三拣四，认为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妥。如此说来，身为帝王，尤其是身为大明帝王，这一生看似辉煌，实则是苦不堪言。大明的文臣们，有一处最为厉害，那就是他们往往会相互勾结，组成强大的文官集团，而文官集团一天正事儿不干，最大的爱好就是从皇帝手里分权。文臣，是明王朝最忠诚可靠且最有上进心的一群官员，他们永远希望皇帝只不过是帝国的象征，皇帝不需要插手帝国的任何事务，只需要坐在皇位之上看着自己表演就行了。而时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正是这样的人物。作为老皇帝朱载坖留给小万历的顾命大臣，张居正在朝堂上拥有绝对的权威。

十岁的万历皇帝每天被安排得都十分妥当，上午，他要在孝定皇太后李氏的督促之下，学习帝王礼仪，宫中规范，下午，他又要面对以帝师自居的张居正，被张居正结结实实的上两堂有关政治思想的文化课程。首辅张居正给皇帝上课的目的非常简答，那就是一遍一遍地告诉皇帝一个道理：你还小，大明还是交给我吧。于是，从隆庆六年，即公元1572年，到万历十年，即公元1582年，整整十年，万历皇帝一直是甩手掌柜的状态。他想什么也没用，说什么也不算，干什么也没劲，整个帝国的运转和发展，都牢牢地控制在了张居正的手里。于万历皇帝而言，他对张居正的情感是十分复杂的。

一方面，皇帝虽然年幼，但他知道张居正虽是独相，但并非佞臣，老张同志十年来呕心沥血地替自己打工，又变法又改革，本质上都是利好的，自己应该感谢这位勤奋的打工人。但另一方面，张居正之所以能搞出惊天动地的“张居正变法”，无非是因为大权独揽，有了绝对的权力，所以办事儿的效率极高。可张居正所揽之权，绝非臣僚们的管理权，而是皇帝的控制权，这也就是说，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张居正已经喧宾夺主，架空了皇帝。张首辅当皇帝的家，做皇帝的主，替皇帝发言，这实在不是一种良好的君臣生态。作为臣子，不能僭越，这是最为基本的一条守则，而张居正已经越过天际，在名声和架势上，俨然已经成了明王朝的“二皇帝”。结果张居正一死，即遭到万历皇帝的清算。皇帝革除了张居正的一切功名，废除了张居正在世时施行的绝大多数政策，皇帝想要张居正在死后成为自己这一朝最大的罪人可怜张居正，只懂工作，却不懂人情世故，不过好在，至少老张活着的时候没遭过罪。由于年少时期被张居正擅权所留下的阴影，万历皇帝在亲政后，变成一个极度魁柄独持的帝王，他牢牢的把帝国的最高统治权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再也不肯轻易的交给其它人了。皇帝认为，张居正或许是自己永远迈不过去的一道坎，但现在张居正已死，万事万物，该自己全盘做主了。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想，皇帝也许把明王朝的朝堂政治想得太简单了。

就拿皇帝立储一事来说，就足以证明小小的皇帝是无法和庞大的文官群体相抗衡的。万历生平最宠爱的嫔妃郑氏，育有一子，为福王朱常洵。皇帝爱屋及乌，想要把朱常洵立为太子。明朝的皇位继承制度和前朝无二，为嫡长子继承制，又因为万历的皇后并无子嗣，所以这件事儿本来无可厚非。既然皇帝没有嫡子，那么朱常洵这个庶出的儿子自然也是有资格当皇帝的。但在继承制度中，又有明确规定，倘若皇帝没有嫡长子以及嫡子，那么就要由庶出的长子来继承大统。朱常洵是庶子不假，但却并非庶长子，真正有资格继承皇位的，是庶出的长子，朱常洛。如此一来，矛盾就出现了。皇帝想要立福王朱常洵，但大臣们基于祖制，却更多地倾向于朱常洛。万历皇帝曾经试图以各种方法来对抗文臣，让他们可以屈从自己的意志，从而把朱常洵推上太子之位，但文臣们不是吃素的，宁死不退一步，不仅如此，还在朝堂政治的各个方面向皇帝施压，万历迫于无奈，只能选择退让。

从万历十四年，即公元1586年，到万历二十九年，即公元1601年，这十五年间，万历皇帝以一种十分惨烈的方式和文臣们进行着各种形式的较量。期间，皇帝逼退首辅四位，正部级官员十二位，京官五十六位，地方官员七十二位，而因此事受到牵连的一些无关紧要的小官小吏，那就更加不计其数了。但即便是如此，皇帝最终还是失败了。漫长的政治斗争终于让万历皇帝看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自己身为帝王，却什么都决定不了。他本以为死了一个管着自己，拘着自己的张居正，一切就会结束。但他此刻才明白，死了一个张居正，还有千千万万个张居正站出来。自己看似是威仪华贵，大权独揽的大明帝王，实则，他一直是被豢养在金丝笼中的鸟儿。政治斗争的失败，让皇帝对帝国的政治氛围有了一种无可挽回的失望，于是，皇帝开始冷淡政治，不再过问国家大事，乃至于到后期，连早朝也不上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帝王的意志消沉，不是一天两天，不是十天半月，不是三年五年，而是将近二十年。从万历二十九年，即公元1601年朱常洛被立为太子的前后，到万历四十八年，即1620年皇帝驾崩，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皇帝不上朝，不看折子，不过问政事，不接见大臣，深居简出，彻底当起了宅男。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帝王因为政治斗争而逐渐自闭，逐渐绝望的过程，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或许是皇帝对大臣们的一种变相报复。你们不是什么都要管我么？你们不是什么都不由我做主么？你们不是总要蛮横无理地干涉我么？你们不是要一次又一次地夺走我的权力么?好，这悠悠大明，以后我全都交给你们！愤恨不平的万历皇帝好像已经释然了，但又好像一点没释然。金灿灿的皇位对他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捆绑，而那个巍峨矗立的紫禁城，则是这位大明帝王，一辈子的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