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居士冯志亮：孔学之“仁”的本质也许并非是简单的“爱人”

　　“仁”是孔子整体思想的核心，是统贯孔子思想体系的总纲，因而孔子的思想学说，才又经常被称之为仁学。准确把握“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这是正确认识孔子思想的根本关键。只有抓住了这一关键，才会纲举而目张，从而准确认识孔子思想的原本脉络架构与真实面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对于孔学之仁的认识与理解，至今仍是见仁见智，远未能达成合乎实际的广泛共识。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对孔子的正确解读，而且也极大削弱了，孔子及其仁学在当今民族复兴伟业中本当起到的重大作用。因而在具体认识孔子思想之前，首先理应对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先做一全面而深入的探求。
当今，对孔学之仁的通常解释是“爱人”，人们一般认为，“爱人”就是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诚然，学生樊迟“问仁”时，孔子确实曾明确回答曰“爱人”（《论语•颜渊》。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只是孔子在特定条件下，针对“仁”的某个侧面，对其所做的一种具体解释；因而远不能据此而简单认定，“爱人”就是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其理由如下。
在《论语》的载录中，面对弟子“问仁”，孔子对仁所做的正面解释，总共有七条。对此可简称之为孔子的“论仁”之例。这既是我们探求孔学之仁真义的第一手材料，同时又是，检验我们的认识与结论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现逐一摘录于下。
1．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
2．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阳货》）
3．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
4．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
5．（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
6．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
7．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同上）
综观以上孔子的“论仁”诸例，这显然都是孔子在特定条件下，针对不同的对象以及仁的不同侧面，对仁所做的具体解释与强调；因而诸例彼此之间，才呈现出了如此明显的歧异性，似乎无所统贯。然而从其逻辑上说，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无疑理应能够涵盖并统贯以上孔子的“论仁”诸例，从而使它们彼此之间的明显歧异性，从其根本上得以和谐统一。然而其中的第一例亦即“爱人”说，显然难以担当此任（其他各例，也是如此）。这是因为，“爱人”说同第2、3、4例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已然相当模糊，至于它与其余的后三例之间，就更是难以找出其搭界处。既然“爱人”说并不能涵盖并统贯孔子的“论仁”诸例，那么，以“爱人”为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的观点，显然也就大有问题了。
除了前引七条孔子的“论仁”之例外，在《论语》所载孔子的语录中，另外还有众多的“仁”字出现。对此可以统称之为孔子的“用仁”之例。综观孔子的这些“用仁”之例，其中固然不乏与“爱人”说具有内在联系者，但是大多数却与“爱人”没有明显关系；其中反倒是多有与“爱人”实难搭界者。现选其典型者分列于下。
1．“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2．“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
3．“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
4．“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同上）
5．“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同上）
6．“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
7．“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子路》）
8．“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9．“刚、毅、木、讷近仁。”（《子路》）
10．“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综观以上孔子的“用仁”之例可见，如果按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就是“爱人”去解读，其扞格而不入，滞涩而不通，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就是说，“爱人”并不能涵盖并统贯孔子的“用仁”之例。既然如此，以“爱人”为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的观点，自然也就实在难以成立了。
略晚于孔子的墨子，创立了墨家学派。“兼爱”与“非攻”是其基本主张，而“爱人”可谓是其中心思想。这一学派，也曾盛极一时，与儒家并称为“显学”。如果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真就是“爱人”，那么，儒墨两家理应彼此引为同志。然而事实却是，恰恰是在“爱人”这一问题上，儒墨两家大相径庭，互相攻讦，且愈演愈烈。其典型表现是，孟子指斥“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这一逻辑悖谬又表明，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显然不会只是单纯的“爱人”。
孔子不仅讲“爱人”，而且同时还讲“恶（憎恶）人”。《论语•里仁》所载孔子曰——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憎恶）人”，就是这方面的具体表述。在《论语•阳货》中，还具体开列出了孔子所憎恶的几类人——
“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衍文）而讪（毀谤）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顽固、执拗）者。”
“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至于擅权妄为的季氏家臣阳货，以及弑君犯上的齐国大夫陈恒者流，孔子则更是对其嫉恶如仇。凡此则又从一个侧面表明，孔子并非是“爱人”至上的“爱人”主义者；而仁作为其总体思想的核心，其本质与基本内容，自然也就不会只是单纯的“爱人”了。
如果坚持认为，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就是所谓的“爱人”，这将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这样一种尴尬。这也就是，问题的答案如果真是如此简单明了，那么，在孔子已经做了“爱人”这一明确解答之后，就凭孔门弟子的领悟能力，他们又怎么可能还会再三再四地向老师“问仁”呢？这是否也就太小瞧孔门高足的悟性与智商了。据此显然又可推知，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显然不可能就是简单的所谓“爱人”了。
从“仁”之含义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也并非只是单纯的“爱人”。
早在孔子之前，“仁”字已逐渐频繁出现，其基本含义，并逐渐定位于“爱人”。例如《国语•周语下》所载——
“言仁必及人”，“爱人能仁。”
三国时期吴国韦昭为此分别作注曰：“博爱于人为仁”，“言爱人乃为仁也”。
孔子正是一方面继承了仁者“爱人”这一传统含义；另一方面，孔子又对其做了重大发展与提升，从而创立了自己的仁学思想体系。在孔子的仁学中，“仁”之含义虽然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但是“爱人乃为仁”这一传统含义，同时又始终是其重要思想内容之一。
唐代韩愈力倡“博爱之谓仁”（《原道》），其说亦畅行于世。然而韩愈的这一“爱人”说，随后即招致了宋代理学家的批评——
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伊川先生语四》）
仁者固博爱，以博爱为尽仁，则不可。（《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一》）
仁者必爱，指爱为仁则不可。
理学家自身对孔学之仁的具体认识如何，这里姑且不论，但其对韩愈的上述批评，显然符合于孔子“爱近仁也”（《孔子家语•颜回》）却并非仁之本质的思想实际。
近代以来，伴随着国运的衰败，在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与挤轧下，孔子与儒学被迅速边缘化，乃至长期丧失了话语权。或许是为了免于招致更多的冲击与批判，从而能为孔子与儒学争一立足之地，于是学界又重新标举出了，孔学之仁“爱人”说。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当初重新提出“爱人”说的主观愿望，固然可以说是良好的，但这却毕竟又是在重复以偏概全的历史错误；这对于正确认识孔学之仁来说，必然会起到严重的误导作用。时至今日，对此理当予以纠正了。
综观上述可见，如果把“爱人”视为孔学之仁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符合于孔子思想实际的正确认识；但是如果认为，孔学之仁的本质与基本内容就是单纯的“爱人”，这则是以偏概全的错误解读。

冯志亮，笔名禾子尼，号渤海居士，北京大学特聘教授，北京海图书画苑首席文化顾问。被誉为品牌推广人、网络策划人、IT培训师、网络分析师、姓氏文化学者；网络新闻营销奠基人和发展者、品牌通创始人。曾提出关于网络广告价值排斥论的“蓝海观点”。蓝海观点的提出对于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意义，并成为我国网民对网络真正了解的一个标志，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13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与宗教学系特聘教授。冯志亮涉猎广泛，书法绘画造诣深厚，并热衷于文学历史，亦是一位古体词人和家史家谱研究专家，著有《渤海诗词集》、《怎样修家谱》、《怎样编家史》、《怎样写自传》，以及《百家姓寻根手册》五百余部，《中华姓氏家谱》三百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