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要善？

文/徐景安 图/王本强

当今社会共识越来越少、分歧越来越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充满着矛盾的主张和利益的对立。然后在道德领域却趋于一种实际的共识，即应该恶，不该善。如今恶，有太多的理由，严重不公、毫无诚信、社会腐败、不讲道德、犯罪猖獗、缺乏法制等等，人家恶，我凭什么善？说恶，铮铮有词；讲善，苍白无力。人们可以举出许多社会现象和生活实例证明，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必须恶。善无立足的根基，善少存在的理由。社会陷入恶性的堕落之中。

为了挽救社会道德，需要寻找善的理由 人类文明史上，善的理由有以下几个：基督教称为上帝应该善，伊斯兰教说为真主应该善，佛教讲为来世应该善，儒家教导为父母应该善，马克思要求为人类解放应该善。

这五条理由支撑着人类的道德精神大厦，培育人的善心、善言、善行。

宏扬科学和理性、物欲与利己的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以金钱为第一、以快乐为目标、以自我为中心，崇尚物质、崇尚感觉、崇尚眼前的当今人类，对天堂、来世、祖先、理想已无崇拜之念、失追求之心。

人类的信仰动摇，人类的精神大厦崩塌。德国的尼采称“上帝死了”。日本的岸田秀说：“二十世纪的世界是一座巨大的、没有精神病医生的精神病院。”中国的黎呜说：“二十一世纪人类进入道德真空的时代”。宗教道德动摇为了善，需要寻找新的理由，建立新的道德。黎呜说：“人类的旧道德已经全面瓦解、沦丧，而人类的新道德迄今仍旧未有诞生的痕迹。”（1）

那什么是旧道德、什么是新道德呢？黎呜认为：“凡是被外力（包括上帝、祖先神）所推动的也即被动的道德，即称为旧道德”。（2）

人类处于童年时期的宗教信仰所产生的道德就是如此。借助于宗教形式的信仰，“其中虽然不乏对人们的无知状态的利用，不乏迷信，不乏神话，不乏对人们的灵魂肆意煽起的恐惧，也不乏对人们痛苦的心灵给予欺骗的所谓‘天国’的期许，给予人们根本虚无的所谓来生的希望，然而在古老的过去，人类正是利用了这些非理性的无知、迷信、神话、恐惧、欺骗、虚无的希望等等帮助人类自己度过了文明的童年”。（3）

近代的科学与理性摧毁了对上帝的信仰，物欲与利己摈弃了对来世的期望。过去的西方人真诚地相信上帝的存在，怀有对上帝虔诚的期待和真实的恐惧，“正是这种期待和恐惧共同形成了两千多年来西方人心中道德力量的基础。随着科学真理的不断诞生和理性主义态度的不断变得狂妄，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死了，西方人内心深处道德的基础崩溃了。”“尽管人们依然进入教堂，参加弥撒、聚会等等活动，但至多不过是保留了一种摆脱内心寂寞的社会行为或生活的习惯方式，而且其中主要的活动者是老年人和中年妇女。” （4）

仁爱精神衰微中国的古圣人创造了以孝为核心的仁爱精神。首先要爱自己的父母，“孝”是仁的根本。其次应该爱自己的亲人，做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由此推及他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5）。

由爱父母，爱亲人，推及爱天下人，由爱天下人推及爱天下万物。孔子把“仁”作为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和人生的价值目标。儒家进一步把“仁”，具体化为“义”，即服从他人。爱父母，就应该听父母的话，服从父母，这就是“孝顺”，不服从父母就是不孝、不仁、不义。我国封建社会的道德纲要是儿子要服从父亲，妻子服从丈夫，臣民服从皇帝，即“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

以孝为核心的仁爱精神使中华文明胜于其它文明而延续至今。“仁爱精神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心灵中惟一真诚的火种，中国人正是靠了这一点点真诚的微光在亲人和朋友之间相互映照和温存，才充满了让自己的生命不断延续下去的勇气，从而才有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之中独树一帜的灿烂光辉的人文文化。” （6）

