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起惊涛骇浪的结论:三星堆非古蜀而是商都!谁说四川古代交通难？

笔者前天发表了有关三星堆是商朝首都而非古代蜀国都城，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今天更深入对此结论进行讨论。

◆有人认为古代四川交通艰难，这完全是一知半解！

很多人局限在李白的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李白还写过“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难道今天人们要去寻找“三千尺、银河”去哪了？今天也有人写诗“青城山，离天只有三尺三”，难道后人考古要以此作为衡量青城山在当今的高度？以文艺作品作为考古依据，科学吗？

殊不知，在古代相当长时间，四川才是交通便利的最大受益者。

◆阅读此文前，先不要固守在一些传统的观念中，有人质疑笔者不懂历史，那么笔者反问：你能确定周商夏及比夏更早时期的研究成果就一定绝对正确？

◆对于以前考古出现的问题，笔者已经有定性的结论（如果没有把握，不会如此表达）：第一，殷墟的“妇好墓”的甲骨文解读肯定是错误的，并不是商王武丁一位叫“妇好”的妃子墓，因为历史上没有关于此人的任何记载；

第二，湖北随州出土的古墓的墓主及器物被错误解读为“曾侯乙”及“编钟”，而正解是“楚文王”之墓，墓中器物肯定不是编钟。

一、三星堆器物的材料、样式来自各地，用现代科技模拟、计算一下：古代蜀国有否财力、人力、能力制造？

1.三星堆6月19日公布了阶段性成果：若干新器物显示出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密切的联系。3号坑、8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3号坑、4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3号坑、7号坑、8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

2.如果古代蜀国有如此实力，历史应该会有记载而不会出现空白。

二、采用自然科学的重要方法：假设，来破解三星堆。

自然科学中有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假设。就是根据现有的证据、理论而对一些判断难以有准确的结论，就先假设一个命题成立或正确，然后通过理论来验证。数学中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四色定理等都是先假设，后来被证实的。但假设一个命题并非随意而设，而是已经有很大的可能，只是还难以有决定性的结论。

先做一个假设命题：三星堆是商朝首都。

再用证据和理论来证明上面的假设是否成立。

在此假设下，再去思考三星堆的文物，还有多少神奇和不可思议的地方（命题能否符合现实）？

三、证明命题

1.最重要的证据：C14测年时间上完全吻合。

三星堆最近公布了新发掘的6座祭祀坑的C14的测年，结论是：大多数坑的年代为商代晚期，大约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公元前1150年—前1000年）。这个时期属于商朝末期。

2.命题支撑

a.商朝具有强大的财力；

b.材料、器物形式来自全国各地；

c.汇集全国各地优秀的工匠。

d.商朝距今只有3000多年，已经具有一定的科技水平，制造出这些文物也在情理之中，并不神奇。

3.最为关键的是二里头、三星堆、殷墟的出土器物尤其是祭祀行为的核心高度一致

a.二里头、三星堆、殷墟的出土很多器物高度相同。

b.最为关键的是二里头、三星堆、殷墟的祭祀行为的核心高度一致!

第一，祭祀表达的核心和实施的独特的祭祀方式，这也是三星堆最核心和关键的内容。

笔者的论文对此将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分析，大家知道自然科学的手段不依据文史资料，尽量避免了主观性（此部分内容见论文）。

第二，除了从自然科学角度，我们在此先从人文社会学角度来进行一些分析。

祭祀行为和实施的独特的祭祀方式，高度体现有区域性、群体共同性、风俗习惯的一致性。

例如：四川很多地区目前流行祭祀土地神。土地神的建筑非常简陋，只是一些石头搭建而成，或者有一些少量简陋的随意搭建的建筑，可以说，这种风格只有四川同时也能反映出是四川当今的一种祭祀风格（见下图）。

而广东一带的人喜欢供奉财神（见下图），四川极少有专门的财神庙。

所以，这种祭祀行为和实施的独特的祭祀方式就非常体现区域性。

沿海一带要祭祀妈祖，而内地很多人都未听说过此神；当今四川埋葬坟墓是用土堆垒，而福建一带却要对坟堆外面再用水泥抺严实（见下图）。如果四川人把祖坟这样用水泥封严实，可能要引起严重的冲突，因为这种祭祀行为会被视为对后人的极为不利。

