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战争赔款大赢家，到香港发钞行，到笨拙的“巨象”：汇丰银行，与国运共浮沉

汇丰160年经营史，再次证明金融是一个国家国力的体现。

作者 | beyond

编辑 | 小白

多年以后，面向维多利亚港，大英轮船公司监事苏石兰会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他登上“渥太华”号邮轮，洽谈业务并听取一项密讯。

空气中，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沿着中国海岸线开放的通商口岸如同一只只巨乳，滋养着战争资本主义列强永无止境的贪婪。

沿海与沿长江流域上密织的货船，惹红了一颗颗企图攫取利润的眼睛——外资银行，应运而生。

1865年汇丰银行成立之前，已经有多家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展业务。然而这些银行的总部不是设在伦敦就是设在印度，经营重心并不在香港和中国内地。

随着中国贸易大门被打开，洋行大班们迫切感到需要创办一家总部在香港的本地银行。他们在写给英国殖民大臣的发起信中，是这样描述汇丰银行成立的必要性的：满足一项绝对需要，本地贸易现在带有极为广泛的性质，而任何银行代理处都不能应付。

（来源：史料整理）

就这样，以英国为代表的各国在港洋行一长串名单，成为了汇丰银行的发起人。

与此同时，一大批当时的优秀银行经理人被从香港、上海挖来；而苏石兰也从轮船公司的普通一员，20年后（1884）晋升为汇丰银行主席。

其后半个多世纪里，除英商外的其他股东陆续退出，汇丰银行逐渐演变成由英国人控制的银行。

顺着资本全球化的大潮，汇丰银行历经上百年，兼并扩张使其成为了今天的汇丰控股(00005.HK)（“汇丰”，“集团”）。

同样随着中国崛起的历史大潮，2017年以后中国平安(601318.SH)和贝莱德(BLK.US)成为了汇丰最大的两个单一股东；截至2021年末，中国平安旗下的平安资管持有汇丰8%的股份，是汇丰的最大股东；贝莱德持股7.96%，位居第二。

（来源：汇丰21年报）

然而，时光倒回，如果把目光转回到清末那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时代，透过清王朝缓缓闭合的宫门，我们能看到在列强瓜分中国的一份份赔款条约上，汇丰的名字始终如影随形。

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清朝末年一个甲子的时间里，中国陷入“爆发战争、借钱打仗、战败赔款、继续借债”的恶性循环，军费、外债和赔款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支出。

短短几十年中，旧中国国家财政主要收入，像海关税、部分常关税和厘金等的征税权一一被西方列强攫夺。

以《马关条约》为例，条约规定中国应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如此巨额的赔款，远非当时的国家财政所能承担，于是就出现了列强竞相争夺对清政府的贷款权的局面。

通过与清政府建立政治性贷款关系，列强既可以通过输出资本获得高额利润，又可以以债权人的身份对清政府施加各种影响，左右旧中国的财政金融、控制海关，在财政上和政治上控制和影响旧中国。

例如当时清政府的重要贷款多以海关税收作为贷款担保，而在贷款未结清前，海关总税务司一职基本由外国人担任。

在清政府先后于1895年、1896年和1898年三次订立的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中，汇丰在后两次借款都是主要债权人，从中获得了丰厚回报，仅手续费一项就获利32万英镑（借款额度的2%）。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接着是八国联军侵华，一场更大的灾难、一次更重的赔款袭来。列强在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勒索赔款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而此时的清政府已经山穷水尽。

这一数字怎么计算得到呢？很随意，天朝既然是4.5亿人口，那就1人赔1两，不论老少、童叟无欺。

这一次清政府依旧只能背负外债，而汇丰再次成为大赢家。这笔赔款按黄金计价，但以白银支付，分39年偿清。汇丰不仅经管着6700万英镑赔款中属于英国的份额，还被指定为保管银行。

“庚子赔款”的执行过程中，由汇丰银行办理金银兑换，仅仅通过这笔赔款汇丰的获利就极为丰厚。

在列强的战争恫吓、金钱贿赂、外交讹诈之下，政治、军事、贸易、金融在小小的谈判桌上觥筹交错。

正是通过一笔笔赔款外债，汇丰实现了最初的资本积累，成为当时国际银团中的领袖。

此后，逐利的资本继续将触角延伸，“修筑九广铁路、粤汉铁路”、“建立民国”、“袁世凯善后借款”、“军阀混战”……都有汇丰参与的身影。

风云变幻，斗转星移，二战中随着香港的沦陷，汇丰将总部迁至伦敦。等到1946年汇丰重新回到香港，日不落帝国的米字旗已经从全球各地纷纷垂下，世界变了，东方的格局也已经改变。

