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门人”范式转变与传播学转向——基于技术演进历程与平台治理制度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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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兴东，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钟祥铭，通讯作者，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21VGQ006）阶段性成果。

一

导语：从守卫“内容之门”到

守卫“社会之门”的使命之变

“守门人”作为一个典型的隐喻，如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与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2003/2015：1）所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是以隐喻为基础。这些概念构建了我们的感知，构成了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生存以及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

在全球互联网平台反垄断浪潮中，“守门人”（中文也常称为“把关人”或“看门人”）理念脱颖而出并影响着平台监管理念的转向。然而，目前业界、学界、司法界和政府等领域，对“守门人”之于社会、人类治理理念与传播学范式转变等的重要性，却并未给予足够的认识。

小概念，大文章。如今，“守门人”的新内涵正在为人类数字时代的治理路径和制度创新提供重要的参照与启示。2021年，全球网民超越50亿大关，随着每一个网民都可以便捷地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内容的创造者，传统大众媒体自上而下、层层把关的传播模式面临巨大冲击，因大众传播而兴盛的“守门人”概念日渐式微。2020年12月15日，欧盟委员会发布《数字服务法案》（DSA）和《数字市场法案》（DMA）两份数字新规草案。“守门人”成为整个新制度架构的核心概念（吴沈括，胡然，2021）。一旦被界定为“守门人”，相关企业在欧盟数字市场竞争中将负有特定义务。在《数字市场法案》之下，“守门人”应当作出一些积极行为，同时减少不公平的市场行为。即便某一企业尚未被认定为具有稳定且持久的地位，只要将来有可能达到，也应当依照比例原则承担相应的特定义务，以防止通过不公平行为获取这种地位。“守门人”制度的核心就是为了确保数据市场的公平性和开放性，确保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创新活力。

在平台治理中，“守门人”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构建具有体系性制度设计的关键要素。“守门人”这一形象生动的隐喻，既可言传，也可意会。从守卫新闻传播的内容之门到守卫平台时代的社会之门，“守门人”内涵和使命之变，为传播学的转向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也为传播学的重构发出了关键“警示”。因此，我们有必要沿着“守门人”的历史脉络，追根溯源，探究其中的奥秘和背后的知识体系与时代精神，更深刻地理解这场概念转换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意义，寻求传播学本身范式转变的方向与可能路径。

二

“守门人”概念溯源、内涵与演进历程

“Gatekeeper”（守门人），是由gate（门）和keeper（守卫者）组合而成。其中文释义也非常广泛，如看门人、守门人、门卫、关守、网守、守望者等，泛指守卫入口的人和控制访问的人。作为新闻传播领域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对“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确立的考究与辩论却一直存在。

一般而言，“守门人”概念来源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在1947年《群体生活的渠道》（Channels of Group Life）中提出的“守门”（gatekeeping）一词。《群体生活的渠道》是《人类关系》杂志第一期整理发表的卢因（于1947年2月辞世）未完成的作品，研究围绕食物的购买和消费，并由此提出“社会渠道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对中西部家庭主妇群体进行实地研究，探讨战争期间如何有效地改变家庭的食物浪费问题。当人们认为男人可以控制所有家庭决策时，卢因发现，食物并不是靠自身的动力运动，进入或不进入“渠道”，以及从“渠道”的一部分移动到另一部分受到“守门人”的影响。此时的“守门人”通常是家庭主妇，或者是富裕家庭的女佣（Lewin，1943）。不可否认，卢因在1943年发表的研究推动了他1947年的《群体生活的渠道》，同时，“守门人”的角色也进一步复杂化。“守门人”在决策中的考虑因素会因群体的考虑因素而异。

然而，通过对文献的进一步耙梳，本研究发现早在1731年，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其著作《为印刷商致歉》（Allowy for Printers）中试图将印刷行为的责任与内容的责任分离开来。这可以被认为是他通过“必要性”对“守门”概念的早期探索。对富兰克林而言，“守门”问题归根结底是社区标准（community standards）和传播信息的需要之间进行谈判的技巧。放置于新闻领域传播，如施拉姆所提及的那样，传播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对大量信息进行的取舍。“守门”思想始终保持着，“在信息流动中，信息传递所受到的制约因素为何，以及最终所产生的影响为何”的研究传统。结合卢因提出该概念时的历史场景，“守门”理论的理论内核是一种关乎社会权力的产生和运作的社会管控/控制的能力。

