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开干

作者 | 苏米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看鲁迅，总能会心一笑，觉得他身在此世，说的是全未过时的话。

距离1919年，过去102年了，但五四未远。

可想过，何以在那时年轻人起身来走到了历史前排呢？与如今又有何联系呢？不是那种写在课本里的历史故事般的联系，而是深入骨血的，形塑了中国人的精神和风骨的影响。

再次回到五四吧，回到那天，那地，那些人。

冲决一切网罗

清末的荒唐政局到了最后十几年，已颓相尽显，几无挽回余地。不唯知识人不抱期望，朝中人也多惶惶。

这时候，一粒将能启动大变革的思想炸药悄然埋下了。

1898年，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问世，将生物界的物竞天择搬演于人类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始进入中国人的头脑。

鲁迅刚接触赫胥黎，知晓进化论的时候，大受震撼。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

(严复与《天演论》)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胡适之，适者生存的“适”，名字即由此来。

莫小瞧它。这实在颠覆了传统中国的时间观和道德观。

传统中国政治观念中，认为善政的分界点在三代，三代才是美好社会，三代之后，就开始堕落，所以古比新好。

儒家的道德君子，历代变法改革从来都是要恢复三代之治，可没说“我们向前看，建立一个新世界”的。

晚清的危机出现时，改革的声音即起，士大夫们“药方只贩古时丹”，康有为的变法，破天荒地提出乱国——小康——大同的社会演进规则，暗含了一种线性向前的意味，却也是依着孔子的遗教来的，托古才敢改制，后生晚辈，自己说的话，谁会去听。

朱元璋铸了铁律：祖宗之法不可变！这一下就管了有明一代。他怎么那么自信呢。

农业社会，生产不依托于技术条件的升级更新，生存知识的积累依靠祖祖辈辈积累的经验，几乎是不变动的，这是祖宗之法横行千年的底气。

可现在掉了个，东不入西，老不如新，青年就被寄予了厚望，它被抽象为一种气质，一种进取精神，一种反叛的冲动。

(《觉醒年代》剧照)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陈独秀如是说。

“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 李大钊也如是说。

历史上，年轻人何时被这样捧过。

“冲决一切网罗。”

鲁迅在那时奋力批判国民性，陈独秀剑指国民的奴隶道德，气势汹汹地把儒墨道法三纲五常骂个遍。

“老尚雌退，儒尚礼让，佛说空无。义侠伟人，称为大盗；贞直直士，谓为粗横。充塞吾民精神境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惟抵抗之力，从根断矣。”

他们那般深谙传统文化，熟读传统经典，但也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批判最烈，胡适大力推白话文，鲁迅更绝：“最好不读中国书。”

在那时知识分子的认识中，中国学了西方的器物、制度，却未见强盛，根源还得在文化的落后上来找，陈独秀在1916年做《吾人之最后觉悟》，说，政治革命不是终结性的，伦理觉悟才是我们最后的觉悟。

(陈独秀

他在其中解释：

我们国家开化虽早，但养成了闭户自大的习惯，更要命的是，我们自大而不自知。欧洲文明传入，中西两种异质文明相撞，经历了冲突后，国人才有所觉悟，但因为惰性太强，稍有觉悟，马上又变得糊涂。

明清时候，西洋火器历法传入，朝野上下群起而攻之。

鸦片战争，被坚船利炮震开了国门，多数人却依旧是愚昧抵制。

甲午兵败，大梦初醒，戊戌变法，百天就偃旗息鼓，结果不久庚子大乱，国已不国。

终于政治觉悟，以共和立宪革新国家上层建筑。

但建立了共和立宪的国体，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还有待于法治的昌明，而法治又有赖于国人都能够平等自由地生活相处，对政治能够自居于主人地位，能意识到这一点，才是我们最后的觉悟。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使国民的伦理还未觉悟，陈独秀们倒先改变了自己的觉悟。

“只有社会革命能救中国”

五四运动在中国的政治革命运动中，几乎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它为解放人做了思想上的工作，又为重新组织起人做了某种铺垫。

狭义上的五四，亦如我们所知道的，1919年的5月4日，听闻巴黎和会上德国将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的消息后，愤不过的北京的大学生们自发游行示威。

罗家伦写下了那天的传单，印刷两万份，散发在北京街头：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亡国为奴，何事可怖。”晚清以来中国人的心理危机，经历了民国初年政治变革的颓唐，终于在国际政治中外交舞台上的失败的刺激下，通过学生运动爆发出来。

(《觉醒年代》剧照)

愤怒的游行学生终于用“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将游行推向了高潮。

1919年的这场以救亡图存为主要号召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虽然接续了新文化运动，却产生了另一种转向。

从启蒙转向救亡。

救亡图存、寻求富强，近代百年中国的主逻辑，通过五四运动这一环，将个人意识和国家命运深深勾连。

以前青年只知道在鸡蛋和石头之间，他们要站在鸡蛋一边，后来发现，单个的鸡蛋容易破碎，要形成合力，依然要寻求某种依托，需寻找新的组织方式。

曾经激烈伸张个人权利的陈独秀们，也不复主张“伦理的觉悟”，转而走向“社会的革命”，开始着眼于大众，强调人民。

“只有社会革命能救中国。”

