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赐红码，暴露了一个巨大隐患

　　“豫赐红码”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被河南村镇银行套牢的储户本来就够糟心了，还被“红码”补刀，匪夷所思。甚至有网友称，在河南村镇银行户头里只剩两毛钱了，压根就没想过去讨要，却也“红”了两毛钱都不放过的“精准转红”，“码”力强大。

　　这还没完。很快又有媒体曝光，郑州一楼盘的多名业主被莫名赋红码。他们是当地停工楼盘“融创中原大观”的业主，都曾去当地银监会等部门反映楼盘的相关违规问题，不久后被赋红码，显示为“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入境人员”。

　　豫康码能让外地储户“虽远必红”，还能让本地业主“故乡变他乡”，可谓神通广大。针对性如此强的操作，显然不是无心之失。到底这一事件的内情如何，流传很多版本的说法。在官方调查还没有正式结论前，姑且存而不论。但是，无论如何，在这起滥用科技、侵犯个人权益的恶性事件中，掌握“赋码权”的地方行政部门难辞其咎。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中国社会各界对滥用科技力量的威胁早有警惕。可是，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威胁并不是拥有科技力量的大厂，而是掌握赋码权的地方行政部门。

　　这次事件对中国即将到来的数字治理时代，发出了强烈的风险警示。

　　01

　　“豫赐红码”，警示了数字权滥用的风险

　　健康码滥用，并不是因为缺少相应的规范、流程。国家对健康码的使用早就做出了严格规定的。2021年1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码管理与服务暂行办法》，对红码、黄码对应的风险等级、应用场景，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包括河南在内，各地政府都有“赋码权”的严格审批流程。

　　可是，各地实际执行中，违规赋码、任意提及的现象比比皆是。动辄“一县全红”的操作，并不是新鲜事。即使高层三令五申，很多地方依然我行我素。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此前国务院警示性通报批评的防疫过度地区中，河南赫然在列。

　　虽然此次事件发生在河南，地方行政部门滥用科技力量的隐患却是全局性的。区区一个红码就能把人堵在省外、堵在家门口，任意赋码的“数字权”如此好用，对地方行政部门的诱惑力之大，可想而知。

　　这些年中国社会对滥用“数字权”的防范不可谓不重视，却是集中针对大型科技企业的行政监督，结果却是地方行政部门滥权的“家贼难防”。这多少有些让人感到讽刺。

　　而且，“新基建”大量涉及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中国正在大步迈入“数字治理”的时代。这意味着，地方行政部门滥用“数字权”的风险已经迫在眉睫。

　　在数字权监督领域，盯着企业“捶大厂”的抑商思维制造了认识误区，急需消除。此次事件提醒我们，“数字权”涉及民众、企业和政府的三方博弈，片面强调抑商，只会导致对民众不利的权力失衡。

　　02

　　苹果VS.FBI

　　近年来我国对“数字权”的监督展开了一系列建章立制的工作，这当然是必要的。在制定法律法规时，大量参考了欧美的标准，强调对大型科技企业的行政监督。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片面强调约束、削弱企业的“数字权”，却忽视了企业创造的科技力量被基层行政部门滥用的风险，反而导致了更大风险。

　　一味强调企业滥用科技的威胁，限制削弱企业自主经营的“数字权”，是偏颇的。借鉴欧美数字立法，却忽视了欧美成熟的政企关系基础，存在明显的认识偏差。鹦鹉学舌式地片面强调大型科技企业的“数字权”威胁，却忽视了行政部门扩权冲动，制造了数字权监督盲区。

　　在数字权领域片面强调“抑商”，忽视了企业的商业利益和用户权益更多的是一致性，而不是对抗性。甚至在企业和政府行政部门之间的数字权博弈，往往是站在用户的立场上的。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苹果和FBI的“解码之争”，这一案例对我们正确认识数字权监督的复杂博弈过程是很有启发的。

　　FBI一直希望苹果能够配合其调查工作解除开机密码，但是坚持严格保护用户隐私权的苹果始终“硬扛”。双方数字权之争的高潮，发生在2015年加州圣伯纳迪诺恐怖击事件的调查取证阶段。这次恐怖袭击造成14人死亡、22人受伤的惨烈后果，震惊全美。FBI提出嫌疑人的iPhone 手机开机密码是调查取证、定罪审判的关键，因此向苹果提出定制解码程序的诉求被拒，双方打起了旷日持久的官司。在政界的大力支持下，FBI赢得了加州法院的初审判决。

　　但是，苹果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依然坚持2014年公开宣布的隐私政策，把官司进行到底。苹果的立场获得了谷歌等互联网企业的力挺，这场政企之争进入了拉锯战。官司一直打到2021年7月，最终结果是FBI宣布通过第三方公司成功破解iPhone，表示不再需要获得苹果方面的帮助而落幕。