“守门人”的演进历程是一场典型的跨学科之旅。“守门人”在新闻领域萌芽、孕育，此后在互联网领域“开花”，最终在平台治理制度创新中“结果”，有其偶然性，更有内在的必然性。尤其是站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维度，考察“守门人”的演进和演变，有着特别的意义。对于新闻传播学、竞争法、公共管理等学科的当代视野，都有着特别的启示。

自“守门人”概念从社会心理学引入新闻学，该词不仅在学术领域成为模仿、修正和被挑战的概念，还得到新闻记者和用户的认可。同时，“守门”也被认为是新闻学研究中最流行和持久的隐喻。早期的“守门人”研究主要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特征（Merton，1957）。作为一种新闻过程的“守门”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22年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的《移民杂志及其控制》（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他在该著作中分辨了新闻过程中编辑的“守门人”角色以及其“守门”行为。他（1922）发现，“在记者和通讯社每天记录的所有事件中，编辑选择了一些他认为比其他项目更重要或更有趣的项目出版，剩下的部分将被遗忘，扔进废纸篓，每天有大量的新闻‘被杀’（killed）。”

1950年代，从美国传播学者大卫·怀特（David Manning White）在《守门人：新闻选择的个案研究》中提出新闻传播领域的“守门”过程模式，即通过对输入信息和输出信息的对比，考察信息被过滤和筛选的机制。他的主要价值在于对“守门行为”及其“守门人”的强调。同时，对“守门人”个人权限的强调忽略了各种联系所形成的必然性与社会性，且没有说明新闻“把关”的标准。除了个人和专业新闻判断外，新闻组织的常规、经济约束和传播技术都在新闻选择过程中发挥作用（Livingston & Bennett，2003）。通过对怀特理论的发展与完善，麦克内利（John T. McNelly）指出传播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的“守门人”与“把关环节”。该阶段“守门”研究的共性与大众传播阶段的特点相符，表现为信息传播的单向流动，专业传播者掌握着对信息的取舍与选择。

1960年代，美国新闻学者巴斯（Abraham Z. Bass）在其论文《重新定义守门人概念》（Redefining the Gate keeper Concept）中提出“双重行动模式”。1980年代，在《大众传媒把关》中，帕梅拉·休梅克（Pamela J. Shoemaker）将“守门”分为了5个层次，分别是个人层次、媒介工作常规层次、组织层次、媒介外社会团体层次及社会系统层次。休梅克关于“守门”的层次提供了一个金字塔式的图式。

对“守门”概念的探索无法绕过的是休梅克的《守门》（Gatekeeping）。在该著作中，休梅克等人（2001）从“过程”维度将“守门”看作是“选择的过程”。此后，他们将“守门”概念拓展至作为新闻媒介建构社会现实的整个过程，而不仅限于作出选择。“守门”可以广义地理解为“通过关口或过滤器对信息加以控制”。有学者将“守门”理论描述为信息控制的一种范式，其中守门内容和守门效果是传统守门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本质上，“守门”是对应该收集、评估并最终共享哪些信息做出判断或决策。

从20世纪80年代初“守门人”概念被引入中国新闻传播领域以来，国内学者大多以社会控制角度探讨守门机制以及该机制在互联网时代的调适和实践，忽略了“守门人”是关于“社会现实”和“新闻真实”建构的重要研究模型（胡泳，周凌宇，2021）。陈力丹（2017）认为，对传播的控制除了来自外部的各种控制还包含五种“自然控制”，即选择的控制、时间的控制、材料组合框架的控制、话语符号的控制与人的认知结构对信息的无形控制。Donohue、Tichenor和Olien（1972）认为，“守门”不仅涉及选择的过程，还包括所有的信息控制形式，如塑造、展示、时间选择、隐瞒和重复等。白红义（2020）以怀特的“守门人”研究为起点，具体考察了70年来守门人理论从经典的守门人研究、守门人理论的形成、守门人理论的演化到数字时代对守门理论的再造过程。