特别是一片区域实施的独特的祭祀行为，反过来，只从此种祭祀行为就能肯定属于此区域的人。各种少数民族所保持的独特的风俗习惯就是如此。

祭祀行为中某些区域有非常独特的习俗：如福建至今流行的“捡骨葬”。葬后若干年，择吉日将死者骨骸挖出，装入陶瓮中重新安葬，名曰“捡骨”或“拾骨”，由于装骨骸的陶瓮俗称“金斗瓮”或“黄金斗”，故在福建民间又称“捡金斗”或“捡金”。

四川极少有这种祭祀行为，即使有也是因为现在人员流动极少人受到此方面的影响。即使现在因为撤迁涉及迁坟，但其他地区的第二次埋葬与福建流行的“捡骨葬”，还是有很大区别。有的采取火化尸骨，有的采取再次使用大、小棺材的形式，并不像福建流行的“捡骨葬”的程序：对骨骸要进行清洗、再装入陶瓮中。

经过若干年后，考古发现了这种现象，从此种祭祀行为显示的核心：就应该判断得出这是福建的风俗，相应，发现有同样的祭祀行为的就应该判断他们同属于福建区域的人所为。

二里头、三星堆、殷墟的祭祀行为的核心就有高度一致性，并且还远非“捡骨葬”这种具有独特的祭祀行为这么简单，其核心沿袭自上轮文明（笔者断代为约10000年前或更早的时期）。除了涉及祭祀文化，关键还涉及一些重大的自然科学理论。并且涉及的不只这三处遗址，还与现存的世界各地很多重大遗址，如埃及金字塔、玛雅金字塔、巴尔贝克神庙、英国的古石阵、土耳其的阿泰密斯神庙等都有共同性，这种祭祀行为在周朝以后就消失了。

由此可以得出这三地具有高度的共同文化核心，就如前述的福建“捡骨葬”。还有根据器物的特征最终得出：这三地存在一些高度共同性及时间上的先后顺序，由此可以得出三星堆不是古代蜀国。

四、有读者评论：是夏都我都能接受，为何不是夏都？

1.因为三星堆的C14测年就是商朝后期。

2.从祭祀行为反映的核心（笔者将在论文中从自然科学角度研究，论文发表后，证据更充分）以及器物制作的精致程度最后反映出的时间先后顺序应是：二里头、三星堆、殷墟。

还有以下读者的观点：

笔者过去一直认为三星堆与夏有关，但6个坑的C14测年已经明确：是商晚期，并且与二里头、三星堆、殷墟三者还存在时间先后关系。

五、有读者认为是：逃难说、陪都说，笔者也想过此类问题，但觉得理由都不充分。

读者评论到“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商朝灭亡的时候，一部分人带着祭祀用品，逃到了三星堆，把它们埋在了三星堆遗址。这就是为什么祭祀用品都是毁坏以后埋了。”

1.对于逃难掩埋已经否定了，因为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及各种情况反映这是一场精心准备的祭祀。

（1）笔者昨天列出了那块极其重要的玉璋。玉璋上面清清楚楚绘制出了此次祭祀的目的、有多少个祭祀坑、祭祀什么人，也并非逃难。

（2）综合挖掘情况也已经得出是精心准备的祭祀行为。

2.对于如此声势浩大、消耗如此大的财力、人力，需要各种协调、材料准备、制造场所的祭祀，尤其在古代运输工具、交通条件不方便的情况下，是难以在匆忙中搬迁到相隔很远的异地。

3.再有逃难，从哪里逃？从河南安阳？

陪都说，哪里是正都？河南安阳？

下面将讨论河南安阳究竟是不是商朝首都。如果不是，逃难说，陪都说自然不成立。至于还要考虑更复杂的存在：其他地方为首都。这种假设是无穷尽的，无法讨论下去。

六、河南安阳（目前认为的殷墟）究竟是否为商都？一个极其重大的疑问：安阳出土了很多占卜的甲骨文究竟是谁所作？

1.历史记载甚至传说，有哪位商王能占卜？

殷墟出土了大量与卜辞有关的甲骨文（笔者认为有部分不是），而大量信史记载卜辞是周文王总结出了系统理论，然后推向盛行。所以一般认为卜辞的系统理论最早起源于周文王，大量记载与卜辞有关的甲骨文，正好也能印证是周朝所为而非殷商。