汇丰也与战争资本主义“分道扬镳”，逐渐蜕变为一家现代金融企业，去适应战后亚洲新的需要。

1945年，香港光复。

战后香港经济迅速复苏，南北商贸蓬勃发展，一批华资银行把握住时机，趁势而起，其中的代表之一就是恒生银行(00011.HK)（恒生）。

到了1962年，恒生已发展成为香港规模最大的华资银行，并且开始挑战汇丰在香港零售银行业务市场的垄断地位，成为其强劲的竞争对手。

然而，1965年发生的一场挤兑风潮，令恒生几近清盘。最终，汇丰以低廉的价格拿到恒生的控制权，一举消除了其最具威胁的竞争对手，从而奠定了汇丰在香港零售银行业务上的垄断地位。

伴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汇丰与恒生在香港市场的占有率一度达6成以上。此外，香港的金融体系中并没有一个正式的中央银行，而汇丰则扮演着“准中央银行”的特殊角色，承担一系列中央银行的职能。

例如，长期以来汇丰一直是香港的主要发钞行之一。在1994年中国银行(601988.SH)加入发钞行之列以前，香港的发钞业务一直由汇丰和渣打集团(02888.HK)掌控。

发钞虽不能给发钞行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但由此带来的声誉则能够为发钞行在业务竞争上，尤其是吸收存款方面提供极大的优势。

作为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将总部设在香港的银行，汇丰与香港政府关系密切，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港府的关照。汇丰也因此是港府外汇及财政的主要往来银行，存款基础稳固。

除了金融政策制定、金融机构监管等由香港政府的有关部门处理外，汇丰还是香港银行间结算的最终结算行，其他银行都需要在汇丰开设账户才能结算。

汇丰还担任“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这也是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能之一。

在香港的金融体系中，汇丰作为“准中央银行”，直接或间接地掌握着金融事务及金融市场的话语权。

然而，以私营商业银行的身份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必然会引起利益冲突与偏袒不公。

随着香港回归临近，大家明白这种局面必将改变。

1988年，汇丰主席浦伟士访问北京，被告知：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后，汇丰仍然享有发钞权。

1990年，正当中英双方就香港新机场的建设问题出现争执之际，汇丰通过结构重组，成为控股公司注册地与总部迁至伦敦的金融集团。汇丰解释此举为集团国际化的需要。

与此同时，汇丰着手逐步从“准中央银行”的身份中“脱身”。

1988年港英政府通过“新会计安排”协议将汇丰的“结算职能”与“最后贷款人”转移至政府下属的“外汇基金”。

次年，汇丰也通过修改章程、按照香港公司法重新注册，进一步摆脱“准中央银行”的形象。

1993年香港金融管理局成立，标志着汇丰基本淡出香港“准中央银行”地位。

还乡英国后的汇丰正式实施其国际化战略，其后十多年里汇丰四处并购，不断为其成为跨国金融集团的宏愿添砖加瓦。

（一）并购，享受经济与贸易全球化红利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汇丰开启了全球并购之路，先后并购了米特兰银行、ANZ、利宝集团、法国商业银行等众多金融机构，范围遍布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和非洲。

（来源：风云君整理）

21世纪初期，汇丰还投资了中国交通银行(601328.SH)、上海银行(601229.SH)。

目前汇丰已经成为业务遍布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帝国。

广泛的业务布局极大地提高了汇丰的抗风险能力，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汇丰可谓“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1997年汇丰控股共盈利425.5亿港元，汇丰银行盈利约200亿港元，占集团总盈利的47%。到了1998年，以香港为业务根据地的汇丰银行的盈利同比下滑了47%，而汇丰控股的盈利下滑了21%。

汇丰盈利下滑幅度较小正是得益于此前多年的国际化战略成果，遍布全球的业务极大地分散了亚洲金融风暴带来的影响。那一年米特兰银行为汇丰控股带来了16亿美元的利润，成为集团当年最大的盈利来源。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在其他同行骤然陨落或者陷入巨亏之际，汇丰安然度过了亚洲金融风暴。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浩浩荡荡，汇丰又一次成为弄潮儿。

2000-2008年，汇丰继续全球并购之路，收入也是逐年增加，由239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607亿美元，CAGR为14%，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收入规模回落至567亿美元。

同时期，汇丰的盈利由2000年的66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191亿美元，CAGR为16%，2008年盈利受挫，同比下降70%至57亿美元。

凭借着超强资本实力、盈利规模、资产收益率等硬性指标，汇丰在2007年的全球银行排名中位列第五，排在瑞银、巴克莱、法国巴黎银行、花旗之后，是世界顶尖金融机构。

在亚洲区域银行排名中，汇丰则继续稳居第一。那时的工商银行(601398.SH)（工行）只排到全球第20位。

（来源：2007年《银行家》）

面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即使是成长为跨国巨头的汇丰也不能幸免。以美国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收缩，导致汇丰的资产负债表由扩张转向缩表。