迈入互联网时代，传统新闻媒体“守门人”的作用和影响快速式微。信息和新闻传播的新的力量一方面来自人人可以即时发布内容的广大网民，另一方面来自汇聚海量用户的大型互联网平台。“守门”的任务自然也需要从传统媒体转向互联网。以往“守门”是一种主要源于“稀缺环境”（environment of scarcity）的做法，然而，一些理论家认为传统的“守门”理论已经不适用于数字媒体，事实上，观众互动的增加在“守门”过程中引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受众作为互联网上的“二级守门人”参与其中。受众不仅通过成为“守门”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重新定义了守门理论，他们还重新定义了受众的本质（Chin-Fook & Simmonds，2011）。但是，数字媒体并没有导致“网络守门”的解体。相反，“守门”随着媒体和文化不断演变、修改和转变（Shoemaker & Vos，2009：133）。同时，随着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一系列针对传统“守门”理论重构和新守门人的研究集中爆发，如搜索引擎作为新的“守门人”（Schulz，Held & Laudien，2005）、数字新闻传播中个人、算法和平台对守门理论的重塑等。然而，新闻仍然是他们的主要阵地，“守门人”或“守门”概念也还是被置于新闻传播领域中使用与讨论。

互联网为普通人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相互交流与互动的机会，而这种高水平的互动将观众转变为“守门人”（Shoemaker & Vos，2009：124）。在任何人都可以制作和传播信息的背景下，“守门”的功能已经改变了其性质，甚至对于某些作者而言，这将不再有意义，因为已经没有“大门”可以“把守”（Ferreira，2018）。从权威和功能两个维度而言，包括政府、产业规制者、网络服务商、媒介工作者、个人等。通过对1995至2007年新闻传播领域与“守门”相关的文献梳理，Barzilai Nahon（2008）发现，面对新的技术与信息传播机制的变化，大多数研究仍然采用传统“守门”框架，“守门人”被看作是一个集体、机构或公司的一部分；大部分文献将“守门”看作是一个静态的对象，以及“守门”角色的线性演进逻辑。互联网对传统“守门”概念提出了新的范式挑战，网络语境下传统守门理论出现范式模糊和危机。罗昕（2011）试图通过守门对象、守门关系和守门机制的重建对网络时代的守门理论进行结构性调适。吴飞（2016）注意到以往作为“守门人”的记者、编辑和媒体决策者在新闻传播中的角色在互联网时代面临着巨大挑战。一系列关于互联网对传统“守门人”或“守门”概念带来何种改变或冲击的讨论应运而生。诸如互联网等通信技术如何影响“守门”（Beard & Olsen，1999），互联网和公民制作的内容对新闻业的影响为何（Bakker & Pantti，2009），以及Bruns（2008）所断言的“开放新闻”时代的到来。

在过去几年中，诸多研究报告表明，大型数字平台开始充当“守门人”角色，这些平台能够利用商业用户对其服务的依赖性，实施不公平的交易条款。这意味着平台不仅是至关重要的中介，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成为唯一的选择（Khan，2018）。这种“守门人”权力还不断延伸至新闻的内容及其制作。随着平台的强势崛起，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对于平台治理的研究也及时跟上。《巨头：失控的互联网企业》（摩尔，坦比尼，2018/2020）一书汇聚了欧美学者对大型平台社会影响与治理研究的重要成果，试图向我们揭示这些巨头在数字世界中的霸权地位，并为社会敲响警钟，呼吁社会各界一同探讨应对之策。

在竞争法无法充分解决此问题的状况下，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数字市场法案》（DMA）。它指出一系列关于其确切范围的合法问题，解释了其中某些义务和禁令，说明了这些义务和禁令是否应同样适用于所有指定的“守门人”，介绍了这些义务和禁令的实施和执行情况。《数字市场法案》定义的“守门人”就是指向超级平台（大型互联网平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市场法案》中“gatekeeper”一词的确立也是某种“抗争”的结果。大型互联网平台在福曼报告（Furman’s Report）中被称为“战略市场地位”（strategic market status），在斯蒂格勒报告（Stigler’s Report）中被称为“瓶颈力量”（bottleneck power），直到欧盟委员会委托的克雷默报告（Kremer’s Report）中被明确称为“守门人”。克里斯蒂娜·卡法拉（Cristina Caffarra）和菲奥纳·斯科特·摩根（Fiona Scott Morton）认为，从直觉上讲，我们将守门人视为一种中介，它实质上控制了无法访问平台任一侧上关键区块的访问，因此可以参与交易并施加交易对手无法避免的规则。

欧盟《数字市场法》草案第3条第2款对“守门人”的标准及其义务作出了细致且明确的规定。2021年12月15日，欧洲议会最终按照11月提交的修订提案，批准了《数字市场法案》的最终文本，并且把监管范围扩展至浏览器、虚拟助手和联网电视。

