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级时，我和同学联手给校长写了一封“恐吓信”

"在河北坝上，念六年级的我因不满食堂混乱的打饭秩序，与同学合力给校长写了一封举报信。这封信，让我经历了一个成人时刻。

在小卖部吃完方便面后，我回到教室坐下，几分钟后，双辰洪吊着脸走进教室，屁股刚沾椅子就哭出声来。大家围过去，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我打饭的时候，碰上一个五年级1班的男生插队，争了几句后我们就打起来了，正好被他们班主任看到，什么也没问，先骂我，还抽了我一个巴掌。”

那段时间学校食堂管理很混乱，特别是打饭秩序，只要和排在前面的人是一个班的，便掌握了插队特权。这一点，五年级表现得最为过分。即便我们是六年级的，气势上却也略逊一筹。

“这明显是护着自家学生”，这句话点燃了班级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既有对秩序的不满，也夹杂着对五年级嚣张气焰的看不惯。最直接的导火索，则是那位老师不公平的处事方式。

于是有人提议告校长。校长是这学期刚上任的，姓马。原来是本校的资深教师，据说在教育局有什么关系，摇身一变成了新校长。

告校长当然可以，听来就令人振奋，但具体用什么方式，得再想想。如果是去校长室当面汇报，就必须派一位有胆识的同学或者双辰洪本人。很显然大家都不愿扮演“出头鸟”的角色。

这时，冯学白提出了写一封告状信的主意。信纸来自张大树的作业本，横格、浅绿色、还能护眼，他很爽快地撕下来递给我。我没什么写作天赋，成绩不拔尖，字写得也一般，甚至和双辰洪的关系说不上热络，却什么也没想的提笔写起来。说不清，这种揽事儿的气概从何而来。

“马校长：自新学期开学以来，本校的情况日新月异……特别是食堂打饭的问题，已经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尤其是五年级那些同学……如您不管，我们将按自己的方式解决。”

时隔十二年我只能记起这些零碎的句子。现在回想，“日新月异”实在是非常糟糕的一个词，事业单位的人事变动问题向来敏感，尤其更换的还是一把手。马校长刚上任，“日新月异”这四个字隐隐就有些不满。

我们的想法极为单纯，可惜临着下笔却没个轻重，没有检查，就这么“公车上书”了。

栗小琪接过我写好的信读了一遍，觉得不过瘾。她表示“按自己的方式解决”是一个很抽象的说法，有威胁的意味，但威胁程度还不够。于是，顺手在落款处画了一把刀子，可能怕震慑力还不够，她又在刀尖下添了三个水滴状的涂鸦。

张大树下意识承担了送信的使命，接过信就直奔走廊深处的校长室。那时，冯学白、张大树和我，是班里最能折腾的一个小团体，以栗小琪为代表的女生们则是另一个小团体。张大树暗恋栗小琪是一个不宣之秘。

据张大树回忆，他敲门时，马校长正在伏案写东西，头也没抬，只说了声：“进。”他进门，恭敬地把信放在桌上，立刻逃走。那会儿距离下午第一节课上课，还差5分钟。

那是一节注定要被打断的政治课。老师走进班级讲了三五句话，门上便传来“咚咚”地敲击声。她打开门后正想发问，马校长直接无视她，以凌厉的目光扫视了整个教室，然后问：“这封信是谁写的？”

我心跳如雷，但还是举起了手，说：“是我。”

马校长瞪了我一眼，留下一句“你跟我来”，便转身离开。我一言不发，站起来，把椅子推入课桌下，朝门外走。临着出门回过头看了一眼，发现全班同学都在望着我，便顿时有了一种慷慨赴死的感觉，步伐也轻快起来。

进入校长室后，马校长坐在宽大的皮椅上，双手交叠于办公桌前，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她的语气听来生硬，将我在进屋以前酝酿的所有情绪与说辞一举击溃。我只好颤抖着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出来，但具体有哪些人参与策划并未提及。我还算清醒，知道此刻所提到的每个名字，都很有可能被抓来质问。

“这封恐吓信就你一个人写吗？没有别人参与？”

我慌忙解释道：“这不是恐吓信，只是一封告状信。”

“我认为你们画的是血”，她指着刀子底下的三个点儿，又重重拍了一下桌子。“砰”得一声，桌上的笔记本电脑突然被唤醒，CPU开始工作，安静的四方空间里响起散热器嗡嗡转动的声音。

