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縻而治：国家力量与地方大族的关系

经历隋末风云，唐王朝最终确立了华夏正朔。与此同时，唐高祖开启了对帝国岭南地区的经略，在国家层面，历代王朝统治者总把开疆扩土视为己任，唐帝国的统治者也不例外，自然皇帝本人则成为了“王朝秩序重建”运动的总策划，以李孝恭、李靖为代表的被帝国派往岭南的官吏则成为了皇帝意志的具体宣传者与执行者。

在岭南地方层面，以李袭志为代表的被唐王朝成功招抚的前朝在岭南.的旧臣则是这场运动中不可或缺的配角，扮演着沟通国家政权与地方土著势力之间关系的重要角色，这些地方官吏一直代表着王朝正朔管理着岭南地区。

他们比_唐帝国更早的进入岭南，与地方的各种势力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往往比唐帝国下派岭南的文臣武将更懂得岭南的政治生态与社会运作模式，唐王朝正是看明白了这点才选择安抚这些旧臣，让他们继续充当中央王朝在地方社会的代理人；毋庸置疑，以宁氏家族和冯氏家族为代表的岭南地方土著势力则成为了这场运动的真正主角，唐王朝对岭南的管控主要还是通过这些地方土著势力得以实现，即实行羁縻制度。

羁縻制度的建立与推广

从唐初帝国的整体边疆形势来看，北方突厥利用隋末“值天下大乱，中国人奔之者众”的有利形势，“控弦百余万”，以成“北狄之盛，未之有也”的局面，突厥“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成为了唐王朝最大的外部威胁。

也正是在唐高祖李渊派大将李孝恭、李靖出兵岭南的同年（武德五年），帝国的北疆“王师大败”于颉利可汗所带领的突厥军队，此后突厥便屡屡南犯边下，日益威胁着唐帝国北疆的安宁。

面对来势汹汹的突厥，唐高祖李渊考虑到中原初定唐王朝自身根基未稳，对于突厥的侵扰李渊选择了防御性的边疆政策，“允合机宜，分命行人，就申好睦，静乱息民”气笔者认为，因袭北周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而立国的唐王朝气原本就将帝国的大半兵力聚于关中，“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以使“举天下不敌关中”，现在又面临着突厥的严重威胁，唐王朝的统治者只能把帝国大部分的军事力量投放到北部边疆，而对于南部边疆的经略只能“怀柔远人，义在羁縻”。

何为“羁縻”？方国瑜先生在《秦汉之南北朝时期祖国统一与南北诸族的大迁移及融合》一文中讲到，“王朝统治者与土长之间，相互利用，一则王朝保障土长的地位，再则土长为汉朝服役，这就是所谓之羁縻统治” 同时方先生还强调到“秦、汉以来，内地与边境的政权制度其所以产生不同形式，由于各地的社会基础不同”，“而不是由于族别的差异”，而这个社会基础的不同主要是指内地与边境之间生产关系的不同。

于是，方先生进一步提出，羁縻制度的推行“乃是客观规律所支配而作出的措施”气由此可见，帝国统治者们对边境所采取的羁縻统治不能简单的看成是帝王治边的权宜之计，而应当了然羁縻制度的推行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此外，笔者认为，唐帝国的统治者之所以采用“羁糜制度”，除基于自身力量不足外，也是想通过这种“羁縻统治”保持乃至扩展帝国的版图，要知道在传统中国帝王的眼中，开疆扩土是足以彪炳千秋的伟业。

“初，隋末丧乱，豪杰并起，拥众据地，自相雄长；唐兴，相帅来归，上皇为止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由是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贞观元年，唐太宗李世民便“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并省，因山川形便，分为十道：一日关内，二日河南，三日河东，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月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十曰岭南。对于当时岭南道所及的范围，按《新唐书•地理志》，岭南道有七十三州，一都护府，其中有一部分州和安南都护府均为唐高宗以后陆续设置的。

总之，我们不难看出，岭南地区幅员辽阔，将这样一片帝国疆域纳入自己的王朝秩序之中，自然不易也不得不为，而“羁縻制度”则是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将岭南纳入帝国版图的最佳方式，它不仅尊重的了唐初岭南社会的的实际情况，而且对于唐帝国而言，通过招抚为主，征讨为辅的方式，利用土著势力间接管控岭南地区，设置正州与羁縻府州，也减少了帝国在南疆的军事成本，为贞观初期集中力量对付北方突厥创造了有利条件。

进入贞观朝，唐王朝立国近十载，中原大定，而羁縻制度的有效推行又保障了岭南社会的大体稳定。

岭南冯氏家族

从贞观元年太宗分天下为十道至贞观四年平定突厥的四年里，唐帝国的边疆军事重心全然投放在了北方，但从帝国边疆一体化防御的视角而言，正当唐帝国利用有利时机集中力量对付突厥的时候，帝国的岭南也并非全然安宁，笔者认为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史料，首先，通过“岭南酋长冯盎、谈殿等跌相攻击”可以看出，尽管唐王朝己对岭南成功招抚，但岭南内部各土酋之间原有的矛，盾与冲突并未消與，作为唐帝国在岭南的代理人冯盎受到了来自其他部族势力的挑战，自身地位受到了动摇。

此外，也正是岭南内部存在着博弈，使得以冯盎为代表的土著势力不得不倚重于中央王朝的力量，维护其管理岭南的合法性。其二，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唐帝国判断冯盎反叛的依据有二，即“久未入朝”与“诸州奏称盎反，前后以十数”。