以前把甲骨文解读为是商王们卜辞的资料，那么历史记载甚至传说，有哪位商王能占卜？

2.从时间先后顺序也是：三星堆早于殷墟

抛开其他地方可能也是商都不说，目前仅讨论二里头、三星堆、殷墟这三处，从祭祀行为反映的核心（笔者将在论文中从自然科学角度研究）以及器物制作的精致程度最后反映出的时间先后顺序应是：三星堆早于殷墟。

3.为何以前认为安阳（殷墟）是商朝首都？

主要原因可能是急于求成和迫于心切等等因素。

4.以前对甲骨文的解读无论基础理论和方向都存在错误，导致错误地把安阳解读为商都。

笔者已经发表过多篇关于甲骨文解读存在基础理论和方向错误的文章，请读者去翻阅前面的系列文章。

笔者已经有定性的结论，由于先前甲骨文解读存在理论和方向的错误，导致实践方面出现很多错误，较有影响的：第一，殷墟的“妇好墓”解读肯定是错误的，并不是商王武丁的妃子墓，而是举行的与三星堆同样性质的国家祭祀；第二，湖北随州出土的古墓的墓主被错误解读为“曾侯乙”，而正解是“楚文王”之墓（参见“甲骨文的“哥德巴赫猜想”！错误解读曾侯乙埋灭中国古代重要科技”一文）。

综合各种情况得出三星堆是商都，现在的安阳并非商都而是周都，

此观点绝非哗众取宠或臆想，也不是从单一的角度，而是在众多证据尤其掌握了甲骨文的系统理论上得出此结论。

还有，并非前几天有的读者评论认为的笔者丝毫不懂历史。这个读者依据的可能是传统观点、先前甲骨文解读或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但这种认为的读者可能没有看到笔者以前的系列文章尤其是多篇对甲骨文见解的文章。

笔者研究三星堆及诸多上古遗址，并且不只国内，还包括世界其他地方，如埃及金字塔、玛雅金字塔、巴尔贝克神庙、英国的古石阵、土耳其的阿泰密斯神庙等，笔者肯定读过不仅网络上的普通文章，而且阅读过大量的中、外论文，专业著作。

所以这些上过历史课的读者不必再担心笔者不懂基本历史。

七、史料记载、周都在西岐、夷夏之辩

1.有人会反驳，既然三星堆是商都为何没有信史记载？

关于夏都、商都、周都有很多传说，也有很多信史记载，但目前都难以确认，问题出在哪里？

主要出在：今天的地名与记载地名的文字或地名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难以准确对应。

2.有读者提出周都在西岐

周都究竟在哪里？与前面问题一样，传说还有信史都有很多记载，问题同样出在：今天的地名与记载地名的文字或地名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难以准确对应。

3.有读者提出：“夷夏之辩”说，从而否定三星堆不可能是正宗的“商”都。

“夷夏之辩”意思是区别华夏与蛮夷。先秦中国人严格地以文化（服饰、礼仪、思想、道德等的综合体）区分先进的华夏族与落后的蛮夷，汉晋开始以血缘为主要因素区分。中国历史上“夷夏之辩”的衡量标准大致有三个标准：血缘、地缘、衣饰、礼仪等文化。植根于《春秋》以及《仪礼》、《周礼》、《礼记》、《尚书》。

此说在古代是狭隘的思想作祟。

这里面同样存在一个问题：今天的地名与记载地名的文字或地名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难以准确对应。

“夷夏”放到今天究竟指的是哪些区域呢？

怎么能否定这些经典古籍里面提到的一些先进地区中的地名就没有四川这些地方？尤其三星堆可能就是古代一直提到的繁华地区“都广”、“洛水”、“洛城”呢？

如果真要严格区分“华夏与蛮夷”，要知道，虽然不能作为信史，但可以作为重要传说资料的《山海经》，有很大概率最初的作者还是华夏的先祖——“黄帝”的几代后人：大禹在成都平原居住时所作，并且《山海经》是以四川的地理为中心撰写。如果依据此，四川更是华夏的正宗血缘，而且还不一般。

