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逆转！堕胎禁令生效，美国女性的“至暗时刻”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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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正式推翻了其在近半个世纪前做出的一项针对美国女性“堕胎自由”的裁决。

但由于此事在美国极具争议性，瞬间就引爆了美国全国的舆论。大量不满这一裁决的美国女性更是高呼这是美国历史的“至暗时刻”。

当地时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6:3）推翻了半个世纪前的“罗诉韦德案”，将堕胎的合法性问题留给了各联邦州应对。预计约一半的州将宣布堕胎为非法或严格限制堕胎。

消息一出，在保守派大本营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就立即宣布堕胎为非法。当年的“罗诉韦德案”正是发生在该州。“罗诉韦德案”裁决曾在1973年实现了美国堕胎合法化。

CNN称，最高法院当前的这一裁决颠覆了近50年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先例，预计将挑战女性生殖健康的自主权。《国会山报》评论道，这一决定从根本上重塑了美国社会，肯定会引发一场政治风暴，并产生复杂的州级法律。《华尔街日报》则评论，这一裁决颠覆了近50年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先例，是一个罕见的逆转，挑战现代美国的生殖自主权。

在最高法院的裁决宣布后，多名反对这一裁决的美国网络大V、政客和民众，就纷纷哀叹这是美国历史以及美国民主的“至暗时刻”。

美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

堕胎权不再受宪法保护

在24日当天的裁决中，9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5名支持推翻、4名反对，最终作出推翻罗诉韦德案的裁决。

罗诉韦德案是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女性堕胎权裁决的“里程碑”案例。最高法院当时裁定女性拥有堕胎的权利，该权利受到宪法保护。但反堕胎人士和团体一直寻求推翻这一判例。

美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在多数派意见书中表示，“罗诉韦德案”论证薄弱，没有解决堕胎问题，反而激起争论、加深分歧。罗诉韦德案是“惊人错误、有破坏性影响”，必须被废除。宪法中并未提及堕胎，这种行为不应受到宪法保护。

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在少数派意见书中说，最高法院当天的裁决损害了女性权利，是对女性“自由、平等身份”的损害，“这是令人悲伤的，数百万女性在今天失去了一项受到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

当地时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后，堕胎禁令已经立即在路易斯安那州、南达科他州，肯塔基州和密苏里州生效。美国20多个州预计将禁止或严格限制堕胎行为，其中13个州的堕胎禁令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将立即生效。

据美联社-NORC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民众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堕胎应该合法，仅10%的受访民众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堕胎都应是违法的。

24日，在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之后，堕胎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华盛顿国会山上的联邦最高法院外分别举行示威活动，大批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美国国会大厦的观光项目也因为最高法院外的示威活动而宣布暂停。

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司法系统最终上诉法院，有权评审和推翻下级法院裁决，同时也是美国宪法的最终解释者。法律专家认为，此次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历史上少有的对已经认定为宪法保护权利的推翻，也是首次废除一项民众广泛支持的权利。

目前，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美国最高法院在先后对持枪限制以及“罗诉韦德案”做出裁决后，还将在近日对具有争议的移民、气候变化法规和政教分离的相关法案做出决定。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当天还表示，最高法院之后应对同性婚姻、避孕等议题进行裁决，受到美国各界关注和讨论。

各方谴责联合国：生殖权是妇女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地时间6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公开讲话，谴责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决定，称最高法院犯了“悲剧性错误”，剥夺了已经被美国承认并执行50年的基本宪法权利。拜登还表示，最高法院今天的裁决不是最终决定，他呼吁国会行动起来，保护女性的堕胎权。拜登同时呼吁选民在今年中期选举中选择支持女性堕胎权的议员，以使罗诉韦德案内容成为联邦法律。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也在讲话中对最高法院的裁决表示失望，呼吁所有人捍卫最基本的自由权和隐私权。

当天，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猛烈抨击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的裁决的行为，称大法官们正在“侵蚀美国人的权利”。

佩洛西表示，这项裁决是对女性的“侮辱”，是“对女性的一记耳光”。她称：“今天，共和党控制的最高法院已经实现了他们黑暗、极端的目标，剥夺了女性自己做出生殖健康决定的权利。”

