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

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

《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2期

叶锦涛 | 文

叶锦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高考复读制度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采用“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考察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大学生中，弱势阶层子女通过复读考入大学的发生比高于优势阶层子女，且通过复读进入普通大学的发生比在上升。在考上大学的复读生中，优势阶层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发生比更高。在大学生中，考入重点大学的复读生的阶层差异小于考入重点大学的应届生的阶层差异。复读制度对我国高等教育不平等格局的塑造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关注。

一、研究问题

近年来，社会学领域有关中国高等教育获得的研究成果丰硕，已经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第一，高等教育获得的城乡和阶层差异越来越明显（李春玲，2003，2010，2014；刘精明，2006；李煜，2006；吴愈晓；2013a，2013b）。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但是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状况却在不断加剧，这主要体现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首先，在量的层次上，优势阶层子女进入高等学府的机会更多（刘精明，2006；李煜，2006；郝大海，2007）。其次，高等教育扩招主要是普通大学的扩招，而重点大学扩招数量非常有限，优势阶层子女除了在“量”上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之外，他们所获得的高等教育在“质”的层面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杨东平，2006；Liu et al.，2014；刘精明，2014；吴晓刚，2016；吴晓刚、李忠路，2017；梁晨等，2017）。

第二，高等教育获得是基础教育累积的结果。虽然高等教育获得存在明显的城乡和阶层差异，但由于教育获得是一个不断循序渐进的过程（Mare，1980），这种差异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和结果，是基础教育不平等的延续。研究表明，虽然基础教育最不平等的阶段是在小学阶段（唐俊超，2015），但随后学校层次对于教育获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前一阶段的重点学校获得会对下一阶段的重点学校获得产生重要影响（王威海、顾源，2012；吴愈晓，2013a；唐俊超，2015）。在累积过程之中，除了学校层次之外，重点学校制度、课后补习班、教育分流和家长参与等都是促成不平等结果的重要推手（方长春，2005；王威海、顾源，2012；赵延东、洪岩璧，2012；吴愈晓，2013a；庞圣民，2016）。

不难发现，关于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现状、原因和机制的已有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却被忽视了，既忽略了作为高等教育获得途径之一的复读制度对不同阶层在高等教育获得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没有关注到复读对高等教育不平等格局的塑造和高等教育分配的作用。从图1可知，自高等教育扩招以来，从2000年到2019年的20年间，一方面，随着参加高考的人数不断上升，复读生规模也呈现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复读生的高考上线率也在不断上升。结合复读生规模和上线率两个指标，可以发现复读制度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遗憾的是，有关复读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思辨层面，缺乏量化实证研究（赵勇、陈卫，2012），而少量的关于复读的定量研究集中在复读能否有效提高考试成绩和高等教育获得机会上（张燕等，2019；康乐等，2019）。基于此，本文将采用“中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PSCUS）对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关系进行探讨，进而对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生产机制开展进一步探索。具体而言，本文试图回答两个问题：自从高等教育扩招以来，谁通过复读制度获得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了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机会？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一）高等教育扩招、家庭背景和教育获得

关于家庭背景与高等教育获得的研究认为，尽管20世纪末高等教育开始扩招，但并没有实现高等教育获得平等化的目标（李春玲，2010；杨中超，2016），不平等程度反而在不断加剧。当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量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于教育获得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一般而言，家庭背景对于教育获得的影响有两种机制：一是直接机制，即通过影响子女教育期望和学业成绩影响教育获得；二是间接机制，即利用自身经济资源，通过赞助等形式为子女争取教育资源，帮助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

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影响已经得到学界普遍证实（Sewell & Shah，1968a，1968b）。优势阶层往往具有高经济地位或高学历特征，并通过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教育投入和父母参与三种机制实现教育获得的目标。拥有较高学历的父母期望子女能够通过高等教育来继承和传递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较高，也更倾向于让子女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机会（Goyette & Xie，1999；Sewell & Shah，1968a；王甫勤、时怡雯，2014），所以他们更重视子女教育，愿意为此付出更多，也会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子女学习过程之中（王甫勤、时怡雯，2014）。正是在参与子女学习的过程中，父母的激励、教育期望和教育投入会影响子女自身的教育期望，进而提高子女的教育成就动机和学业成绩（Goldenberg et al.，2001；刘在花，2015）。