儒家的仁爱精神被封建帝王用来作为专制的思想工具，这是不争的事实。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在反封建时把儒家的仁爱精神也作为扫荡之列。至今许多人仍在喋喋不休、不厌其烦地证明儒家的仁爱精神曾被封建帝王作为专制工具的历史。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都打有当时的阶级烙印。反过来，儒家的仁爱精神不被封建帝王利用会得到延续吗？再反过来，曾被封建帝王利用的仁爱精神就必定要抛弃吗？照此推理，人类还有什么文化遗产可继承呢？不是原始文化，就是奴隶文化，不是封建文化，就是资本文化，世界上哪有干干净净、纯洁无暇拿来就可继承的思想文化呢？看到那些铮铮有词批判儒家文化为封建糟粕的文章，我不禁要问，这就能证明不该孝敬父母、仁爱他人了？难道时至今天，依然看不到封建糟粕包裹着的仁爱精神的可贵？中国人的思想能力竟然退化到了零，最起码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分析能力也丧失了吗？这种不遗余力批判儒家仁爱精神的思潮，表面上是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开辟道路，实际上是彻底接受金钱至上的理性主义和利己文化。

改革开放，中国人开启了向西方学习、引进物化理性的进程。中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笫四位。与此同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就被物化理性所统制。国家以经济为首位，社会以财富为尺度，民众以金钱为第一。

这是当今中国唯一的真理，什么精神、文化、道德、理论、思想、观念，什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都只能与此一致，明明不一致也要解释一致。物质主义思想传播中国大地，如马克思所言“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它“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7）

黎鸣惊叹：“在仅仅有20年改革开放历史的中国，夫妻之情、父子之情裂变已经令人刮目相看了。……何以西方理性主义、拜金主义的市场化社会模式，对于促使人类情感的解体而言竟有如此迅速而强大的威力。”黎鸣悲叹：“中国古代儒家孝悌忠恕的仁爱精神在中国的城镇早就已经中断了，在中国的农村也快要完蛋了。中国的父母们从此将再也得不到儿女们的任何情感上更不要说物质上的‘文化的’回报。当代时髦的儿女们正在不失时机地掠夺父母、榨干父母，中国人传统的孝敬父母的‘良心’基本上已经死了。当人们从报刊上大量看到的那些欺骗父母、剥夺父母、抛弃父母，甚至残害父母和杀害父母的报导时，不仅中国人应该为自己文化的绝灭感到震惊、感到悲哀，全人类也应该为此感到震惊、感到悲哀，因为人类自有史以来最讲孝悌忠恕仁爱精神的人类---中国人也从此丧失了爱人的原精神了。”黎鸣哀叹：“中国人现在也很不安全了。犯罪率在短短一二十年中增长了10倍以上。

政府权力机器的强大程度并没有改变，变的是人们内心的犯罪阀---道德约束之门已完全被当代金钱媒体宣传的巨大撞击机器撞开了。过去人们的贪心深埋在心灵的监狱中，今天人们的贪心闪烁在眼膜上、贯穿在随机应变的狡狯中、布满在人们全身随时准备爆发的肌肉的力量中。中国的今天，卖淫、受贿、贪污、偷盗、抢劫、杀人等等，随时都可能发生。这说明，在中国丧失了精神性的非人已越来越多了。这不是中华民族的福，这是中华民族的祸。”（8）

再造新道德为了中国的前途和世界的未来，中国人需要新道德，全人类需要新道德。黎鸣说：“今天的人类有责任再造人类的新道德，为人类的利他主义创造全新的基础，这个基础只能是人类的自觉的智慧，而不再是过去使人蒙昧和迷信的神。”所谓新道德就是“人类诉诸自身理智的主动性的道德，并由此而区别于过去被动性的旧道德。” 新道德与旧道德在利他主义意义上是一致的，新道德并不排斥旧道德，“是对东西方人类的不同传统的道德的一次最大的综合和改善，例如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不仅要继承中国传统的家庭私德，也要接受和继承西方传统的社会公德”。（9）

人类社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利己与利他的结合。人不利己，不考虑自己的生存，不从自己的生存需要出发去捕食、御寒、避害，人能活吗？人的生命能维持吗？所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类社会就不会存在。人不利他，人与人不配合、不合作、不结群，人斗得过动物吗？捕得了食、御得了寒、避得了害吗？所以，“人不为他，天诛地灭”，人类社会也不会存在。人类社会的诞生、发展、持续都依赖于既利己、又利他，即“不仅具有利己主义的思索的能力---理智，还必须具有利他主义的不假思索的行为的习惯---道德。”可到了当今社会，上述二者变得“绝对对立---有你无我，有我无你。……这种绝对对立的思维后果也愈来愈走向了种族与种族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大人与小孩之间，总之，任何一个人与其他一切人之间。正是因此，利己主义的理智愈来愈趋于旺盛，而利他主义的道德却愈来愈趋于死亡。这是今天不言而喻的事实。” （10）