佩洛西称，“民主党人会继续为将‘罗诉韦德案’（的裁决）写入法律而进行不懈斗争。”她说：“由于（前总统）特朗普、（参议院少数派领袖）麦康奈尔、共和党和他们在最高法院的绝对多数，今天的美国妇女比他们的母亲拥有更少的自由。”

佩洛西还强调：“这个残酷的裁决令人发指，令人痛心。但不要忘记，妇女和所有美国人的权利将在今年11月的投票（中期选举）中被决定。”她誓言要让“罗诉韦德案”复活，“一个女性的基本健康决定，应该是在咨询了医生，以及与亲人商量过后做出的，而不是被极右翼的政客所左右。”

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的裁决引起各界强烈关注。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当天表示，司法部“强烈反对”最高法院的决定，这一决定取消了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视为女性平等自由的重要权利。加兰德还补充，最高法院的决定并不影响各州在其州管辖范围内保证堕胎合法化。

此外，在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之后，由民主党众议员乔伊斯·比提（Joyce Beatty）领导的国会黑人核心小组呼吁拜登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比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最高法院的决定是对女性堕胎权利的攻击，也将“极大危及非洲裔美国人的生命”。

当地时间24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表示，联合国已经注意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确立堕胎权判例的裁决。迪雅里克说，联合国反复重申生殖权利是妇女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协议维护的人权的一项原则，并在世界许多地方不同程度上反映在法律中。限制堕胎不会阻止人们追求堕胎，只会使堕胎更加危险。

“罗诉韦德案”怎么来的？

围绕堕胎权进行的斗争已经在美国政坛持续了几十年。1969年，21岁的德克萨斯州女子诺玛·麦科威（Norma McCorvey）意外怀孕但发现本州法律规定只有当母亲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允许堕胎。1972年，她以简·罗伊（Jane Roe）的化名起诉德州北方居住区地区法庭，韦德（Henry Wade）则是当时达拉斯县的检察官。此案一路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就“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做出判决：以7比2的表决确认妇女决定是否继续怀孕的权利受到宪法上个人自主权和隐私权规定的保护，宣告堕胎合法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最高法院的7位男性大法官中，有4人是共和党总统任命的，在当时罗案的判例普遍被认为是最高法院代表了广泛的民意。审理罗案期间，盖洛普的一项全国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公众都认为“是否堕胎应该由当事女性和主治医生来决定”，其中共和党的支持率是68%，甚至高于民主党的59%。

自特朗普上台后，“捍卫生命”（Pro-life）反堕胎阵营声势大振。2019年至今，美国已经有15个州提出《心跳法案》，该法案规定，只要女性怀孕时间超过六周，医学判定胎儿有“心跳”的情况下，就禁止母亲堕胎。如果女性被认定是故意打掉胎儿，可以以二级谋杀起诉，最高可判30年徒刑。从医学上来讲，胚胎出现心跳大概是在怀孕六周后，然而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女性很有可能因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怀孕而错过合法堕胎期。在阿拉巴马州之前，已有佐治亚、俄亥俄、阿肯色、肯塔基、密西西比和北达科他六个州通过了这一严厉的反堕胎法。

据界面新闻，最高法9名大法官中有5人为保守派，他们都是被此前的共和党总统任命的。因此法案被推翻也是预料之中的。

今年5月初，一份媒体获得的意见书显示，最高法院将可能推翻罗诉韦德案。当时拜登就开始着手应对挽救全美范围的堕胎权。但白宫助手们认为总统手上的有效选项并不多：动用行政权来扩大堕胎药的可及范围、宣布联邦进入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令司法部挑战将跨州堕胎视为非法的州法律、通过技术手段提醒生理期跟踪软件使用者保护好隐私等。

美国堕胎案争议背后：隐私权、胚胎生命权以及女性堕胎权的历史纠葛

文丨 李晋（思想史学者）、马丽（社会学家）

5月初，一份由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执笔的多数意见草案泄漏在美国公众面前，激起轩然大波，因为该草案预示着最高法院大概率将会推翻1973年所判定的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这意味着，女性堕胎权正面临被撤销的边缘。