2017年，“数字守门人”概念的提出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Lynskey（2017）在工作论文《规制“平台权力”》中，指出“平台权力”（platform power）已经不足以概括大型互联网平台在信息社会中引发的潜在问题，竞争法也不足以有效规制。在“技术冲击”（techlash）背景下，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Elliot Zuckerberg）也承认互联网“需要新规则”。互联网中有许多不同的“数字守门人”——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到搜索引擎，再到社交媒体。Van Loo（2020）将平台称为“新的守门人”，以描述行政机构如何越来越多地“招募”平台“履行公共监管机构的职责”，并监管其他企业。埃利·帕里瑟（Eli Pariser）引用“守门人”来描述平台如何对我们所消费的新闻和信息实施编辑控制，以取代传统广播和印刷媒体的“老守门人”。其他学者在讨论与数字平台控制特定商品、市场或人员访问的权力相关的反垄断问题时也使用“守门人”这一概念（Van Loo，2017）。

学者和立法者将平台称为“守门人”，主要是为了描述其设计特征、私人规则和商业实践（Kadri，2021）。“守门人”的特征是相互依存的。例如，高度关联性或对整个行业的巨大影响会增强“守门人”长期保持其市场地位的能力。此外，缺乏竞争性服务加强了“守门人”对用户的相关性及其影响。Büchel（2020）等人提出，虽然《数字市场法案》中“守门人”的特征抓住了平台与其用户之间市场力量的不对称性，但对于潜在竞争平台的中介交易，平台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状况却未被触及。他们认为，如果可用的替代中介服务较少，那么数字平台将充当基础平台生态系统中的“守门人”，并且由于其持久和稳定的市场力量，数字平台对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仍然与平台方面的用户高度相关。作为“守门人”的平台可以对消费者和业务用户发挥“守门人”的作用是因为该平台对整个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影响到平台的商业用户端，还影响到消费者和潜在的平台用户群体，如广告商。

如今，“守门人”概念进入了美国国会。正如美国众议员David Cicilline在其Twitter账号中给出的致命评价：“作为数字经济的守门人，这些平台有权选择赢家和输家，在扼杀竞争对手的同时，撼动小企业，丰富自己。我们的创始人不会向国王鞠躬。我们也不应该向网络经济的皇帝低头。”无论是技术、资本还是权力，都有着内在的、天然的、强烈的扩张趋势。互联网平台为资本和权力的扩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从互联网商业化早期以信息中介为基础的技术权力，逐渐进入了以海量用户为基础的市场权力和经济权力。到今天，平台背后的资本权力已经不满足商业领域，开始强有力地扩张到社会领域，强势渗透公共领域，并频繁地挑战以国家为基础的政治权力。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先进的思想理念和制度创新就是一件最好的公共物品，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层面的智慧结晶。虽然欧盟《数字市场法案》的“守门人”理念提出时间较短，但是很快就得到学术界和法律界的高度重视，更是得到了美国、德国、法国等很多国家立法部门的呼应和跟进。2021年1月14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准备已久的且业界期待已久的《反对限制竞争法》（GWB）数字化法案。有人认为这是“数字化社会市场经济”的诞生。在法案第10次的修改中，强调了“守门人”对第三方进入供应和销售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对第三方业务活动的相关影响。法国国家竞争局（National Competition Authority，简称NCA）的相关文献中，则强调了“守门人”必须具有中介特征，以及掌握着对于市场进入的控制权。

2020年10月，美国众议院发布篇幅长达449页的《数字市场竞争调查》。报告认为，虽然四家大科技公司都保持着不同种类的垄断，但每家公司都有效地充当了当今数字市场的守门人，拥有挑选赢家、收购或处置竞争对手的权力。2021年6月23日，美国众议院表决通过了《终止平台垄断法案》等五项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相关法案。提案中的最后一项——《终结平台垄断法案》（Ending Platform Monopolies Act）在美东时间6月24日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投票通过。该提案将限制大型科技公司利用旗下平台的主导地位来推广自身其它业务并使竞争对手处于劣势的能力。议员们表示，这项反垄断举措令联邦监管机构能够更容易分拆大型科技公司，委员会以21比20的投票结果惊险通过了该提案。该法案提出了完全类似欧盟“守门人”的“涵盖平台”（Covered Platform）的概念，具体的衡量标准比欧盟“守门人”略高：市值必须在6000亿美元或以上，必须拥有超过5000万月活跃用户或10万月活跃商业用户，并且必须是有能力限制或阻碍其他企业接触客户或服务的“关键贸易伙伴”，这完全可以视为美国版的“守门人”制度。草案中指出，当涵盖平台对该业务线的所有权或控制导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时，覆盖平台运营商拥有或控制该业务线（涵盖平台除外）是非法的。