创造新道德，就是寻找利他的新理由。其实这不只是道德学，而是要创立“具有对人的最全面视野的人学”。距今2500年前，苏格拉底就提出“认识你自己”的人学命题。然而，无所进展。以获取物质利益为目的的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就，“能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遥至观察100亿光年的星球，近至探索分子、原子内的质子、中子、粒子。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社会科学也十分热门，经济学、管理学等工具理性受人追捧。而人文科学却受冷落，被挤到文化的边缘。物质理性、工具理性的发达为人创造了物欲的天堂，也为人开启了堕落、灭绝的地狱之门。当今世界最最缺少的是人的知识、人的学问。所以，“二十一世纪，人类将呼吁人学。” （11）

我认为，人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人需要什么？从人需要什么内化研究人的本性，外化研究人的追求，回答人怎么才能生存、发展、持续，人怎样才幸福，什么是人的生命意义，什么是人的价值追求？新道德也就产生在人学之中。人对道德的需要，不是外加的、被动的、被迫的，而是内在的、主动的、自觉的；不是出于恐惧和迷信，而是“认识自己”的结果。人需要什么 人需要吃，才能生存；人需要性，才能延续。食性是人的第一需要。所以，中国古人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12）但食性也是动物的第一需要，所以食性还不是人的本质需要。人要生存、延续，必须结群。“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相与利之也。” （13）荀子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14）结群、组成社会使人别于动物、胜于动物。人与人组成的社会中，人产生了情感交流的需要。狩猎捕鱼中的合作、相互交配中的协调，产生了人类的原始情感。语言的产生以至后来文字的发明，成为情感交流的工具和载体，大大丰富、发展了人类的情感。情感交流就是人类之爱的发端，是期求被爱和表达爱他的信息传递。但情感的传递并不是人所独有，高级的哺乳动物也会表达喜怒爱乐。情感向精神的升华则是人的本质属性。从利己需要出发建立的人类社会，需要利他的道德来维系。约束利己，鼓励利他，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延续的要求。人类需要制恶行善的理由。

于是宗教信仰产生。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为代表的世界三大宗教，尽管教义不同，但都以惩恶劝善为宗旨。《圣经.创世纪》就记载着，神对人的恶行的谴责和惩罚。神将偷吃禁果的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园。神观看世界，人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神后悔了，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灭除。于是，大地洪水滔天，淹没高山峻岭，人和生灵横遭劫难。神只是惩戒人类，指示挪亚制造方舟挽救人和生灵，人类得以幸存……把自然灾害作为上天对人的警告，成为东西方人的信仰。对自然界怀有崇敬、畏惧之心，少一点狂妄、贪婪之念，依然是今天人类的需要。佛教以恶行必有果报劝人向善。《人生宝鉴》一书详细记载人的各种罪恶会得到的惩罚，所列罪行达百种，在世不孝、杀生繁多、谋财害命、强奸妇女、拐骗少年、诈取钱财、贩卖假药、仗势欺人、诽谤他人、匿名诬告、伪造契约、滋生斗殴、挥霍无度、酗酒滋事等等，每一种罪都有相应的报应，描绘得非常具体、十分痛苦、极其恐怖。同时也告诫人做善事，可以功抵罪。典壁尼嘛尊者写的跋称：“人造地狱万种刑，惊天动地是恶心，若无改邪真归正，寒热无间刑不停。奉劝一切诸善信，切莫作恶地狱行，诚心礼佛学正行，自在安乐上天庭。”佛教以冥冥之中的来世教化众人，以善恶有报、因果相连的道理告诫世人，使人在选择行为、起心动念时，就想到后果。人对未知世界的神秘、对现实世界的报应，而产生的思考、畏惧，起着慎行的作用。伊斯兰教以真主为唯一的神，降示《古兰经》给先知穆罕默德，以指引人类。真主教诲，善待每一个活着的动物或人类都会得赏，信道而且行善者，将入天堂，天堂中的一寸之地犹胜于世界中的一切事物。而在世时不信道，即使以满地的黄金赎罪，也不被接受，一旦在审判日被定罪，将身陷烈火的煎熬。无论善行或恶行，改信伊斯兰教后，均可得到回报。三大宗教都是以天堂为许诺，以地狱为惩戒，教人止恶行善。宗教信仰成为人类的一大精神支柱。我国儒学的劝善则从天堂回到人间、从来世回到现实，教化世人感恩父母、孝敬父母，以此出发培育利他的仁爱精神。儒家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社会的稳定取决于家庭的和睦。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先天的、本能的、自觉的，而子女对父母的孝是后天的，需要培养、教育、引导。儒学认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15）“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16）孝敬父母是爱他人的出发点，从感恩出发爱妻子、爱兄弟、爱邻里、爱朋友、爱君王、爱自然；又是爱他人的归宿点，善使父母受人尊敬，恶将辱没父母的名声。以孝为核心的仁爱精神，起了凝聚家庭、稳定社会的粘合作用。孝，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柱。