在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各州都认定堕胎是非法行为（甚至因为强奸或乱伦等），而在1969年一位化名为罗（Roe）的21岁的未婚女士麦考维（Norma McCorvey）意外怀孕，在尝试各种能够合法堕胎的途径无果后，听从律师的建议，化名罗（Roe），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以侵犯隐私权来起诉代表达拉斯郡的司法官韦德（Wade）。最高法院判定，德州刑法限制妇女堕胎权违背了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以7:2的票数判定罗胜诉。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最高法院的7位男性大法官中，有4人是共和党总统任命的，在当时罗案的判例普遍被认为是最高法院代表了广泛的民意。审理罗案期间，盖洛普的一项全国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公众都认为“是否堕胎应该由当事女性和主治医生来决定”，其中共和党的支持率是68%，甚至高于民主党的59%。

《美国最高法院》的作者琳达·格林豪斯(Linda Greenhouse)就指出，罗诉韦德案一开始并不是激烈冲突的政治议题，直到1980年代，随着美国宗教右翼和新右翼的崛起，里根和布什在竞选总统之际就向选民承诺要推翻罗诉韦德案，才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议题。

然而长达半个多世纪里，罗案也一直面对着挑战和危机。在1992年，另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就是宾州计划生育协会诉凯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此时最高法院中，共和党总统任命的法官占了8位，其中6位还是计划推翻罗案的里根和布什所任命的，而剩下的一位民主党总统所任命的大法官拜伦·怀特（Byron White）正是判决罗案时两位投了反对票的法官之一。

凯西案辩论的焦点是1982年的《宾夕法尼亚州堕胎控制法》中所规定的女性堕胎时的等待期、必须通知配偶并且要求获得配偶同意以及（对未成年人）在接受堕胎手术前必须征得父母同意等五项是否违宪。此时最高法院中反对罗案的法官毫无疑问占据了绝对多数，人们担心很有可能会借着凯西案同时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判决结果。

出乎意料的是，最高法院仍旧以5:4维持了罗案的支持，判决《堕胎控制法》违宪。当时三位共和党提名的法官撰写到，“在目前的条件下，推翻‘罗案’的核心判决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会深入且毫无必要地损害最高法院的合法性，也会影响整个国家践行法治。因此，确有必要坚持‘罗案’原判决的核心内容，我们今天也正是这么做的。”如今看来，和当下日渐两极化的美国党派和最高法院相比，当时更显示出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专业伦理。

一直以来，罗案所面对的不仅是来自反堕胎群体的压力，也招致了很多女性平等权利倡导者，甚至支持堕胎群体的批评。一些女性法学家，包括后来的大法官金斯伯格，都认为，在罗案中，堕胎选择权获得的批准，在现实中并没有结束也没有让反对者说服。因为罗案并不是立足于女性的权利，而是基于个人的隐私权。按照美国最高法院的陈述，是依照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个人自由概念和第九条修正案，延伸出隐私权的问题，也就包括了女性自主决定是否终止怀孕的权利。然而隐私权为何能够包括堕胎权，逻辑上并不直接成立，也没给出合理的说明。女性法学家贝尔（Judith A. Baer ）在《女性的法律生活》中就直言不讳说到，最高法院没有让大众意识到，道德和法律问题有时需要分开讨论，也没有能够在宪法原则中确立女性生育选择的权利。她的批评角度很有意思，当时的7个大法官全是男性，却由这些少数的男性决定了占了半数人口的命运。她认为最高法院真正回避的性别问题，才是最为重要的。

在罗案之前，美国很多州的法律规定女性即便是被强奸或乱伦导致怀孕，堕胎也是违法的。毫无疑问，罗案对于很多女性，特别是低收入的少数族裔是一个福音。这个进步即便有很大的缺陷，也是长久努力才迈出的一小步。在1960年代，美国很多州规定使用避孕措施是非法的。直到1965年的格力斯伍德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才推翻了禁止使用避孕药物的法律条款，以隐私权的名义保护已婚夫妇能够在没有政府限制的情况下购买和使用避孕用品。这里实际上还只限于已婚人士能够购买和使用避孕用品。从功利主义和后果评价的角度，在罗案之后，因为能够选择正规的医院，美国女性的堕胎死亡率也从0.018%下降到了0.001%。克鲁迪娜（Claudia Golding）等人在2002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PE）》上就证明了避孕药物的合法使用和罗案，降低了女性为了获得更好教育或进入职场而付出的代价，让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进入职业学校。