关于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不平等的关系，布东将其划分为首属效应（primary effect）和次属效应（second effect）（Boudon，1974）。其中，首属效应是指不同阶层为子女在提供教育和学习资源层面所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如优势阶层往往通过为子女提供更加优质的学习环境和资源，帮助子女进入更好的学校（刘精明，2008；赵延东、洪岩璧，2012），进而提高孩子的认知能力、学习动机和学业成就。因此，来自优势阶层的子女往往拥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在学业中也表现得更为突出。关于家庭背景与学业成就关系的一系列实证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显著提高学业成就，其影响甚至大于学校的影响（Sirin，2005；Cheadle，2008；李忠路、邱泽奇、2016）。那么这一影响机制是如何实现的呢？一般而言，家庭背景越好，父母越会拿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经济能力参与子女的学习过程。

首先，他们往往会开展学前教育，以提升子女的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 （Reynolds et al.，2004；唐一鹏等，2016），这会直接影响其后续求学阶段的学习成绩（Barnett，1992）。随着子女入学阶段不断提升，家庭背景因素在不断减弱，学生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动机开始成为学业成绩的主导因素（唐俊超，2015）。其次，家庭背景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考试成绩，进而影响其教育获得（李春玲，2003；方长春、风笑天，2008；李春玲，2014）。

但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文化圈中，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获得都需参加标准的考试，阶层优势难以直接转化成为标准化考试的成绩优势。优势阶层往往会采取力所能及的方式来提高子女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进而帮助子女在考试中胜出，例如利用自身社会资本与老师建立互动关系（赵延东、洪岩璧，2012），或是直接辅导子女学习功课，培养子女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李忠路、邱泽奇，2016），或是购买市场化的学习资源（课外辅导班）（李忠路、邱泽奇，2016；庞圣民，2016；林晓珊，2018），等等。换言之，在父母协作式培养模式下，其子女学习能力往往也更强，学业成绩也更好（Cheadle，2008；拉鲁，2009），更能在各级标准化的考试中胜出，进入更好的学校，最终导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子女就读学校的等级也越高（吴愈晓，2013a）。学校层次对学生成绩和教育获得有显著作用。在小学升入初中阶段以后，尤其是进入重点初中以后，学生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更大，而重点高中对进入重点大学又有非常明显的帮助（吴愈晓，2013a；吴晓刚，2016）。在学轨制的基础上，优势阶层子女将基础教育获得中的优势延续到高等教育获得中。

（二）复读：是无奈还是策略

现阶段，在中国社会中参加高考几乎是通往大学的唯一道路。因为高等教育机会对于阶层流动和代际地位传递的效应较为明显，高考已经成为不同阶层争夺高等教育机会的场所。基于高考对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重要性，如前所述，优势阶层往往会结合自身情况，并采取各类辅助手段来助力子女高考。例如安排课后辅导班、兴趣班，通过增加教育投入帮助子女进入重点学校（李忠路、邱泽奇，2015；庞圣民，2016），因为重点中学的学生更容易进入重点大学（吴愈晓，2013a；唐俊超，2015）。或者通过参加各类竞赛，进而通过高考加分或自主招生政策进入重点大学（Liu et al.，2014；吴晓刚，2016；吴晓刚、李忠路，2017；Wu et al.，2018）。而这些都是弱势阶层难以实现的，因此他们在高考竞争之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加之高等教育获得是一个累积过程，直接后果是不少弱势阶层很难在初次高考中就直接考上大学。因此，不少“落榜”学生会选择复读，以提高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概率。由于东亚社会普遍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高等教育均需要通过标准化的考试才能获得，复读制度和复读生也存在于日本、韩国等国家。日本社会中的复读生群体被称作“浪人”（Ronin），因为他们脱离了正常的高中教育体系，也未进入高等教育体系；日本也有专门针对复读生的学校（Yobiko）（Tsukada，1988）。