人类为了稳定社会的需要，必须遏制利己的本性，创造了利他的道德精神。利己的物质欲求与利他的道德精神，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延续的两大要素。这就决定了人的需要，既是物质，又是精神。 一手硬、一手软然而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所追求的不是偏重精神，就是偏重物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总是一手硬、一手软。几千年的古中国，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一直重精神生活、轻物质生活，即以精神为本位。儒家承认每一个人都有追求物的欲望，“富与贵，是人之所欲” （17），但强调“义然后取”（18），按照等级名位获取应有的利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19），“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0）。中国古人的价值标准不是“成功”和“富贵”，而是“成仁”和“取义”。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22）“仁”是理想境界和价值目标，“义”是到达理想境界的必由之路。儒家不否定人的物质欲求，但所倡导的社会价值目标，是精神，而不是物质。

结果，中国二千多年来，社会超常稳定，经济发展迟缓，科学技术落后。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奋斗目标。但与经济相比，政治始终放在首位，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意识形态上鄙视物质、倡导精神，要求人民拥有共产主义信仰、具有共产主义精神，大公无私，先人后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经济生活中，实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把发家致富，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割除。高喊所谓“穷革命，富则修”，将人的物质欲望降到维持生计的水平，社会处于普遍的贫困之中。文化大革命更是走向极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为了打倒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闹革命、大串连，冲击、破坏正常的社会生产活动，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也是重精神、轻物质，以精神为本位。基督教对财富是鄙视的，认为财产是人们眼前欲望的满足，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距上帝会更远。耶稣说：“倚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门，是何等的困难呵！富人进上帝的门，比骆驼从针眼穿过还困难呢！”所以，商业活动受到中世纪教会的反对。托马斯.阿奎那说：“外来的客商会使任何人民的道德受到腐化的影响。如果市民专心于做生意，他们有作出许多恶事的机会。因为当商人想要增加他们财富的时候，其他的人也会充满着贪婪心理。商人……离开手工劳动，享受舒适生活，因而身体软弱，心灵萎靡。为了这个原因，一个国家对它的商业活动，应加以限制。”（23）按基督教的价值观，追求财富的商业活动，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一个人为了满足难以抑制的物欲，而日复一日地疲于奔命，就不可能拥有一颗宁静而清纯的心灵，没有精神的安宁和愉悦，人就不会快乐和幸福。人真正的幸福是对信仰的不断追求和永恒的向往之中，这就是爱上帝。“这种幸福，不要说求而得之，即使仅仅存在于向往之心，亦已胜于获得任何宝藏，胜于身践皇帝之位，胜于随心所欲恣享淫乐。”（24）在漫长的中世纪，鄙视物质、崇尚精神的价值观整整统治了一千多年。西方工业文明开启了将物质作为价值追求，即以物为本位的时代。人们不再向往那虚无漂渺的天堂和来世，而是追求实实在在的现世的享受。创造物质财富，成为最神圣的事业。

