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盛魁掌柜段履庄

来源：银行家杂志

“大盛魁”是清代国内最大的股份制商贸集团。康乾之际，祁县、太谷贫苦农民张杰、王相卿、史大学三人跑到内蒙合伙做小生意，起初大年初一喝稀粥的三个穷汉，硬是靠着给康熙征讨葛尔丹做军需生意艰难打拼，竟然发展为“集20省之奇货裕国通商”，在全国拥有1000多家分号，近万名员工，2万多头骆驼的旅蒙巨商。鼎盛时，“其资产可用50两一锭的银元宝从归化一路铺到北京”。这样的企业却在民国初年总经理段履庄手上衰败，其教训值得后世企业家吸取。

段履庄（1874～1940年），字敬斋，山西祁县南社村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只读三年私塾便辍学，30岁时才进入大盛魁商号当学徒。但他天资聪颖，富有胆识，《金刚经》背得烂熟，且办事敏捷，善于应变，深得掌柜赏识。

大盛魁大显身手

大盛魁总号当时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分号遍及全国。商号既从事“上自绸缎、下自葱蒜”前店后厂式商业直销贸易，又经营“印局、当铺、钱庄、账局、茶庄、票号”各类金融资本业务。经营管理灵活便捷，驼队每年满载皮毛、茶叶、丝绸、汾酒、棉布、日杂百货出入荒芜人烟、风沙狼群遍地的蒙古、俄罗斯和新疆地区，并逐步打开欧美、印度、日本和东南亚海外市场。步入商海的段履庄因聪明干练，渐得号内掌柜的赏识，十年间数次被提升。

据《大盛魁见闻录》记载，1907年段履庄在大盛魁顶着三厘生意，柜上派他去各大商埠查看大盛川的营业情况。他见营口市面不平静，主张撤庄。1911年，经理李顺廷说：“我们给大盛川放本以后，概没有派人去它的分庄看一看，生意究竟做得如何？”于是派段履庄去上海、汉口等地查看大盛川、三玉川两个茶庄的营业情况。其时，大盛川在安东、沈阳、天津、北京、张家口、归化、绥远（新城）、包头都设有分庄。南方只在汉口、上海设有分庄。段履庄去巡视时，要求大掌柜授权，当他看到南方时局不稳，便先斩后奏，撤了大盛川在上海的分庄，回来后向李顺廷报告：“大盛川是二等汇兑庄，不比大德通，我们在南方展不开，不如撤了汉口的庄，专力北方这几个码头。”李顺廷认为他言之有理，于是命令祁县大盛川总号收撤汉口分庄。结果武昌起义时，汉口其他汇兑庄都遭受了损失，大盛川分庄却没有损失。总号大盛魁不仅无损，反而结余100万两银子。柜上认为段履庄立了大功，给他加股。

1912年，外蒙古图谋独立过程中， 大盛魁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的掌柜被质押到库伦（今乌兰巴托），段履庄被派去库伦接洽，经反复周旋，押去的四个掌柜被他带回两个，大盛魁经理李顺廷由此看重其胆识。当时大盛魁内设交际部，专门负责联络跟生意有关的商号与人员。段履庄在交际部当伙计，在两件诉讼案中表现不错，尤其是在一桩“包头粮行控告案” 中，他凭借办事灵活、左右逢源的本领， 在经理授意下，多次到归化衙门活动。包头粮行有包头首富乔家做后台，花几万两银子也在四处活动，试图借机将李顺廷下狱置死。大盛魁有把柄在对方手里，明显处于劣势，归化商界许多头面人物站出来劝和，但双方各执一词，一时无果。段履庄使出浑身解数，最后找关系求到道台内眷，送上一笔厚礼。如此一来，一桩普通经济纠纷案，因为原告、被告双方都有势力背景，难以定案。最终，以大盛魁赔款结案，判决责打大盛魁经理李顺廷五十板，但因极力营救，体罚之事走了过场。整个过程中，段履庄的能力得到充分展露，从此李顺廷有意识地栽培他，并奠定了他日后在大盛魁的地位。