她拉着我回到班里，对政治老师说今天这节课不用上了，然后站上讲台，再次用严峻的目光扫视了底下30几个小学生，手里扬着那封信，问：“还有谁参与了这封信，给我站起来......张大树，信是你送的吧？”

张大树只能站起来，冯学白紧跟着。事主双辰洪也站了起来。“还有谁？敢做不敢当是吗？”校长仍不满意。

平时经常被我们调笑使坏的李胖子轻轻拍了拍桌子，带着一丝骄傲感站了起来。那表情好像在说：这回谁是兄弟，知道了吧！事实上，李胖子与这封信，与整件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他为什么站了起来？也许和写出“按自己的方式解决”这句话的我一样，都是电视剧看多了。

栗小琪全程低着头，直到马校长点了李胖子、冯学白、张大树和我的名字，让我们跟着她去校长室，她才抬起头目送我们。我们当时并不打算供出她，毕竟是个好学生，又是女孩子，更何况她的爱慕者张大树还是我们小团体的核心成员。

“刀子和血到底是谁画的？是不是你？”马校长最介怀的还是这一点。她尚未有效建立的权威，遭到了明目张胆的挑战。我们此番算是栽在枪口上了，一场下情上达变成一场杀鸡儆猴。而作为信件执笔者的我，罪责最大。

我低着头，默不作声。其他人更不敢承认。她的反应如此剧烈，谁都知道这件事没法善终。若有个别人情节尤其严重，很可能会请来家长。目无法纪、不敬师长、胆大妄为、影响恶劣，面对马校长一波波的指控，我们唯有沉默以对。最后她骂累了，留下一句“这件事不算完”，让我们先回班里反思。

一行四人垂头丧气地往班里走，却见栗小琪像个没事人似的同几个贱贱的男生在嬉戏打闹。我们四个人几乎是同时皱起眉头，互相对望一眼。若用东北话问一句便是：心咋这么大？

似乎是注意到了我们的目光，她不咸不淡地问了句：“情况怎么样？你们没事儿吧？”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又转身继续和男生打闹。我们对她的表现非常不满，或者说从那一刻，我们开始厌烦起她一直以来呈现出的那种“好学生”、“乖学生”的优越感。

记得有一次自习课，她忘了带胶布，随口说了句：“谁有胶布借我一下？”前后左右三排的同学纷纷从笔袋里掏出五颜六色的胶布递向她。老师器重，又深受同学欢迎，很容易使她把自己视为一个班级的中心，总是不值日，也没人有意见。无聊时要给她讲故事，仗着老师给她的一点小权利就对同学颐指气使，犯了错还理直气壮地让别人顶雷......

第二天早晨，我们商量着要不要把栗小琪画刀子的事儿供出去，收拾收拾她这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结果是一致通过。这次，连张大树也没有反对。

而站上旗台，当着操场上400名学生接受马校长的公开批斗时，我不停地朝其他三个人使眼色，试图把上台前我们共同商议的决定执行出来，他们却态度一致地选择了沉默。我明白他们的顾虑，但那一刻我选择彻底抛开。我走上前，对着麦克风说：“刀子不是我们画的。”

马校长愣了。这一行为等于推翻了她对我们四人的批评，在事情尚未调查清楚前就妄下结论，又一次把她刚建立起来的权威，一脚踏碎。她气急败坏道：“我还从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你倒是说清楚，谁画的？”

在秋日太阳刺眼的照射下，处于人群中的栗小琪面色惨白，昂着脸紧张地望向我。我心情复杂，移开目光，说：“是栗小琪画的。”

话脱口的那一瞬间，我后悔了。

这件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了。我对它最后的记忆是我们四个站在校长室外对着门嘀咕，没过多久，栗小琪推门出来，眼圈红红的，对着我们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容，说：“没事儿了”。她的语气并无丝毫怨怼。当时我不敢看她，但很快便打破了尴尬，彼此心照不宣地不再提起这件事。

班主任闵老师很同情我们，也没有对我们作出处罚，只说：“以后再有不相干的老师找茬，不用理，直接走人。”

但在此后的12年里，每次想起这件事，我都会陷入一个巨大的疑惑中——我们最初的目的明明是就食堂打饭问题和校长建言，为什么在整件事的处理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提到食堂管理的部分？

它不重要吗？

*文中小朋友们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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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刘鑫

编辑 | 金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