自高考制度恢复以来，复读现象就一直存在，相关部门也未加干预。高等教育扩招后，2002年教育部出台的《教育部关于加强基础教育办学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中第7条明确规定，自2002年秋季起，各地公办高中不得占用学校正常教育资源举办和开设复读班和招收复读生。这是国家第一次从政策层面开始限制复读。然而，这一举措未能有效控制复读生人数的规模，其人数反而开始快速增长。因此，在2007年8月的“落实中职国家资助政策及2007年招生任务中部片区座谈会”上，时任教育部长作了关于“公办普通高中禁办复读班”的讲话。从2008年起，全国公办高中禁止开设复读班和招收复读生。此后，各省市自治区陆续出台禁止复读的各种限制政策。由于复读制度和复读生在我国存在时间较长，接近半个世纪，我国复读生的规模较大，结构较为复杂，且产生原因较为多元。在规模方面，结合图1可知，2019年有超过240万复读生。有关省级层面复读人数规模的研究显示，陕西省从2005年到2008年复读生人数占当年高考报名总人数的比例平均为25%（转引自田虎，2009）。在宁夏，从2014年到2016年，在参加高考的学生中复读生比例连续三年超过18%（张燕等，2019）。

有研究根据分数和复读意愿将复读生群体划分为高分复读者、主动复读者和被动复读者（田虎，2009）。以往选择复读的大多是没能上线的考生，大部分只是想上大学（二本及以上的学校）。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需求、社会观念和复读政策进入21世纪后，教育部取消了对复读生年龄、婚姻、分数投档和专业录取等方面的要求和限制，复读生获得了和应届生同等的高考地位与待遇。的变化，复读的限制变少了，越来越多的参加复读的考生是想实现上好大学的目标（杨东平，2005）。

在高等教育扩招以前，重点大学与非重点大学的教育回报不存在显著差异，而扩招以后这种平等已被打破（周扬、谢宇，2020）。此后，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逐渐饱和，大学生就业和收入也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不少公司和岗位越来越看重第一学历，大学毕业生找到一份满意工作的门槛不断提高（Shavit & Kraus，1990；潘艳，2016），使得考生和家长对“名校”的需求更加迫切（田虎，2009）。这加强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争夺的激烈程度，使得复读生呈现明显的高分化和主动性强的特征（唐国锋、徐梅，2004）。除了对名校的追求、考生自我定位不清和高考志愿填报失误等原因之外，高分复读还有一个原因在于高考录取规则不能有效保护考生权利（陈益林、林韦，2008；符太胜、王培芳，2010）。综上所述，无论对哪个阶层而言，复读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一种理性的策略，更多时候是两者并存。

（三）谁在复读？

综上所述，不难梳理出一条不同阶层子女的教育获得路径（详见图2）：优势阶层对于子女教育期望高，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和参与度较高，并在参与过程中将教育期望传递给子女（赵延东、洪岩璧，2012；李忠路、邱泽奇，2016；林晓珊，2018）。优势阶层子女往往在基础教育阶段就享受了较为优质的教育资源，学业成绩更好，进入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的可能性也更大（吴愈晓，2013a；唐俊超，2015；Ye，2015），而重点中学对于进入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帮助更大（王威海、顾源，2012；吴愈晓，2013a；吴晓刚，2016）。就算没能够进入重点学校享受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优势阶层子女也会通过市场化的教育资源来得到弥补（庞圣民，2016），因此优势阶层的子女往往能够在高考中获胜。不仅如此，优势阶层的子女还可以通过自主招生推免、加分和减分等优惠政策进入重点大学（吴晓刚，2016；Wu et al.，2018）。

而对来自村镇地区的学生而言，由于我国城乡教育不断分化，他们接受的基础教育质量普遍偏低，导致他们在高考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王香丽，2011）。不少学生在第一次高考中因为基础较差或心理压力较大等原因难以考上大学，与理想的大学更是无缘。但高等教育扩招也让更多的弱势阶层子女看到了上大学的希望，他们可以选择复读，通过“多学一年或者几年的方法”来实现上大学目标（王香丽，2011）。这样一来，优势阶层的子女是否还需要通过复读来强化他们对于高等教育资源的争夺呢？显然不需要。因为他们已经赢在起跑线了，大多在第一次高考中就能够胜出。因此，优势阶层可能不那么需要通过复读来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而弱势阶层则相反。