1912年，李顺廷将经理职位让给郝建美，自己担任副经理，但拥有实权进行幕后掌控。他看见国内时局动荡，想收缩漠北生意，不准再往外蒙古发货。段履庄面对经理、副经理反激东家：“经理、副理们都发了财啦，大盛魁买卖做不做都可以。我们顶生意的伙计，做不做也没关系，不侍候大盛魁，还能侍候别的商家。你们当东家的，先人创业，凭的是蒙地， 你们想继续做就得‘走房子’（骆驼）卖货，不做买卖，不好开股金。”他这一说，王东家赞同其主张，张、史两东家不同意。李顺廷、郝建美见势顺水推舟说：“段敬斋既有这个胆气，就叫他办吧。” 结果当年走出的“驼房子”（骆驼）非但无损，回来的羊马数量也很平稳。东家们见段履庄确实能干有见识，便向经理、副理提议给他加股，由三厘生意，账前加二厘，账后加二厘，顶成七厘生意，以后又加到九厘（按大盛魁规距，不论谁当掌柜也不能顶一分生意，最多只顶九厘，只有财神才能顶满份一股生意）。从此，段履庄就全权负责大盛魁，他根据多年的经验，打破大盛魁留传下的一条铺规——当总经理必须在前营（乌里雅苏台）、后营（科布多）坐过庄的才有资格，只有他例外。段履庄上任后先后在张家口开过宏盛久银号；在祁县接垫过巨盛川茶庄，在归绥接垫过鼎盛兴绸缎庄，并把兼并整合后的茶庄和绸缎庄改名为巨盛川和鼎盛兴；又设通盛远钱铺，开办电灯公司。

大盛魁倒闭难辞其责

民国年间大盛魁倒闭的主要原因是外蒙古独立，导致200多年的蒙古草原商路阻断，生意萧条，财源断绝。而另一原因则与段履庄的主观决策失误、胆大冒险、生活奢侈、经营不善有直接关系。

段履庄上台后雄心勃勃，立即决定扩大规模，迅速着手投资创办电灯公司。1921年，大盛魁联股承办绥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24年开工，第二年发电， 不久后便以机器故障停业。但段履庄仍未止步，亲自主持公司复业，改为绥远塞北第一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大盛魁为此又投资七十余万两银子。当时社会经济落后， 国民消费水平低，普通老百姓为省钱多摸黑度日，尽量不点灯或少点灯，有的只用煤油和松子点灯，舍不得用电，结果电灯公司市场效益不佳，赔了三十万两银子。段履庄接着又开办漠北电灯公司，又赔五十万两银子。据李留澜、高春平主编的《晋商案例研究》记载，大盛魁原设有财神股作为创业护家老本，非到万不得已不得动用，历任掌柜都未敢动。段履庄因流动资金周转不灵，便把财神股全部动用干净，但仍没有补上资金黑洞，这不仅坏了多年号规，而且伤了大盛魁的元气，也挫伤了员工士气。1929年，王东家后人王玉极其憎恨段履庄毁了祖宗数百年的基业， 以至刀刺段履庄，人虽未死，但大盛魁从此一蹶难振。

大盛魁倒闭的第三个原因是识人不准、用人不当、同行拆台、资金挤兑。段履庄因为职位升迁和加股过快，引起副职不满、不服，躲到召河。他又提拔安承武当副经理，安承武是投机分子，为讨好他先在祁县老家为段修盖新房，后来却卷款逃跑。

事情的经过是：1928年前后，即大盛魁倒闭前一两年，宏盛久银号经理王明甫给段履庄来电报称急需十五万两银子周转，段凑了十五万两银子派安承武护送。安承武见大盛魁买卖日衰，于是起了歹心，将钱放在裕盛厚贷款，其他小号副经理有人在裕盛厚存款，他们串通一气，把这十五万两银子提取一空，而后安承武卷款回到老家祁县再没露面。王明甫看不见安承武，一再电催，段履庄亲去张家口才知道安承武变心使坏，但已无款可贷。宏盛久银号被挤垮，只凭裕盛厚一家钱铺支垫不起电灯公司的开支。财政厅长仇砚田责备北平市经理陈敬堂放给大盛魁的钱太多，因而北平市也向大盛魁收款，大盛魁流动资金告急。段履庄与阎锡山有交情，于是便请求阎予以帮助。但阎锡山认为此时支垫大盛魁有害无利，置之不理，于是大盛魁越来越难维持。

此外，段履庄在绥远开设了鼎盛兴绸缎庄和通盛远钱铺。钱铺用山西崞县人邢克让来包头做虎盘买卖，欺行霸市。最后大盛魁因邢克让蒙受很大损失。绥远东盛店虽是老店铺，可是段履庄用郭振邦当经理胡闹，往新疆发了一大批货，货款没有回来，又赔了十几万两银子。