在罗案之后，随着B超和医疗技术的发展，反堕胎组织在争论中有一个话术的转变就是，从强调避孕和堕胎会败坏社会风气和信仰，转变为了强调需要保护受孕的胎儿。因为最高法院在罗案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人”的定义。因此在双方的斗争中，反堕胎人士和支持堕胎人士在美国社会就用简单的口号来进行立场划分，即反对堕胎权的“支持生命（pro-life）”和支持堕胎权的“支持选择（pro-choice）”。

然而，这样简单粗暴的划分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法学家贝尔（Judith A. Baer ）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支持选择权的人和反对选择权的人所提倡的口号并不是对等的。因为提倡女性具有选择权利的人并没有施加给任何人道德义务，或者强迫任何人违背“堕胎是不道德”的信念，而仅仅将选择的权利给予个人。但是反堕胎的人却希望强迫所有人要和他们的行为和信念一致。

美国非洲裔女性思想家胡克斯（bell hooks）也说到，用“支持生命”这种标语反对女性堕胎的权利，其实里面暗示着只要是支持堕胎的就是残害生命，这其实是一种污名化。女性真正需要的是自己能够选择的权利，拥有这种权利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去堕胎，即便有这个权利女性个人可能永远也有可能不选择堕胎。然而，一旦女性丧失了合法、安全、支付得起的堕胎权，就意味着在生育权利上丧失了所有的权利。

对于胡克斯而言，美国宗教右翼和保守群体反对“支持选择权”从根本上是反对女性具有平等权利的。出身底层，作为非洲裔女性的胡克斯通过自身的经历认为，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当美国白人中产受过教育的女性，获得了有更好的避孕条件时，很多像她一样来自底层的少数族裔女性，都目睹过非法人工流产的悲剧，目睹过被迫结婚而造成的非计划性妊娠的苦难，目睹过被强暴的女性无法堕胎，甚至选择非法堕胎以至于死于非命或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的悲剧。她们这些人认为没有安全合法的堕胎权，就不会真正的女性平等和解放。直到1990年代时，胡克斯还感慨到时代的变化，年轻的女性，也许总能得到有效的避孕药具，她们从来没有看到过非法堕胎引发的悲剧，没有亲身经历面对剥削的那种无力无望的脆弱。但她提醒到，如果女性没有生育权和选择权，这种状况就会重演！

然而，让胡克斯始料不及的是，这种状况在今天的美国却恶化了。尽管罗案确立了女性具有堕胎合法的权利，但是地方法院和反堕胎组织却主张用胚胎（fetus）的生命权来消解女性的选择权利。

一个著名的案件就是1980年代的美国卡德案（Angela Carder）。卡德她在13岁的时候不幸得了骨癌，一直通过化疗和放疗与癌症抗争，甚至还被迫截肢。在24岁时，她病情有所好转，三年后她怀孕。在1987年，在她怀孕25周时，发现肺部有癌变住进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因为疼痛，她最终选择接受更大剂量的止痛药而打算放弃这个孩子。而医院则质疑其对于胎儿的法律责任。因此特区的一位法官来到医院举行听证会，尽管卡德的律师指出她拥有决定的能力，她的决定应该获得尊重，但是最终法官和医院还是决定要将关注放在拯救胎儿上，因为他们认为任何干预措施都救不了卡德。法官做出了有利于胎儿的判决，并且命令立即进行剖腹产手术，卡德自己的主治医生拒绝执行，于是医院让另一位医生做手术。手术后，孩子只存活了2个小时，而她则在两天后死亡。

1990年卡德的家人将这个案子上诉到特区的法院，法院裁定为“卡德有权为她自己和未出生的胎儿做出决定”，判定初审的法官的裁决侵犯了卡德的知情同意权和身体完整性的权利，并且还进一步声明，在胎儿能够存活（becomes viable），女性的权利仍旧是完整的。