次属效应是指不同阶层家庭在教育选择偏好上的结构性差异，不同阶层的家庭和社会个体会根据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做出符合自身情况的理性选择。在布东所定义的次属效应的基础上，教育决策的理性行动理论（Rational Action Theory，RAT）将家庭和个人所处的阶层结构位置和所掌握的资源对个体教育获得的影响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不平等影响的原因和过程。这一理论认为，家庭和个体在教育获得（升学）过程中的决策是基于他们对预期收益、成本和承担风险的综合理性计算与考虑而做出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微观性（Goldthorpe，1996,1998；Breen & Goldthorpe，1997）。但是，由于不同阶层家庭和个人的预期不同，在所能承受的风险和成本的前提下，其教育决策也不同。在面对同一升学情境时，他们所做的选择也会存在巨大差异，例如在高考结束后，不同阶层对复读的选择就不尽相同。

对学生及其家庭而言，是否选择复读是一次重要的抉择，是他们根据自身所处的阶层结构位置做出的理性选择（Becker & Hecken，2009）。毕竟复读一方面需要投入一定的资源，尤其是对来自村镇的学生而言，这一年（甚至两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一方面，复读还要求学生投入额外的一年（甚至两年）时间来学习。而且，部分复读生可能由于学习压力和学习心态的问题（Koyama et al.,2014），在高考中不一定能获得比应届生更好的成绩，因此复读具有极强的风险性。需要指出的是，在成本方面，弱势阶层可能更看重的是经济成本，因此他们往往会结合子女学业成绩（即通过复读考上大学的概率）来做出是否复读的决策。因为学业成绩不突出的弱势阶层子女难以在家庭层面得到对复读的支持，遑论通过复读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毕竟弱势阶层家庭会理性地对家庭所拥有的不多的资源进行合理分配，让其发挥出最大效用（Becker & Tomes，1979）。优势阶层在乎的则是时间成本，对经济成本的敏感性更低，即使子女学业成绩并不优秀，也并不一定会妨碍他们做出让子女复读的决策。那么，是否选择复读就不只是出于对高等教育机会的追求，也是家庭和学生个体基于已有条件，在考虑风险及其预期收益的前提下，经过各种权衡做出的理性选择。相较于弱势阶层而言，优势阶层所掌握和动员的资源更多，对升学的预期也更高，承受风险的能力也更强。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假设1是一对竞争性假设。

假设1.1：在已入学的大学生中，相对于优势阶层子女，弱势阶层子女通过复读考入大学的发生比更高。

假设1.2：在已入学的大学生中，相对于弱势阶层子女，优势阶层子女通过复读考入大学的发生比更高。

（四）为何复读？

在教育获得的阶层不平等领域，最大化维持不平等（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MMI）假设和有效维持不平等（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EMI）假设具有较强的解释力。MMI假设认为，在教育获得方面，由于优势阶层拥有更加丰富的社会资源，随着教育扩张而增加的教育机会通常会被他们占据。因此，只有当优势阶层对于某类教育资源的获取达到饱和时，即该类教育资源不再具有稀缺性时，教育资源才会向弱势阶层开放，这一类教育不平等才会下降（Raftery & Hout，1993）。目前，MMI假设已经得到了各国的经验证实（郝大海，2007；Reimer & Polak，2010；Boliver，2011；吴晓刚，2016）。在MMI假设的基础上，卢卡斯（Samuel R.Lucas）结合生命历程视角提出了EMI假设：随着教育的不断扩张，不同阶层在教育获得的“量”上会趋于平等。但是教育获得不平等会继续存在，优势阶层获得的高等教育资源的质量更高，因此教育获得的阶层不平等会得到有效维持（Lucas，2001）。当前，EMI假设已经得到国内外研究的证实（Lucas，2001；Ayalon & Shavit，2004；吴愈晓，2013a）。

