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毛主席突然召集各大军区司令，说：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

2016年，我军进行了新一轮军改。

在该年2月1日，原七大军区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战区正式成立，中国军队由此进入“战区时代”。

“大军区”从此成为了国人记忆中的一个名词。

回望我国大军区的历史发展，不免让人感慨良多。

与战区相比较，大军区除了拥有“战”的职能外，还兼有“建”的职能。甚至，“建”的职能色彩更浓厚一些。

这和我国的经济、军事发展的现实是密切相关的。

遥想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战争尚未结束，为了实现党政军一体化管理，六大军区应运而生。

“六大军区体制”从1950年2月正式成型，一直维持到1955年。

1955年2月，我国为了应对帝国主义者利用其所谓“原子优势”对我进行闪击，军委根据我军的战略意图、作战方向和今后战争可能发展的趋势，将原来的 6个大军区，改划为 12个大军区，即：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武汉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西藏军区、内蒙古军区。

这“十二大军区体制”一直持续到1985年。但期间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比如说，1956年，为加强对台斗争，增设了福州军区，“十二大军区”变成了“十三大军区”。

到了1967年，中苏关系恶化，为了防苏军，内蒙古军区被降为省军区，划入北京军区，“十三大军区”又变成了“十二大军区”。

1969年，为便于对西南边防的资源支持，西藏军区被降为省军区，划入成都军区，“十二大军区”则变成了“十一大军区”。

1985年，我国进行百万裁军，中央军委将11大军区调整为7大军区，即：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成都军区。

话说回来，在“十二大军区体制”期间，准确地说，是在1973年底，毛主席亲自主持了一场举世震惊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毛主席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用他的话来说，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油了”，另外，“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

所以，“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实质，就是要使地方“军”、“政”分离，不能让军来干涉到党指挥枪的原则。

而从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中苏边境领土纠纷的不断升温，全军进入紧急状态，到了1973年，全军十一个大军区中，多数负责人在一个军区已经工作了十年至二十年了，都在当地构建起了一个稳固的人脉关系。他们在军区里全是老部下、老熟人，工作起来可以完全依靠老习惯办事，要把他们都调动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老覃在上周写的《1973年，韩先楚不愿调离福州，毛主席：我老了，我到福州卖年糕吧》 一文说了，毛主席把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事跟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说，韩先楚就很不愿意。

要说，这也不能怪韩先楚，毕竟，他在原来的岗位上干得好好的，十多年来一直研究台海问题，谋划收复台湾，这一下子就把他换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从情感上来说，还是有些接受不了的。

因此，毛主席对他进行了耐心地说服动员。最终，韩先楚也就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毛主席的安排，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来了个对调。

这里说一下，为什么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而不是“十一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呢？

盖因当时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这三个人任本职时间较短，就没有必要再调动了。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工作虽然难做，但毛主席拿定了主意，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完成。

他在1973年12月12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了调整大军区司令员的构想。

12月15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马上联名发出绝密通知，要求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火速进京，参加18日的军委会议。

该通知的结尾处特别注明：“开会之事请勿下传，不允许缺席。”

这样，各军区司令员、政委在收到通知后，都大吃一惊。

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要让全国所有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都赶往北京，而且通知的时间那么紧急，这是前所未有的。

军令如山。

这些军人出身的虎将，一个个雷厉风行，动作迅速，准时抵达北京，出席了12月18日的军委会议。

大家注意一下“1973年12月”这个时间点。

老覃在前不久写的《1972年，张伯驹给陈毅写了副挽联，毛主席看后急问：此何人手笔？》一文中讲到：毛主席在1971年9月之后，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就衰老了很多，像是变了一个人。而从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两次重病发作，一度出现了缺氧昏迷现象。而在上周写的《毛主席晚年读陈亮的<念奴娇>，为何大哭？来看这些直戳泪点的词句》中又提到，在1971年以后，毛主席还患上严重的老年白内障，到了1973年底，已几近于失明。后来，在1975年7月23日，由唐由之大夫做了中医的针拨手术，这才重见光明。

即在“1973年12月”这个时间点上，毛主席的身体非常虚弱，视力不好。即12月18日军委会议是由周恩来、叶剑英主持的。

周恩来、叶剑英负责在会议上“吹吹风”、“预预热”。

1973年12月21日，毛主席正式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接见各位政治局委员、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们。

毛主席的开场白别出心裁。

他说：“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我今年八十岁，把你们‘钓’到中南海来了。”

“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出自唐代李白的《梁甫吟》，讲的是周朝姜太公的事。

姜太公原本居住在商都朝歌郊外的棘津，早年以屠牛为生。八十岁那年辞别故乡来到渭水边垂钓，“风期暗与文王亲”，遇上了周文王，干成了一番大事业。

毛主席出生于1893年，在1973年这年，恰好是八十岁。

他巧妙地引用了李白的诗句，把召集各大司令员到中南海，说成是“钓”到了中南海，可谓别具一格，让人耳目一新。

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

毛主席接着说：“人在一个地方呆长了，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调一下有好处，到哪里都是一样干革命。共产党员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东能西，一切行动听指挥，干部经常调来调去，有利于交流，有利于进步。革命的事情就是这样，心要宽，胆要大，有困难慢慢来。”

毛主席简短的几句话，大家在思想上也就想通了。

毛主席最后规定：“随员不超十人，时间不超十天。”

即这次人员大调整务必在10天之内全部完成，每个司令员所带的随行人员最多不能超过10人。

之后的事情也正如他所要求的一样：短短不到10天的时间，八个军区的相关事宜全部都顺利地完成，效率之高，让人咋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