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死亡，没有接班人，现状惨淡的捞尸人，为何还会饱受争议？

传统观念讲究“死者为大”，如今与其相关的殡葬业、捞尸业却总以“隐匿”的方式出现，与“拯救生命”的警察、医生等备受推崇的行业形成鲜明对比，且被普遍认为“不吉利”“不干净”。

从事“捞尸业”，还会被认为是“赚死人的钱”，因而受到歧视。可谁都清楚，“捞尸”的需求不会因歧视而减少，“捞尸人”即便做着“己所不欲”的工作，依旧无法被大众称之为“伟大”。

然而，谁又愿意在营生行业诸多的如今，接下这份人人而畏之的重担呢？

“捞尸人”也有职业使命

黄河、长江作为孕育中华民族的摇篮，同样每年也在吞噬着众多人的生命，但是捞尸者陈松所带领的重庆市江北区朝阳河打捞队的趸船，每年从江里打捞上来的尸体不下200具。

而因为职业的特殊性，捞尸人大多寡言少语，与外人很少交流。

“平时跟坝上的人没什么交流，有人落水的时候才会有人来找我。”

不过，这意味着他们注定与污秽同名，注定“见光死”么？不见得如此，“捞尸人”普遍心中都有积善行德的信仰。

“人死了都要把尸体找到，要归位的嘛。”——长江捞尸者陈松。

“我做的事是正义的，中国有句俗话不是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吗？我把他们的尸体捞起来，也让找到他们的家里人安个心。”——黄河60岁渔民阿伯。

“捞尸人”或多或少都会与“救援者”有相似之处，对于尸臭生理上的接受度，则需要从心理上去弥补。

人体死亡后，呼吸道、肠道内的细菌失去了抑制开始大量繁殖，从而产生硫化氢、甲烷、氨等腐败气体，这种复合型的臭味在腐尸进入“巨人观”阶段后更甚。

捞尸人对于尸臭的应对方法各有不同，比如陈松会在“通过不断的抽烟来缓解弥漫在周围的尸臭。”有些则是会在捞尸之前，兜里准备好一罐恶臭的粪便，在尸体成功捞出后，猛吸罐子中的臭味以缓解。

这种味道会印刻在脑海中，一辈子也无法遗忘，何况是一辈子从事这份工作的“捞尸人”？

频频与“道德”相连的“捞尸业”

捞尸人陈松曾表示“尸臭洗不掉，沾染了就是一辈子”。这种洗不掉的“尸臭”，还有其他人的偏见。

在人们对这个群体知之甚少时，“挟尸要价”的指控便成为了这一群体最新的标签。

较为知名的事件为一张由张轶拍摄获取“金镜头”最佳新闻照片奖的照片——《挟尸要价》。

照片定格的故事是：2009年10月24日，长江大学3名大学生因救落水儿童遇难，但打捞尸体的公司却当场索要金钱。

照片引起了巨大轰动，见义勇为与见利忘义被共同呈现在同一张照片之中，除了艺术上的冲击性，也引起了众怒。

在记者的采访中，照片之中负责“要钱”的王守海表示，当时的他只是在指挥着后面划船的圣德义赶快“往岸靠拢”。

之所以尸体被挂在船边，在水中拖行，是因为渔船是居家船，船即为他们的家，按照当地的风俗，船是不能上岸的，“不吉利”。

在被问道“不给钱是否会打捞尸体，即便3名学生都是救人遇难”时，王守海坦诚地说道“请人帮忙、吃喝都要费用。不给钱不可能，我不能说假话。”

由此可见，照片虽然是为了艺术化，将分散的信息集中在同一张照片之中，所记录的事实却并非虚假。

可我们思考一下，付出劳动获取收益，本来是一件极为寻常之事，却因为此事为“捞尸”，在询价时则很容易被放在“道德”的天平上。

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捞尸”本身这项工作，与道德关联度就极为紧密？

因是见义勇为，则“捞尸人”询价不道德；因付不起“捞尸费”，“捞尸人”不作为不道德；因案件过于残忍，家属情绪崩溃，则“捞尸人”询价不道德。

此等道德的重压一味压在“捞尸人”的肩头，何尝不是一种更为隐晦的道德绑架？

人们除了“偏见”未曾为他们做些什么时，却想用“道德”为名，去要求他们做什么。

“捞尸人”的苦衷

汪曾祺小说名篇《陈泥鳅》中的主人公陈泥鳅也是一位“捞尸人”，只不过他连“四水捋子”都不用，他直接下水去捞。

小说里有一个情节，在通湖桥桥下，一具女尸被一块尖角石拦着，堵住了桥洞，“公益会”让他把女尸捞出来，陈泥鳅要了十块现大洋，“公益会”觉得要的多，陈泥鳅这样解释：

“这是玩命的事！我得从桥洞西口顺水窜进桥洞，一下子把她拨拉动了，就算成了。就这一下，一下子拨拉不动，我就会塞在桥洞里，再也出不来了！……那我就只好陪着她了。”