虽然1999 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是大学生阶层来源的数据也表明，弱势阶层子女越来越难以进入精英大学，精英大学逐渐被优势阶层子女所占据（杨东平，2006；Liu et al.，2014；吴晓刚，2016；Wu et al.，2018）。无独有偶，美国近年来弱势阶层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人数虽然在不断增加，但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迅速扩张的营利性学校，这些学校收费更高，但毕业率、就业率和毕业后的经济收入都更低（帕特南，2017）。根据MMI假设，普通大学教育机会的获得已经相对公平，但是重点大学教育机会仍然属于稀缺资源。根据EMI假设，优势阶层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可能性更高，这一点也得到了相关研究的证实，即重点大学学生来源阶层化取向越来越明显（吴晓刚，2016；梁晨等，2017；郭丛斌、王家齐，2018）。显而易见，自从高等教育扩招以来，我国阶层之间教育资源的争夺已进入到有效维持不平等的阶段（李春玲，2010；吴愈晓，2013a）。

复读既是一种教育选择，也是高等教育获得的重要途径之一。优势阶层对子女教育获得有着更高的预期，并且也会影响到子女的自我教育期望（王甫勤、时怡雯，2014；吴愈晓，2016）。根据教育决策的理性行动理论，为了能够实现阶层地位的代际传递，他们也更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到子女的教育获得中来（Goldthorpe，1998）。但高等教育扩招增加的多是普通大学教育机会，因此在普通大学门槛不断降低的大背景下，优势阶层的目标更可能是进入重点大学，他们更希望在高考中获得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他们会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借助各种制度去争夺上重点大学的机会，其中也包括复读制度。此外，优势阶层为避免学历下降（侯利明，2015），也会督促初次高考成绩不佳的子女复读，尽管其子女可能并不愿意。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优势阶层会借助复读这一方式来强化其子女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取。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在考上大学的复读生中，优势阶层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发生比更高。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越来越高，村镇家庭的教育支付能力也大幅度提升（冯淑娟、王一涛，2017），其中就包括对复读阶段的教育支出。毕竟，以往不少弱势阶层受制于经济原因，无法供其子女继续完成高中学业，更不用提复读的可能性了。其子女往往是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就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更多弱势阶层看到了上大学的希望，加之他们坚信上大学可以实现社会流动，因此更可能选择复读，以提高获得高等教育的概率。他们相信公平的高考制度能够给他们一个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郑若玲，2007）。相关实证研究也发现，一方面，在一般的县城中学，复读班的上线率通常在40%左右，而应届高三学生的上线率一般只有20%左右（王占军，2008）。另一方面，复读能够有效提高高考成绩，进而有助于提升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概率（杨高安，2005；康乐等，2019；张燕等，2019）。

但由于弱势阶层在初次高考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更需要通过复读的途径来实现上大学的目标，以时间换成绩，这是他们最无奈也是最优的选择。他们更倾向于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能够短期内发挥效用的地方。此外，自从高等教育扩张以来，进入普通高校的机会也在快速增加，因此大部分选择去复读的弱势阶层也更倾向于获得普通高等院校的教育机会。总而言之，制约弱势阶层复读的客观条件（如经济条件）在不断减少，而推动他们获得高等教育的主观期望因素和客观有利条件在不断增多。但相较于优势阶层而言，弱势阶层教育期望和高等教育获取能力相对较低，能投入的资源也更有限，其子女选择复读更多是为了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当他们的分数能够上大学时，出于现实考虑，他们往往也不会选择复读。而对于优势阶层而言，他们对高等教育的诉求更多是实现阶层代际地位的传递，更期待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基于此，结合RAT、MMI和EMI假设的内容和前文的综述，提出本文的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3：随着高等教育不断扩张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在大学生中，弱势阶层子女通过复读考入普通大学的发生比在不断提高。