　　这是一个双方妥协的结果。苹果的让步是在这一个案中默许FBI引入第三方破解开机密码。而FBI则放弃了要求苹果为其定制解码软件的要求。这一妥协实际上是苹果的完胜。

　　因为从一开始，FBI的真实意图就不是为圣伯纳迪诺恐怖击的个案调查，争取苹果的正式技术支持。绕开苹果官方的解码手段要多少有多少，有没有苹果官方支持都不影响实际调查进程。FBI的真实意图是，借这个大案突破互联网巨头的“隐私保护墙”，驯服桀骜不驯的互联网巨头，从而扩大自身的“数字权”。从结果看，FBI是失败了。

　　苹果硬扛FBI，当然不是为了阻碍司法调查，而企业的“数字权”涉及到用户隐私权的完整性，这关乎企业的核心商业利益。苹果CEO库克在多次公开表态中对此直言不讳，并且获得了美国的民意支持。

　　苹果和FBI孰是孰非，见仁见智。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案例中，苹果坚守企业的“数字权”确实和用户隐私权利益一致，与FBI对抗本身确实起到了抑制、制衡行政部门扩权冲动的作用。

　　当然，苹果和FBI的这场官司，并不是政企关系敌对的对抗，而是在法治体系、市场原则下的正常博弈。从最终的结果看，双方也通过和解确立了合理的数字权边界。归根结底，苹果作为美国大型企业的根本利益，和美国联邦政府所代表的的国家利益之是一致的。真正对FBI数字扩权起到抑制作用的，是美国的司法体系和社会舆论，苹果公司只是这套体系的正常参与者。

　　必须承认，欧美对行政部门监督的机制是较为完备的，早在数字时代到来之前，就已经发展成熟了。司法程序、社会舆论监督、市场机制，同时在发挥作用。

　　因此，在借鉴欧美数字权监督措施时，必须注意到中国历来强调行政主导，政强企弱的现实和欧美存在巨大差异。如果数字权监督只强调削弱企业，却忽视了行政部门数字扩权权的一家独大，势必造成严重的后果。

　　政府高层对数字权的主导，或许问题不大。中央部委有更强的依法行政意识，部门之间有更完善的互相监督约束。但是，在地方政府基层治理中，垄断数字权、滥用数字权的问题已经在局部暴露无疑，且有泛滥之虞。

　　而且，对地方行政滥用数字权的隐患，不能指望“一查到底”、“严惩责任人”根治基层滥权的治理乱相。此次事件中，对健康码有明确的规定和和严格的审批流程，照样除了偏差。内部监督、垂直管理当然是必要的，却不是全能的。这在基层治理出现的各种问题中，已经被反复证明了。

　　千头万绪的地方治理中存在大量的分散风险，垂直监督机制难免陷入大炮打苍蝇的高成本、低效率困境。实际上，没有任何国家实现良好的基层治理，是靠内部监督的单核驱动实现的。

　　中国迈入“数字治理”的时代，无疑是危险的——要行政监督制止企业滥用数字权，谁来制止行政部门滥用“数字权”呢？

　　来自行政体系外部的社会力量监督是保证权利不被滥用的保障，可是我们只考虑如何通过行政部门监督企业，却没有把企业的权益耐入到社会监督机制的力量中。我们忽视了政府从企业获得技术服务时，同样受到了市场机制、相关法规的约束。这种约束机制同样可以抑制地方行政部门滥权、越权之举。

　　03

　　把行政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

　　政府不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企业才是。这意味着政府在获得新技术时，必须借助企业技术力量的服务。这为我们寻求数字权监督解决方案打开了新思路。

　　“新基建”的数字治理工程将会大量引入企业的外包服务，企业作为政府的技术供应商，并不意味着地方行政部门有权对企业予取予求。政府的市场采购、服务外包同样要遵循相应的法律法规。在法治框架内明确政企之间的权责边界，也是防范滥权的重要机制。

　　当下，最流行的看法是警惕“资本绑架权力”，但从“豫赐红码”事件来看，权力不仅绑架了资本，更凌驾在规则、法治和道义之上。

　　事实上，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比起担心“马云天天看你淘宝账单”，“千里送码”的威胁无疑更为紧迫、更为现实。

　　豫康码是互联网科技企业创造的，但是“赋码权”却是掌握在地方部门手中。

　　这并不是说不必警惕大型平台企业对用户信息的滥用，而是要指出保护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实际存在一个漫长的链条。现在看来，这个链条最薄弱的地方并不是所谓的平台企业，而恰恰是某些地方行政部门。

　　那么问题来了，面对这一形势，有什么办法可以遏制住地方“随意赐红”的冲动？

　　其一，肯定是需要启动来自高层的问责，例如2021年11月1日起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八条就规定：

　　国家机关不履行本法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其二，仅仅是问责恐怕是不够的，如何在立法及司法层面给予地方政府更明确的权责界定，这构成了能否解决此问题的真正方向。也只有在明确的法律支持下，从个人到企业，才敢对肆意妄为的地方行政部门说“不”。

　　最新消息显示，针对“赋红码”问题，郑州市纪委监委对外宣称启动调查问责。于公众而言，眼下唯有静候调查结果了，希望他们不要再一次让大家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