定期入朝拜谒天子，是帝国官员的义务，对于身处羁縻府州的冯盎自然也不例外，并且这种定期朝拜也是天子考察其忠心与否的重要标准，“久未入朝”的冯盎自然会让唐太宗李世民产生怀疑，不过，太宗并不草率，他想到了唐帝国派往岭南的流官，想通过他们来进一步验证冯盎是否真反了。而作为帝国派往岭南的流官。

笔者认为，他们肩负着三种职责：第一种职责是当好治理岭南正州的封疆大吏，代表皇帝恩泽一方；第二种职责是成为中央政府与岭南大族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中间人；第三种职责则是暗地里监督岭南地方土著动向，并时时向皇帝汇报，因为唐帝国的统治者并不对这些土著势力真正放心，从唐太宗反问魏征的“告者道路不绝，何云反状未成”便可看出这十数份来自地方一线流官奏折的影响力。

于是太宗决定兴兵征讨冯盎。对于皇帝的这个决定，魏征劝谏到如果冯盎真的反叛，应该攻掠州县，但实际上“己数年，而兵不出境”，接着魏征进一步分析冯盎之所以不入朝的原因在于“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镇抚，彼畏死，故不敢入朝”。

从魏征用“畏死”二字来解释冯盎“久不入朝”的原因来看，经过唐初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力量博弈，此时力量的天平已经倾向于中央王朝，这种力量的倾斜也为之后唐帝国进一步把王朝力量渗透入岭南创造了条件。

太宗最终接受了魏征的建议，“上乃罢兵”，于贞观元年十月（农历），派遣帝国的官员李掩公拿着代表皇帝的符节前往“瘴厉险远”的岭南，宣慰冯氏家族。这一举动的最直接效果是打消了冯盎的疑虑与畏惧，并且“遣其子智戴随使者入朝”，冯盎把自己的儿子送往了帝国的都城作为“质子”，以期化干戈为玉帛。

对于这样的结果，太宗自然感到很满意，认为“发一介之使”“胜十万之师”。至此，通过中央王朝对冯盎的恩抚，以及冯盎遣子入朝的这一双向互动，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对方的疑虑，增强了互信，“岭表遂安”。

四年后的贞观五年，冯盎亲自来到帝国的都城朝见太宗皇帝。对于这一事'件，《旧唐书》中有载“贞观五年，（冯）盎来朝，太宗宴赐甚厚”，而《资治通鉴》中所载，“是岁（贞观五年），高州总管冯盎入朝”，相比《旧唐书》所录，司马光略去了唐朝皇帝“赏赐甚厚”的恩典，转而强调冯盎是以帝国“高州总管”的身份入朝，换而言之，在此处所要表达的是冯盎是帝国册封的一个地方官员，淡化了其土著首领的身份，作为宋人的司马光意在诠释岭南并非“异域”，是中华帝国的“旧疆”。

笔者认为，“冯盎入朝”这种地方与中央的直接接触则是唐王朝测试羁縻府州下土著势力忠诚度，向土著势力传达王朝意志的重要渠道，此外，土著首领则通过拜谒皇帝，表达了对唐王朝的忠心，借以获取中央的认可，以求进一步巩固自身在地方管理的合法性，这一点在随后平定罗窦诸州洞獠反叛的事件中得以体现。

自贞观五年以来，“罗窦洞”便是该地区獠乱的核心，攻克“罗窦洞”也就意味着平獠的最终胜利，王朝军队因为胜利而得以进入“罗窦洞”，亦当可喜，视其为宝。解释到这，笔者推定得出，《旧唐书》所称窦州改名为宝州的具体年份应当是在“贞观十四年”，为了严谨起见，笔者愿意在此推定后补充一句，“大致不会相去一年以上”。

回到笔者一开始提出的“‘罗窦’在何处”的问题，前面谈到了《旧唐书•地理志》提及的“罗窦洞”又恰与《文献通考》中“信宜”之地原为唐窦州该地有“罗窦洞”互证，所以笔者认为贞观五年“罗窦洞”的这次獠乱当发生在唐窦州地区，当时应该还不是窦州，而是扶南州，且同年（贞观五年）废州并入泷州。大致就是今天广东省茂名市信宜（县级）市地区，当时该地属于“高州总管”冯盎的管辖区域。

面对罗窦洞地区来势汹汹的獠乱，贞观五年，唐王朝没有选择派朝廷大将前往平乱，而是直接把平乱的任务给了冯盎，对朝廷而言这样做的原因，一来是“罗窦洞”所属扶南州（窦州）与岭南高州相近，为冯盎力量所能及之区域，就近即可出兵，以夷制夷，不必劳师远征；二来，这亦是唐王朝对于冯盎忠心的一种肯定。

对于冯盎而言，平叛任务也可作为其对外表忠心，对内加强岭南领导权的一次机会，冯盎面对占据险要位置的数万獠人，似乎特别胸有成竹，认为只要用完他箭袋里的七只箭就可以平定獠乱，随后连发七箭，连中七人，獠败退，冯盎乘胜追击，斩获数千，贞观五年的獠乱就此平定。

作为对冯盎平乱的嘉奖，“太宗令智戴还慰省之，自后赏赐不可胜数”'智戴便是冯盎之子，前面己有论及，在贞观元年，冯盎为消除朝廷对其反叛的怀疑，派儿子智戴进京朝见太宗，作为“质子”留于京都的。此次平乱后，太宗把智戴派回岭南，足以表明中央政府对冯盎的满意。

结语

此外，对于冯盎的平乱过程，《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文本中均有记载，其中是否有文本书写者夸大，我们不得而考，不过，仅从冯盎此次平定数万獠乱后的情况来看，至少可以说明冯氏集团在岭南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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