三、数据和变量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anel Study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简称PSCUS）。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实施，在全国范围内选取有代表性的在校大学生及毕业生作为调查对象，自2013年实施基线调查以来，每年执行一轮追踪调查，收集大学生在校期间以及毕业之后的社会人口背景、学习成长、价值观念与就业状况等诸多信息。PSCUS采用多阶段混合抽样的方法，把“学校—专业—班级”作为三个层次的抽样单元进行抽样，在初级抽样单元的设计上，该调查兼顾了学校层级、学科类型和分布地域的不同，以此提高样本的代表性，降低抽样误差。本文所使用数据包含2013年到2017年的调查数据，样本量为29385，其中复读生样本为2767。

（二）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有两个：是否为复读生（1=复读生，0=应届生）和大学层级（1=重点大学，0=非重点大学），其中重点大学包括211院校和985院校。样本中，复读生占9.42%，重点大学学生占45.63%。核心自变量为家庭背景，将家庭背景操作化为家庭收入以及父亲学历（1=大专及以上，0=高中及以下）和高考前家庭居住地（1=县城和城市，0=村镇）。家庭收入变量是一个定序变量，总共有16个层级，分别为500元以下、501-1000元、1001-2000元、2001-3000元、3001-4000元、4001-5000元、5001-6000元、6001-7000元、7001-8000元、8001-9000元、9001-10000元、10001-15000元、15001-20000元、20001-30000元、30001-50000元以及50000元以上。样本中，父亲学历为大专及以上者占24.14%，高考前家庭居住地为县城和城市者占47.73%。

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是否重点高中学生、年龄、生源地和入学年次等为控制变量。样本中，男性占47.24%，独生子女占59.23%，重点高中学生占74.54%，年龄均值为20.344，标准差为1.97。由于不同省市自治区的高考竞争激烈度存在差异，为了更好地控制地区间差异，将生源地分为华北、东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六个地区。为了更好地考察不同年份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关系，保证每个年份在交互分组中都有充足的样本，将2010到2017年的8个年份划分为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四个年次。

从表1中可知，在考上大学的复读生中，父亲学历为高中及以下的比例（86.48%）明显高于应届生（74.75%）。在家庭收入方面，考上大学的复读生均值（5.083）低于应届生均值（6.579）。在高考前家庭居住地方面，考上大学的复读生来自村镇的比例（68.81%）高于应届生（50.56%）。从考上大学的复读生的家庭背景来看，在非重点大学中，父亲学历为高中及以下和大专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91.89%和8.11%；在重点大学中，这一比例分别为77.17%和22.83%。在家庭收入方面，进入重点大学的复读生的家庭收入（6.025）明显高于进入非重点大学的复读生（4.537）。在家庭居住地方面，进入重点大学的复读生来自县城和城市的比例（40.26%）高于非重点大学复读生中来自县城和城市的学生占比（25.93%）。从表1描述结果来看，考上大学的复读生的家庭背景明显差于应届生；在考上大学的复读生中，家庭背景越好的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更高。

具体是哪些因素、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状况，将在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中进行论述。在研究发现部分，本文将采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对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关系进行分析。

四、研究发现

表2报告了大学生群体内不同家庭背景学生通过复读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状况。由表2模型1可知，在大学生中，父亲学历为大专及以上和高中及以下的学生通过复读考上大学的发生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根据系数方向判断，前者通过复读考入大学的发生比低于后者。其次，家庭收入越高的学生，通过复读考上大学的发生比越低（P<0.001），家庭收入每提高一个层级，发生比下降6.5%（1-e-0.067）。最后，家庭居住地为县城和城市与家庭居住地为村镇的学生，通过复读考上大学的发生比率（OR）为0.717（e-0.332），家庭居住地为县城和城市的学生通过复读考上大学的发生比要比来自村镇的学生低28.3%（1-e-0.332，P<0.001）。在大学生中，家庭背景越好的学生，通过复读进入大学的发生比越低。