段履庄当了总经理，破坏了大盛魁的财务管理规矩，也加速了大盛魁的倒闭。大盛魁铺规：第一，三家财东人数太多，按辈数及其股份大小，各推一个代表，代表三家财东行使职权。每到账期，经理、副理向三个代表报告经营情况。代表来到柜上，各住一间房。结账之后，各代表如办理私事，柜上派人代办，办完以后，各回原籍，不再挽留。其他小财东不能行使此职权，也不招待，如有私事来归化，只能在柜上小住几日。段履庄当了经理后，王财东的代表人王绅借口山西禁烟，为抽大烟方便，在柜上一住就是几年，耗费一大笔招待费。第二，不准携带家眷。但是段履庄当了经理后，把家眷带在身边，先后娶了四位姨太，把这条铺规破坏了。第三，无论与谁家共事，慎始善终，绝不轻易更换。第四，段履庄为了讨好财东，借口财东们的债务太多，拿出十万两银子，为财东清欠债，这也破坏了财务制度。

李顺廷任经理时生活很俭朴。他只爱好下棋，从不赌博，吃饭时用四人方桌。段履庄讲究吃喝，吃饭时改十人圆桌，比历任经理的伙食标准都高，出入则乘坐豪华大马车。尽管清朝灭亡，大盛魁往昔许多特权没了，但账面仍有数百万两银流动资金，财神股有七十万两银子，下属分号各家也有十万、八万两银子。大盛川更是汇通全国，也有几十万两银子。内蒙古的王公贵族，例如百灵王达尔汗、四子王都和大盛魁有交情往来。倘若段履庄守本，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商家。他本人确实有一定的才干。但各分号稳妥经营的掌柜他都不喜欢，逐渐替换下去。他的缺点是，贪心不足，把持垄断，讲求享受，过分豪奢，交接官府。伙计们认为，段履庄经理要是平稳俭朴，大盛魁倒塌不了。“二百多年的买卖，坏到他手里了。”

亦官亦商，晚境凄惨

1912年后，军阀混战，时局动乱，内蒙古土默特骑兵军官玉禄叛乱，在百灵庙一带骚乱，附近商号、牧民逃避一空。袁世凯派员至绥远力主招抚，段履庄从商号利益出发挺身而出，主动偕同武尔功当面向玉禄表示“愿以大盛魁全部财产及本人生命担保，收编后保证玉禄全体的安全”。叛乱平定后，段履庄一度声名大振，绥远将军张绍曾和段履庄是结拜弟兄，认为其收服玉禄有功，引见给袁世凯，让其当财政部参议、农商部顾问。但段履庄认为“买卖人干不了官场的事”，只接受了一等嘉禾章、二等文虎章的奖励。此后，段履庄被聘为农商部顾问，当了绥远商会会长。其时，孔祥熙从外国留学回来在北京当差，张绍曾介绍孔祥熙认识了段履庄，段借给孔三万两银子。

1919年，西北筹边使兼边防总司令徐树铮第三混成旅开赴库伦，段履庄被委为高级顾问之一，兼以绥远商会会长身份，指挥旅蒙商号为徐部供应军需给养。1929年，正当大盛魁清偿债务，宣布歇业时，孔祥熙派员与段接洽，拟资助20万元维持，但杯水车薪。1934年，孔祥熙再次提议由国民政府实业部出资125万元，令大盛魁办理复业，但因日本扶持的冀东伪政权干扰而未能实现。至此，段履庄深感无强大国家做后盾，个人纵使努力也是徒劳。1936年，大盛魁将段履庄开除出号，段履庄愧疚流涕，承认自己是毁坏大盛魁商号二百余年基业的罪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占绥远，一些大商号头面人物曾派人请段履庄牵头组织维持会，被他严词拒绝。日军特务机关许以高官厚禄劝其出山，段履庄在屋子里陈设佛像、佛经、香火供器等，以年老多病、终身信奉佛事做居士为名拒绝。有人劝其暂避，他说：“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不久加入蒙绥地区抗日救国会。

1940年，特务告密说他通蒋介石。段履庄被日伪秘密逮捕入狱严刑拷打，后经朋友多方营救，入狱97天后释归，然已遍体鳞伤，头部内伤尤重，口不能言，弥留三日去世。在归化市席力图召住持相助下，遗体运回原籍。

段履庄一生大起大落，后期结交官府，亦官亦商，生活奢侈，办事独断专行，绥远百姓多无好感，但最后清醒，坚决不与日伪合作，被捕入狱遭酷刑后仍保持晚节不变，不失为一条汉子。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山西分行国际结算部

文章刊发于《银行家》杂志2022年第6期「金融史话」栏目

责任编辑：杨生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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