近年来，这种压制女性选择权和平等权的潮流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在美国宗教右翼和新右翼的推动下越演愈烈。从2013年开始，从北达科塔州开始，陆续一些州都通过心跳法案（heartbeat bill），也就是胚胎心脏具有稳定的节律性收缩时，就禁止堕胎（一些州如阿拉巴马州规定即使强奸和乱伦等怀孕也不能堕胎），并且也宣称孕妇可以通过这个判断未出生的孩子是否存活到足月。这种规定既不符合科学，也违背最高法院所判定的罗案的原则，目前也都在等待着推翻罗案的判例而得到执行。

不少女性思想家和批评家就指出，很多提出胚胎生命权的人，其目的仍旧是压抑女性的权利，而不是真的在意胚胎。

胚胎是否具有生命权利以及何时定义为生命在社会上并没有形成共识。然而在这些抽象的考虑和一刀切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把女性抽象为一个物体。但在真正的现实中则非常复杂，很多女性即使不情愿怀孕也不会堕胎，有些则反之，当事的女性反对和支持堕胎的态度也是千差万别，那么，为什么女性自己生育的权利却被一些法律专家、政客，或者公共声音大的、具有某种信仰的人来决定呢？朱迪·汤普森（Judit Thomson）则反问到，就算胎儿是人，怀孕女性是否有责任和义务让这个人活着——比如，她假设了一个问题，人们能不能强迫一个女性为一个将死的小提琴家输血九个月，让他或她继续生活？在现实中，女性需要承担着九个月到十个月的繁重义务， 相比其他事，或者冒很少风险去拯救其他人的生命，都要付出更多代价。 还有一些女性用同样的逻辑反驳反堕胎立场所强调的胚胎生命权：一位妇女非意愿怀孕，是否就意味着胚胎在未征得女性同意而侵入她们的身体时，国家就应该提供公共资源去阻止胚胎的行为，就如同国家禁止女性侵扰胚胎一样？

反堕胎组织为试图堕胎的女性也开出了很多药方。比如老布什1988年的竞选口号之一就是“要收养，不要堕胎”。让想要堕胎的女性生下孩子，然后找人和机构收养。当时已经被很多女性批评为不仅愚蠢，而且残忍。因为一方面，这恰恰是将生命当成了没有情感，能够转赠的物品，而且也不顾及当时女性真正的创伤和痛苦。此外，这种方式并不能保障被收养的孩子不被虐待或者死亡。

事实上，很多围绕胎儿保护的口号，在这些女性看来，都不过是反堕胎倡导者选择性的关注，只是为了证明自身立场的合理性，而不是关心具体的人。比如2012年，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托德（Todd Akin）在被问到女性受到性侵后堕胎是否合法时说，他认为女性的身体能自动拒绝这种怀孕，“女性的身体有各种方法搞定这些。”因此，女性的创伤和痛苦等等都不如反对堕胎的立场重要。

在美国堕胎争论战的背后，涉及到了社会、政治、伦理、利益等方方面面，即便是在女性群体内部，不同种族、阶层、身份等的女性所持有的态度也是千差万别。我们显然不能全面地论述所有女性各种不同的立场和看法。但是，相比于将对立双方污名化、两极化对立外，我们至少应该形成一个共识，当事女性的声音本来应当是最应该被倾听到的，而事实上，这些最重要的声音却被吵杂所淹没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的估计，全世界每年大约实施了2500万起不安全的堕胎手术，其中约有4.7%-13.2%的孕产妇死亡。

今天，美国人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法律的问题，而是道德的问题，最终也拷问着所有人，我们能够因为自身的道德和信念偏好，而将其强加给所有人？尽管我们任何人可以对堕胎权和选择权发表任何的言论，哪怕荒唐无知如政客托德，但是堕胎真正的代价并不是由我们所有人来承担，而是当事的那些女性个体来承担的。也许对于和我一样的很多人，并不希望看到，在21世纪，美国将《使女的故事》从荧幕搬入到现实中。

内容综合自：每日经济新闻 央视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