2021年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印发《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虽然新的指南对传统反垄断做了很多补充和完善，使其更适用于当今数字时代的垄断问题，但是它却依然还是在旧有框架之下，缺乏类似“守门人”这样一锤定音的创新与突破。当然，平台规制才刚刚起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借鉴并发挥我们独特的制度优势。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守门人”制度不仅仅局限在反垄断范围，而是大大超越了竞争法的范畴。这是一场平台治理和制度创新的范式转变。

2021年9月1日，作为我国数据保护领域的一般法和基础法的《数据安全法》生效。10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正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进行初次审议。10月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起草的《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发布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这是我国首次给出明确的平台分类、分级标准，并针对平台企业提出35条具体的主体责任，包括公平竞争示范、平等治理、开放生态等具体内容，其中更是对超大型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单独提出9条合规义务。

2021年11月1日，《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生效实施。11月14日，国家网信办发布《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的上位法有三个，分别是《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条例》作为行政法规，执行、细化、补充前述三部上位法的规定，进一步增强了数据安全法律体系的完备性和可操作性。

2021年11月16日，美国参议院投票确认大型科技公司批评者、“谷歌宿敌”乔纳森·坎特（Jonathan Kanter）出任美国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反垄断部门（Antitrust Division）的负责人，待总统拜登批准。这是美国最高的反垄断职位，也标志着拜登政府“反垄断三人组”正式就位。其他两人是2021年6月确认的担任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的莉娜·可汗（Lina Khan），以及在更早之前的3月任命的在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技术和竞争政策的吴修铭（Tim Wu）。三人都是科技巨头的批评派和新布兰代斯主义的旗手。

三

从大众传播时代到

数字传播时代的“守门人”之变

狭义的“守门人”侧重新闻传播中信息与内容的筛选，关乎信息的选择权。广义的“守门人”则进一步延伸到新闻传播领域的道德规范、社会影响和社会责任。在传播者、媒介、受众这三个守门层次上，传播者的“守门”主要完成“社会规范”对新闻事件控制，以及凝聚公众对于社会公共问题注意力的作用。因此，常常与议程设置等概念如影相随。同时，也延伸出很多相近或者相关的概念。在“守门人”之前，李普曼（Walter Lippman）就有一个“探照灯”的隐喻。媒介像是探照灯（searchlight），灯照到哪里，人们就关注到哪里。

如何使用好“守门人”背后的信息选择权，不仅是新闻伦理和道德规范问题和大众传播中流程把控问题，更涉及到大众传播的社会责任和治理机制。但是，随着传统大众传播在社会信息传播格局中的角色从原来的绝对中心走向边缘化。“守门人”的作用和使命也需要与时俱进。虽然“守门人”的角色在传统出版领域依然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人类社会的社会利益与公共利益需要新的“守门”机制。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全球化，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格局发生重要变化。自下而上、开放式的“大集市模式”的数字传播超越了自上而下、集中控制、封闭式的“大教堂模式”的传统大众传播（方兴东，严峰，钟祥铭，2020）。“守门”的历史使命也必将开始转向。“守门”的任务和重心需要从过去相对简单的新闻业务流程转向更加开阔的平台层面和社会层面。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的卡琳娜·芭兹莱-纳昂（Karine Barzilai-Nahon）教授最早将“守门人”的概念引入了网络领域，总结了网络语境中多元化的“守门”机制，建构了一套完整的“网络守门人”理论，包括编辑机制、导向机制、审查机制、安全机制、增值机制、成本效应机制、基础设置机制、用户互动机制、规制机制等等。

技术的进步和数字媒体的即时性、真实性和透明度特性对传统的守门理论提出了“挑战”。新闻机构试图通过实施传统的守门做法来重新“控制”互联网是不成功的。互联网环境下的“守门”，已经不同于传统的理论，互联网正在重新定义着“守门人”概念。具体而言，首先，守门理论考察的是从媒体到公众的信息流，因此，在开放式、分布式的传播体系中，“守门”再也不是业务流程的一个环节、一次行为，“守门”变成了永远没有终结、永远是个实时动态的过程。其次，Web2.0和社交媒体平台使受众成员能够参与对话，直接与企业、机构和新闻人物互动。“守门人”不再只是局限于编辑、律师这样的精英人群，而可以是各种身份的人、组织、制度，以及技术和平台。其中的核心就是从媒体工作者转变为个体的加入再到非人工参与者的加入（如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内容聚合器或评分和共享经济平台等）（余子纯，2020）。在功能上，他们也不仅能决定某种信息是否可以通过，还可以决定“守门”行为的对象是否可以进入某个网络。互联网巨头纷纷以生态的名义构建选择性和歧视性的“围墙花园”。2016年和2020年美国大选中，Facebook和YouTube等社交媒体扮演了远比传统主流媒体更关键的“守门人”角色，也成为引发社会争议和焦虑的热点问题。