1921年4月，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拜访李汉俊，李汉俊就对他说，要改造中国，不在共和，也不在复辟。“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过去既已证之，现状亦证之。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他的寓所正是后来的一大会址所在地。

（李汉俊【后排左二】）

1920年前后，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依着“社会革命”的想法，尝试了一些建立“社会组织”的发难，组织起各种“劳动组织”“劳工学校”“自治团体”。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混杂在这类主义之中，陈独秀也未能分辨，但一个意外出现了。

包括他、李汉俊、李大钊、毛泽东等青年，惊喜地发现了布尔什维克在北边的胜利。俄国这个原本同中国一样的落后农业国，竟能冲出帝国主义的重围，建立起自己的工农政权，这对苦寻出路的中国人，实在是莫大的鼓舞。

当李大钊看到十月革命的胜利时，激动地宣称：“在这回世界大战的烈焰中间，突然由俄国冲出一派滚滚的潮流。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弥漫至世界。”

中共领导人吴玉章在回忆五四运动时说：“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

毛泽东在回顾五四时期思想经历时也谈道：“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青年周恩来在致友人书信中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连鲁迅也来说，“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解放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百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命运的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觉醒年代》鲁迅剧照）

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就在眼前，从中，他们有的看到了一个新新世界的希望，有的看到了可做模范的组织方法。

“布尔什维克眼光中的个人，不过是社会的细胞，根本的单位罢了。个人不是社会的目的，也不是社会的中心。”

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分析的视野由个人转向阶级，由国民性转向社会结构。

他带着《新青年》一同转向。以上海的渔阳里2号为中心，后来的《新青年》编辑部重组、北转，跟着一系列共产主义团体出现、成立。

1920年5月，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成立了党的前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到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已有50多名党员，他们或多或少都与陈独秀、《新青年》、渔阳里，有着关联。

15位党代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日本各地聚集来到这一处，从7月23日开始，一连开了数天的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工作决议》。

中共一大代表，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

（《建党伟业》中共一大会议剧照）

正当青年。

当时的他们满怀信心：

“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五四留下了什么

五四运动给后来的中国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其一，生生不息的爱国自觉；

其二，相信进步必然发生的乐观精神；

其三，青年崇拜和奋斗激情。

这些精神，又在后来对抗外敌的斗争中洗炼，未曾磨灭。

如鲁迅在九一八事变三周年时写下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写下的：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但五四留下的，不止是昂扬的激情，若我们经历了鲁迅那一代人所经历的，或许更能理解这句话的分量。

(《建党伟业》剧照)

鲁迅是个斗士，也极爱护青年，但他也曾不止一次地自我怀疑、悲观绝望。

1927年，国民党北伐已至尾声，国民革命胜利在即，蒋介石突然发起清党运动，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左翼青年。

那时鲁迅正在广州中山大学做教务主任，眼见青年莫名失踪，他受到了强烈的惊吓，而在目睹了青年之间的自我攻讦之后，他更是陷于失落和失望：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

鲁迅也担心片面的激情使人盲目地追随，1927年时，他曾沉痛地自责，怕自己的义愤之作只是在制造“醉虾”，使青年的头脑醉了，身体却去乱跳，投身了砧板饭桌。

“万一他信了你，真以为真情就这么简单，或者他认同你，也一味地愤不欲生，你怎么办？”

一腔热爱的实现需要行动力，也需要判断力。

没有经历过挫败的乐观还不是一种真正有力量的乐观，不饱含悲观的激昂也可能是一种无法面对失败的激昂。

所以鲁迅也知道，在叫人爱之前，先能叫人家去好好生活，多多经历，非如此，爱不会有力量。

哪怕心似深渊，鲁迅心底总还有爱，1927年，在极愤懑的时候，他还在文中道：“创作总根于爱。杨朱无书。”

鲁迅留下了厚厚的文集。

他用裴多菲提醒自己：“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广义五四是百年中国近代历程的一个缩影，“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李泽厚先生曾如此概括它。的确，它凝缩了现代化的种种课题：民族国家的困难转型与救亡危机、共和法治的现代政治建设，市场与社会的生长和再组织，以及基本公民权的保障问题。

如今走过百年，中国早已不是那个中国，青年的境遇也不同往日，但五四留下来的精神仍在青年身体里，那是一种叫做家国情怀的信念，每当危难时刻来临，它就会涌现。

我们有陈祥榕般“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戍边英雄，有尤延铖般“把论文写在祖国蓝天上”的科研人员，有李文亮等牺牲在抗疫一线的青年医护工作者，有张晓菲等投身青少年权益维护和志愿服务的工作者……有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奋斗者，更有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着的普通人，艰难困苦也不会磨灭他们向上的劲头，这是如今青年人的希望。

五四青年节，就用先辈的话共勉：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值班编辑 | 莫奈

排版 | 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