所有人都有可能致富，所有人都有可能成功。如托克维尔所说：“在民主社会中我不知道有什么其他东西能比商业更伟大，更辉煌的事情了，它吸引了大众的注意，丰富了众人的想象，把所有的旺盛的精力都吸引过来。无论是谁，无论是任何偏见，都不能阻止人们通过从事商业致富。”（25）因而可以这样说：“这个世界最伟大的进步就是自私自利的、讨价还价的商业的出现。”（26）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是无与伦比的，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今天，以物质利益最大化作为价值追求的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重物质、轻精神”的理念传遍世界。人类进入为物而疯狂的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接受了物本位的发展观、价值观、世界观。这对崇尚阶级斗争、轻视物质生产，高喊革命口号、人民生活贫困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否定改革开放，要求倒退回去的主张都是反动的，即反历史的、反人民的。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就是完成了从政治为本位向物质为本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与世界进入物质主义的历史阶段产生许多问题一样，中国进入物质主义的历史阶段也产生了许多问题，道德精神的衰亡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对于中国来说，形势要严峻得多、问题也严重得多。 两手都要硬人类经历了精神为本位、物质为本位的时代，将要进入人本位的时代。经过2500年的探索，今天可以回答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命题中的一个问题，即人需要什么，人需要物质，也需要精神。人本位的发展观、价值观、世界观就是从满足人对物质与精神的需要出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齐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口号是口号，理念是理念。两个文明一齐抓，是邓小平提出的口号，我党一直在叫的口号。然而，我党的实际国策是经济是首位、物质最重要。这项国策保障了改革开放的成功，也产生了资源紧缺、环境破坏为标志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贫富差距拉大、犯罪率飙升为标志的人与人关系的恶化；精神障碍严重、自杀率提高为标志的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

于是，我党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新口号。然而至今没有弄明白，这些口号的本质含义是告别物本位、超越物本位，从而克服物本位的片面性。“以人为本”与“以物为本”相对立；“科学发展观”与“非科学发展观”的区别就在前者“以人为本”，后者“以物为本”；“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是和谐，重物质、也重精神，而现代社会的核心理念是效益，重物质、轻精神。过去解释，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结果是重经济、轻环保，生态全面恶化。今天解释，“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 依然是经济为中心、物质最重要。口号是新的，理念是旧的，政府政策还是经济主义，民众行为还是拜金主义，社会怎能和谐？物质主义在中国已深入人心，理由是中国还不强大、中国人还不富裕。

因此，党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政府以经济为首要目标，社会以财富为成功标准，民众以金钱为价值尺度。现在，从政府到民众大都认为谈精神追求，还不是时候。可是，对国家、对家庭、对个人来说，物质、财富、金钱会有多的时候吗？没有。这样，谈精神追求，永远不是时候。其实，富起来以后固然要追求精神，而富不起来或不够富更需要追求精神。我们的政府应该明白：按人均财富，中国已命中注定赶不上美国。内地城市在经济上永远赶不上香港、上海。中国农民不可能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中国绝大多数人不可能都成为富翁。按物质追求的标准，中国人、内地人、农村人、大多数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什么奔头？一味地鼓动追求物质，弄得人人恨不得都一夜富起来。百姓如此，当官如此，共产党人也如此，个个都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于是，有山吃山、有水吃水、有权吃权。无山、无水、无权的，就不择手段，抢劫、诈骗、贩毒、造假……。追求物质，欲壑难填。以钱为准，心永不平。精神的伟大、精神的崇高、精神的无限、精神的永恒，可满足人世的追求、也可填补人世的不平。没有精神追求，社会就不太平、家庭就不和谐、人也不幸福。中国需要发展经济，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有待经济发展来解决。中国接受西方“物本位”的发展观、价值观、世界观，有客观必然性。但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式的现代化，中国不能学习西方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中国要继续鼓励人追求物质，但必须鼓励人追求精神。中国人的幸福，需要物质为基础，但更需要精神来弥补、提供和升华。两手硬，不应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应真正成为中国的新选择、中国的新国策。

作者徐景安: 1941年12月27日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中国幸福社会促进会会长，深圳市景安精神关爱基金会理事长，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兼职教授。1979年参与起草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部总体规划，1980年国务院采纳他提出发展消费品生产的建议，1984年主持起草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改革方针国家采纳实施，1985年提出住房改革全国推行，1987年调深圳后，推进发展了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场，首创了企业产权转让市场，主持设计了深圳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等，2004年5月在《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中最早提出“和谐社会”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