综上所述，互联网时代，“守门”的工作从过去相对简单、边界清晰、容易规范，走向了多元化、多层次、多维度、立体性、实时动态、复杂网状非线性结构的复杂过程。这也让长期依赖传统制度体系的人类社会陷入越来越明显的治理困境。“守门人”的现实困境就是人类治理机制的困境。要走出这个技术演进带来的历史性困境，必须从复杂回归简单，化繁就简，跳出旧有的路径依赖，寻求范式转变，在新的范式下重构治理体系。欧盟《数字市场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可能性。

四

“守门人”背后的平台治理

范式转变与制度创新

我们的思维由观念构成，观念又是由概念构成，而改变往往由隐喻构成，这些成体系的隐喻概念构建了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守门人”成为一个架接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合适的结构性隐喻，甚至架接起社会制度的延伸和创新。

一类观点强调了“守门”作为一个过程的不断变化的性质。如Shoemaker、Eichholz、Kim和Wrigley（2001）指出，守门不应该是“一系列进进出出的决定”，而必须描述为“新闻媒体传播社会现实的整体过程”。允许个人用户和服务参与新闻发布的算法和平台的兴起逐渐改变了守门选择过程和新闻流模式（Wallace，2018）。以数字音乐流媒体平台为研究对象，Bonini和Gandini（2019）发现结合专有算法和策展人的音乐流媒体平台构成了一个以前由无线电程序员、记者和其他专家等人类中介机构主导的行业的“新守门人”。其中，平台守门人的权力是编辑性权力，由算法和大数据“增强”。由于“新守门人”拥有更多数据，以及更多工具管理和理解所获取的数据，因此获得更多权力。

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2017/2018：107-109）认为数字化预示着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来临，即平台资本主义的崛起。这是一种建立在新技术、新型利润最大化以及新型劳动力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这将导致一种全新的经济和社会现实。平台不是中立的地方，平台的目的是要产生特定类型的交互和数据。权力掌握在设计平台、管理和垄断所产生数据的人手里。占据新的主导地位的是那些收集海量数据的人。因为，平台治理范式转变的核心是如何构建以平台数据为基础的权力制衡体系。或更直接地说，就是如何构建新的制度体系，实现平台内数据的开放，这也是这场治理之战的核心。

平台治理的新旧范式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走出传统政府主导的中心化模式，构建真正多方协同的去中心化模式；治理的理论框架从过去简单的以利益为核心的治理转向以更广泛意义的权力为核心的治理；同时以过去市场开放为核心的治理转向以数据开放为核心的治理；并且从过去事后处罚为手段的治理转向事前震慑和多层次规制的长效机制。

平台数据的开放本质上是平台上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再平衡问题。超级平台实现了公共性与私有性的融合与重构，这是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转型的最大挑战所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只是呈现方式不同而已。

工业时代边界相对清晰的公共性与私有性形成了我们今天基本的社会秩序。但是，数字时代，在超级平台上，各个领域公共性与私有性边界的消失与模糊，这体现在互联网、平台经济、数字传播、公共管理、医疗教育、数字治理等诸多领域。数字公共物品的重建成为这个时代最严峻挑战，开始危及整个数字时代和数字文明的进程。公私问题的重新思考、重新界定是数字时代人类安身立命问题的关键。

当下很多重大事件，如全球反垄断、中美科技战、AI伦理、欧洲《数字市场法案》、数字治理等都不同程度与新的公共物品缺失、新的公共空间被挤压、新的公共领域被侵蚀有着密切关系（方兴东，钟祥铭，202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支撑基石需要新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也需要新的制度架构。对于如何构建新的制度范式，通过对“守门人”概念的追根溯源，大致可以发现一些内在逻辑：