而这样的情节，并非完全为虚构而成，如今的“捞尸”即便多数以类似“四水捋子”的工具完成，依旧少不了与尸体的接触，所引发的风险，自然也不会少。

目前，捞尸缺乏专业器材，或用竹竿拖，或用钩子拉，捞尸人还需考虑水流速度、能见度和打捞范围等因素。

打捞尸体时，有时水温难以承受，水下环境复杂，有垃圾杂物，有时只能用手摸，尸体腐化过程中的细菌、真菌，会让“捞尸者”身患严重的皮肤病。

在水中长期浸泡的尸体存在脱皮现象，“捞尸人”往往是在可见度低的环境下进行打捞，偶尔触碰的心理压力也会达到峰值。

“尸体长期浸泡发白发胀，四肢僵硬地展开，眼睛肿胀鼓起，舌头翻出来”。长期受到这样的视觉冲击，又有谁关心过他们的精神健康问题。

这时会有不少人强调，这是由他们本职工作造成的，那么以劳动换取所得又何须被捆绑在“耻辱架”上？

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认为：委托人与“捞尸人”之间的关系，是合同关系不存在隶属关系,因此“捞尸人”的人身安全，委托人并没有负责的义务，换言之，“捞尸人”永远是在拿自己的命赚钱。

我们试问，若是“捞尸人”在打捞尸体的过程中遭遇了意外，家属会愿意做出补偿吗？对于“捞尸人”，保险公司也常以其工作高危性为由拒绝为其投保。

当弱者的位置进行转换，不难发现，“捞尸人”身后几乎空无一物。

并且，“捞尸者”走向了这条路，意味着必然离群索居，至少需要像陈松那般，“大把时间花在船上”，真正理解他们的人寥寥无几，正常交际如见面时握手，分离时拥抱，对于他们来说均是奢望。

凡是有人这样做了，总会被身边人提醒，“他是捞尸人，离他远一点。”这样的“歧视”对于捞尸人而言，何尝不是一种难以解决的痛楚。

并非违法犯罪，“捞尸人”仅仅是选择了一种特殊的职业而已。

行业的乱象，不是“捞尸人”的过错

2013年5月，温岭一女子因情感原因，跳河自杀，男子下河营救反而双双溺亡，家长雇请民间捞尸队打捞，开价6000元一位，最后在民警协调下，共支付3000元，才得打捞上来。

和09年的名照片“挟尸要价”事件类似，但凡起争端，则会让公众考虑到“捞尸人”的“道德”问题。

这种动辄牵扯“道德”的行业，其实本就不应为一门“生意”，而应作为一项公共事业被纳入到国家日常事务管理之中，应由国家管理、民间组织与职业“捞尸人”共同配合。

就像上文提到的，陈泥鳅要价高了，也会有“公益会”插手管理。

我国清朝时期，浮尸收瘗更是由官府，与民间成立的善会善堂和救生局共同制定包括规章条例、资金安全、酬劳待遇等内容，浮尸收瘗事业得以较为顺畅的开展。

而对于现有的“捞尸人”来说，每次打捞要付出的成本也不小，每年黄河漂流下来等待认领的尸体有200多具，但被认领的不到 3%，“捞尸人”很多时候无法精准捞到对应尸体，也会徒劳无功。

就像陈松一样，他每日的工作则是驻足远眺，一旦见到水面上浮起的尸体便会前去打捞，而实际上能够来认领的人寥寥，也就意味着他能拿到的“打捞费”十分有限。

如果以政府作为主体，民间组织开展公益募捐，组建起救援和打捞队，或雇请渔民承担打捞任务，或倡导熟悉水情的民众，将捞尸当作一种“义工”来做，这样“捞尸人”也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监管部门，其收入及人身安全均得以保障，再发生落水溺亡事故，当事人和亲属也不会再求助无门。

从前以此谋取暴利的企业，也会被严重打击，行业乱象也会得到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