收缩全球经营网络、减少并购扩张、大规模处置非核心资产、降低风险资产规模、注重内生增长成为汇丰此后的经营主线。

后金融危机时代，汇丰随全球金融体系扩张达到顶点后，开启了收缩与调整的漫漫长途。

（二）世界转了一圈，还是中国最“香”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恢复重建与中国的金融改革“相映成趣”——实质上是国力强弱交替。

背靠着蓬勃发展的中国大陆，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日益凸显，而汇丰的国际化经营又屡屡受挫，业务回归亚洲、回归香港自然顺利成章。“将资本配置到回报最高的业务”，成为汇丰的业务宗旨。

在最新的业务版图中，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合计贡献的业务价值占汇丰全部业务的36%，占比最大；亚洲地区全部业务价值更是占到汇丰整体业务的47%，亚洲尤其是香港是汇丰最核心的经营区域。

（来源：汇丰2021年报）

2021年亚洲地区为汇丰贡献了126亿美元的净利息收入，几乎是其他地区的贡献之和；另外亚洲为汇丰贡献了122亿美元的除税前利润，是其他地区贡献之和的2倍左右。

亚洲作为业务大本营，对于汇丰业绩的贡献无可替代。

分业务来看，2021年财富管理及个人银行业务（零售业务）贡献了汇丰收入结构中的43%，工商金融与环球银行及资本市场业务分别贡献了27%及30%，零售业务是汇丰的业务核心。

而在零售业务上，亚洲地区的重要性同样不可撼动。2019-2021年亚洲地区贡献的财富管理收入分别为56亿元、52亿元及58亿元，占汇丰全部财富管理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达到65%、65%及64%。

（来源：2021年报）

（三）业绩尚未恢复至金融危机前水平

观察汇丰的总资产可以发现，2000年以来其资产变化大致分为两个阶段：2000-2008年的资产扩张期，以及2009-2020年的资产调整期。

这两个阶段契合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脉络。

从可获得的数据来看，在第二阶段里伴随全球主要央行的货币放水、利率下降，汇丰的净息差水平也在持续降低，2021年其净息差为1.11%，较2011年的2.51%降幅达到56%。

资产规模持续调整，净息差持续下降，自然导致利息净收入表现不佳，2011年以来汇丰的利息净收入逐年递减，2021年为265亿美元，较2011年下降了35%。

与此同时，业务线收缩同样导致汇丰的非息净收入规模持续下降，2021年其非息净收入为231亿美元，较2011年下降了27%。

2016年非息净收入的骤降则主要受与欧洲私人银行业务相关的32亿美元商誉减值以及其他重组开支影响所致。

汇丰的营业收入自然也是下滑态势，2011-2021年其营收由723亿美元逐渐缩减至496亿美元，收入端表现不佳。

盈利端与收入端类似，2011年以来汇丰的净利润表现起伏较大，2016、2019及2020年受巨额商誉减值影响净利润下滑较大。

2021年汇丰通过缩减业务以及信贷损失拨回实现净利润126亿美元，在低基数效应下同比增长了223%。

自2007年汇丰的盈利规模（190亿美元）达到顶点后，再没有哪个单一年份的盈利规模达到这一水平，包括2021年。

（四）股东回报一直很厚道

汇丰的股东回报一贯厚道，2011-2018年其现金分红稳定增长，股利支付率常年保持在50%以上的水平。

最近三年受盈利规模缩减，分红金额有所下降，而股利支付率除了2021年降至37%以外，2019、2020两年分别为83%及60%。

在2021年年报中，汇丰将现金分红目标定为：2022年起维持40%-55%的股利支付率。

而且除了基本每年超过50%的现金派息率，汇丰近年来也在不断回购自家股票。

2016年12月到2022年5月，汇丰共进行过四次股份回购，回购金额共计75亿美元。最近一次回购发生于2022年4月，回购了20亿美元股份。

（来源：汇丰公告）

2011年以来，汇丰通过现金分红和股份回购回报了股东971亿美元，真正做到了把股东回报落到实处。

回顾汇丰160年的经营史，我们看到历史的掠影一闪而过。

金融是一个国家国力的体现。汇丰的诞生、发展、辉煌都伴随着“日不落”帝国的国力增长与影响力扩张；而如今宗主国“日已落”，国力的强弱更迭，同样使得历经百余年的汇丰变成了一头“巨象”，如今脚步沉沉。

全球银行铁王座的宝座，工行已经在位多年。

不过，虽然江湖上逐渐没有了汇丰的传说，但它仍然用厚道的股东回报，维护着最后的尊严。

这一点，依然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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