（一）抓住主要矛盾，平衡发展与治理。《数字市场法案》针对“守门人”做出了明确的定量指标，其中最核心的指标就是月活跃用户超过欧盟人口10%的平台。2021年6月23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审议了6项反垄断法案，旨在控制大型科技公司不断膨胀的权力。司法委员会民主党主席、美国众议员杰罗德·纳德勒（Jerrold Nadler）称这些法案是“历史性的两党一揽子法案”，旨在“控制最具统治力的公司在互联网上的滥用行为”。7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促进美国各行业竞争的行政命令，矛头直指大型科技公司的垄断行为，并承诺加强对科技业交易与海量个人数据收集的审查。6项反垄断法案中的焦点就是《终止平台垄断法案》，因为它涉及对巨头进行拆分的激烈举措。但是，该法案专门界定了针对的目标：市值超过6000亿美元、在美国境内月活跃达到特定规模且被视为“关键贸易伙伴”的企业。根据这一标准，该法案就是为苹果、亚马逊、Facebook和谷歌量身定做的。美国和欧盟这一轮反垄断的重点，共同的特点就是抓大放小，尤其是美国，堪称精准制导。

（二）谋求多层次、去中心化的治理体系。迄今为止，无论是欧美还是中国，平台治理都没有灵丹妙药。由于平台的创新性、演进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难以使用传统“中心化”的管理模式，除了需要处理发展与治理间的平衡外，还需要谋求真正多层次、“去中心化”的治理体系。既不能仅仅依靠政府中心化的旧有模式，也不能放任平台企业“黑匣子”的商业“中心化”治理。真正所谓的治理，需要多利益相关方的协同治理，也就是企业的自律机制、行业与社会的共律机制与法律为核心的他律机制，三大层次都激活出治理的动力和能力。

（三）既要部署多层次的治理体系，更需要“一锤定音式”的关键法律。这方面，《数字市场法案》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样板。《数字市场法案》一方面抓住了平台治理的本质，引入“守门人”理念，构建了新的治理范式和制度框架。法案提出了明确的定量衡量标准，可操作性很强，同时赋予“守门人”18项义务，从结构和行为两大层面对平台进行了全方面的规制，尤其是最高可以达到全球年收入10%的罚款额度极具冲击力，确立了《数字市场法案》的严肃性和强大的震慑力。2021年8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该法及时借鉴了欧盟《数字市场法案》的思路，引入针对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特别义务，即“守门人条款”，要求其履行更多责任，包括成立主要由外部成员组成的独立机构进行监督，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并接受社会监督等。当然，虽然中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中都第一时间吸纳了《数字市场法案》的精神，增添了“守门人”的条款。这种见缝插针的“修补”方式难能可贵，却无法整体性地构建系统性的“守门人”制度。中国依然需要尽快推进单独的平台治理法案，也就是中国版的《数字市场法》，才能真正完成数字时代平台治理的法律顶层设计，统领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才能一锤定音。

无论是新闻传播的“守门人”，还是平台治理的“守门人”，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始终是“守门”的根本使命。尽管技术不断演进，范式不断转变，但是历史使命和时代精神却一以贯之。总之，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特定功能，超越制度和发展阶段，站在更开阔的视野，理解“守门人”的历史使命与时代精神。始终秉承时代精神，立足人类文明宏大进程。构建全新的“守门人”治理体系，构建人类网络命运共同体，将是世界各国未来共同努力的重要方向。

五

“守门人”为传播学的范式转变

开启新的视野

互联网平台的核心是与各主体形成紧密的连接，平台的运作主要通过各主体之间的传播活动和行为来实现。因此，与媒体类似，平台治理的关键往往在于把握多元主体的相互关系，理清各主体所扮演的社会与政治角色（Evans，2003；Gorwa，2019）。同样，媒介特性和传播本身对于平台权力的运作也是至关重要。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通过考察媒体在舆论形成过程中行使权力的不同方式提出“传播力”（communication power）概念。他认为，除了守门人职能、议程的设置以及对必要通信资源的控制，这种过程还暗示了一种政治权力关系。卡斯特（2009：2-10）认为，权力是社会中最根本的进程，它是一种关系能力。权力归属于一部分社会行动者，它能够维护持有权力的社会群体的意愿、利益和价值观，而不对等地影响其他社会行动者的决策方式的相关能力。“我过去有所感觉而现在确信的是，权力要基于对传播和信息的控制，无论是国家和媒体公司等宏观权力还是各种组织等微观权力，皆是如此。”卡斯特对于传播与权力的论述为我们理解“守门人”概念的演进提供了衔接的桥梁。