八、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古蜀交通不便？殊不知，在古代，四川才是交通便利的最大受益者！

无论是学院派或民间人士，都受此问题严重困扰！难以逾越。特别是受了李白一句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影响。也不思考这仅是文艺作品的诗！是否科学？时代背景？

在一些人固有的思维里面，认为出入四川非得要翻越秦岭然后过陕西，因为这是当今出入川到北方的重要通道。

古代出入川的道路也有多条啊！从云南、贵州、甘肃出入川的古道多的是，如果不用火车和汽车作为交通工具，不用铁路、公路作为交通枢纽，在古代到处都有很多丛林，没有专门修建过平坦、宽敞的公路、铁路的时代，其他地方的路并不比这些山路好得到哪去。

很多人根本没有考虑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交通运输时期：水运！

四川（包含川渝）的河流在全国是最多的，大小河流遍布全省，古代人们都是择水而居，在古代相当长时间是依靠水上运输，四川才是交通便利的最大受益者！

谁说古代四川交通闭塞、落后？

嘉陵江的上游就是陕西省，在其境内，嘉陵江流经凤县，入甘肃再回陕西，经略阳县和宁强县出陕入川。它在陕西境内长244千米，约占总河长的30%左右。从四川北边出入从嘉陵江都很方便呀。

再有长江的源头也在四川境内，从四川南边用船作为交通工具通过长江，则可以抵达长江沿岸的诸多地区。

很多人自己思维有局限，用现代交通载体和交通工具去思考、衡量远古时代的交通运输。就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公路还十分落后的时候，笔者因为家住嘉陵江边，亲眼目睹了江上繁忙的交通运输情景。多的时候，一天要经过大小几十只帆船连续通过。南来北往的客人或货物都通过船只在江水中漂行。

一些人画地为牢，丝毫没有扩大视角考虑这些问题，还指责别人看问题。

笔者就遇到过这样的读者，说是某职业中专汽修专业的学生，他曾经来与笔者讨论，一来就说研究《山海经》多年，专门研究四川古代翻越秦岭的古道，指责笔者不知道其难度，然后说笔者的观点全不成立。笔者问他阅读过全部内容否？他说没有，凭标题就肯定笔者是错误的。此人多次胡搅蛮缠，笔者请他阅读完文章的内容再来讨论，并多查资料，他却依旧按照自己的思维理解。拉黑他后，此人又到笔者的另外的公众号进行纠缠、骚扰，前段时间甚至进行人身攻击。

九、一条善意的忠告：必须弄懂三星堆祭祀的核心是什么，才能完全破解三星堆，不然都是徒劳和不沾边的猜想！

三星堆是举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祭祀，这在学界已经达成共识，而祭祀分多种：求雨？求农作物（风调雨顺）丰收？祭祖？求子？祭神（山神、河神、天神、地神）？求长生不老？求社稷平安？或国王及儿女得了重病，求健康？战争出行前的祭祀？开国大祭？……

当祭祀的核心也是最基本的问题都没弄清楚，如何能够破解三星堆？

一条善意的忠告：考古是严谨的学术问题，必须先弄懂以上所提，再来破解、分析三星堆。不然所想、所写都是猜想，很难沾边。而且三星堆往往突破猜想的极限，所以多思考、多阅读才是关键。不是没有任何门槛，凭想当然或只读了几本错误百出的书，就以为能解开三星堆之谜，这是对知识和智慧的侮辱和蔑视！

笔者的论文将从自然科学角度对此进行严谨地探讨，并不是依据主观性较强的文史资料。

作者简介：吴粲（代蔚）。毕业于四川大学，世界范围策划学（策划经济学）奠基人，主要代表作《策划学（第七版）》。世界范围从自然科学角度对时间理论的深入研究者，代表作《时间的终极问题》。某大学（文章仅代表自己观点与学校无关，故隐去）策划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广安满屋飘香酒业的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