从管道（渠道）、人（个人/群体/组织）、门（机制）到责任（规制），从单向到多向，从单一路径到复杂结构，守门人概念的演进反映出一种权力博弈的双向螺旋，从家庭（主妇）到社会（生态），再反过来影响每一个人。以倡导“网络中立”理念的哥伦比亚法学院教授吴修铭于2021年3月加入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担任总统科技与竞争政策特别助理。他在其2010年的著作中追溯了广播、电视、电影等信息媒介的演进历程与发展周期，发现的规律是：新信息技术大都在新产业中发明，随后经历一段开放的发展期，最终由行业巨头垄断并掌握信息流的“总开关”（the master switch）。同时他认为，互联网也将重蹈覆辙（Wu，2010）。吴修铭的“总开关”概念，本质上就是欧盟《数字市场法》的“守门人”。

总体而言，“守门人”内涵和外延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向和提升：首先是过去自上而下、集中控制、相对封闭的传统大众传播体系中信息与新闻的“守门”。其次是今天互联网时代自下而上、全民皆媒、开放式数字传播体系中整个社会信息传播的“守门”。最后，当平台越来越成为数字时代整个社会和每一个人必不可少的关键基础设施，“守门”的任务和使命就不仅仅是新闻与信息，而已经关乎到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和政治等各个维度的“守门”。确保人类发展最基础的物质和精神层面不能“失守”，关乎数字时代人类的安身立命，也昭示着传播学的未来之路。

表面上，“守门人”概念的演进只是一个概念或理念从新闻传播向互联网平台的转移。但是，透视概念背后的进程很可能是人类传播本身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之一。以往为现代社会“守门”的媒体专业精英群体，围绕着与资本和权力的博弈几乎贯穿了全程，至今也未真正消停。然而，当前问题的根本则在于，它们已经不在社会传播的主渠道和主战场之上。资本总是能够先行一步，通过掌控技术，走在了时代变革的前面。通过技术以及技术更时髦的表现方式——算法，重置这场围绕人类传播与权力的新博弈。

从新闻传播的“守门人”到平台时代的“守门人”，表面上是一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随着技术和时代而发生的变化。本质上，却是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的角色和作用在发生范式转变。平台的本质是数字化双边市场的具像化，其形成与运行机制也是基于数字传播之上。随着平台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性力量，传播本身也将从内容为核心，转向以数据为核心的新阶段。传播的重心和特征在发生全面的转移，传播的时代角色和使命也已经今非昔比。

互联网技术发展从社交传播进入到智能传播阶段，数据已经成为最核心的驱动力。虽然内容依然存在，但它往往已经是被数据驱动的一部分，比如TikTok代表的短视频应用，本质特征并不是短视频这种形式，而是短视频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智能算法。基于数据的用户行为的画像与主导流量分发的算法，构成了TikTok新的传播逻辑的核心。

无论是媒体领域还是平台领域，“守门人”的本质都是一种权力机制，同时也是一种责任机制。《数字市场法案》事实上承认了超级平台的“自然垄断”属性，承认平台背后的效率和消费者福利等优势。更重要的是，它构建了过去长期缺失的责任机制，即在数据主导的传播活动中，如何确保数据的开放与共享，以此平衡各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平台本身是连接的结果，互联网平台是促进连接的重要方式，但是受商业利益驱使，平台也可能设立重重阻碍，形成一座座“围墙花园”（钟祥铭，方兴东，2021）。因此，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对于“守门人”设定的18项义务，核心都是围绕数据的开放与共享。数据不仅是“守门人”的主要职责，也理应成为传播的核心，这将是整个传播学范式转变的底层的基础性变革。从内容到数据，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传播学进一步回归到1948年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发表信息论重要里程碑著作《通信的数学原理》的基础层面。“传播”与“通信”同一个词汇曾经不同的内涵，重新趋于合二为一。

显然，这种根本性的范式转变将直接冲击基于内容的整个传播学理论基础和知识体系。尽管新的理论基础和知识体系不是本文的任务，却试图开启传播学可能的全新维度。可以说，通过对“守门人”概念演进的梳理，可以成为传播与传播学变革的一个重要风向标，预示未来演进的方向以及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当下的事实是，实践先于理论，数据事实上已经成为策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而基于数据的新的传播理论还没有呈现，新的以数据为核心的传播学更缺乏基本的理论构建，这将是当今传播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对于传播学而言，“守门人”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昭示了全新的使命。真正学术的探索才刚刚开始。“守门人”为传播学的范式转变开启了新的视野，指引了可能的方向。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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