如前所述，与优势阶层对高等教育的期望和需求不同，对弱势阶层而言，其子女选择复读更多是为了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即获得进入普通大学的机会。表2模型2报告了在大学生中不同阶层的子女通过复读获得普通大学教育机会的状况。根据回归结果，父亲学历为大专及以上和高中及以下的学生通过复读考上普通大学的发生比率为0.737（e-0.305），前者通过复读进入普通大学的发生比要比后者低26.3%（1-e-0.305，P<0.01）。其次，家庭收入越高的学生，通过复读考上普通大学的发生比越低（P<0.001），家庭收入每提高一个层级，发生比下降8.1%（1-e-0.085）。家庭居住地为县城和城市和家庭居住地为村镇的学生通过复读考上普通大学的发生比率为0.639（e-0.448），家庭居住地为县城和城市的学生通过复读考上普通大学的发生比要比家庭居住地为村镇的学生低36.1%（1-e-0.448，P<0.001）。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年份跨度大，可能忽视了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因素的变化状况。基于此，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是高等教育扩张以来不同家庭背景学生通过复读考上普通大学的差异及其变化状况，表2报告了复读与普通大学获得关系的变化状况（表2模型3-模型5）。结合表2模型3和模型5可知，父亲学历和家庭居住地与入学年次的交互项系数都是显著的。这表明在大学生中，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入学年份的不断推后），一方面父亲学历为大专及以上和高中及以下的学生通过复读考上普通大学的发生比有显著差异；另一方面，家庭居住地为县城和城市与家庭居住地为村镇的学生通过复读考上普通大学的发生比也存在明显差异。

结合图3（a）可知，随着入学年份不断推后，父亲学历为大专及以上的学生通过复读考上普通大学的发生比在逐年下降，而父亲学历为高中及以下的学生通过复读考上普通大学的发生比在逐年上升，并且后者通过复读考上普通大学的发生比在2012年后开始超过前者。结合图3（b）可知，随着入学年份的不断推后，家庭居住地为县城和城市的学生通过复读考入普通大学的发生比在逐年下降，家庭居住地为村镇的学生通过复读考入普通大学的发生比在逐年上升，并且两者的发生比的差距也在逐年增大。在家庭收入方面，结合表2模型4可知，家庭收入与入学年次的交互项系数不具有显著性。表2模型3-模型5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从2010年到2017年，在已入学的大学生中，弱势阶层子女通过复读进入普通大学的发生比在不断提高，假设3得到证实。

综上所述，在大学生内部，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通过复读考上大学（尤其是普通大学）的发生比有显著差异，弱势阶层子女通过复读考上大学的发生比更高，而优势阶层子女通过复读考上大学的发生比较低，假设1.1得到验证。本质上而言，这也是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资源获得城乡和阶层不平等的结果之一。

表3报告了考上大学的复读生获得重点大学教育机会的状况（以非重点大学为参照组）。根据表3模型1可知，在考上大学的复读生中，父亲学历为大专及以上和高中及以下的复读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发生比率为1.976（e0.681，P<0.001），即前者进入重点大学的发生比是后者的1.976倍。父亲学历对复读生进入重点大学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存在显著的学历下降回避效应（侯利明，2015）。对出身于优势阶层的复读生而言，学历下降回避除了“量”上的回避之外，随着高等教育不断扩招，也更加注重“质”上的回避，他们的要求不再是上大学这么简单，而是想上重点大学。本文的研究结果较好地验证了这一点。

其次，家庭收入对复读学生能否进入重点大学有显著影响（P<0.01），对复读生而言，家庭收入每提升一个等级，进入重点大学的发生比提高6.1%（e0.059-1）。最后，家庭居住地对考上大学的复读生的高等教育获得没有显著性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在高等教育获得过程中，优势阶层居于主导地位（杨东平，2006；Liu et al.，2014；吴晓刚，2016；Wu & Li et al.，2018），表3模型1的回归结果也表明，在考上大学的复读生的高等教育获得方面，仍然是优势阶层子女表现出显著的优势。为了更好地考察复读与不同阶层高等教育获得的关系，表3模型4到模型6依次加入复读与家庭背景的交互项。结合表3模型4可知，在考上大学的复读生中，父亲学历为大专及以上和高中及以下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发生比率为1.301（e0.263），前者进入重点大学的发生比是后者的1.301倍。在考上大学的应届生中，这一发生比率为 2.583（e0.949）。根据表3模型6可知，家庭居住地为县城和城市与家庭居住地为村镇的复读生进入重点大学的发生比率为0.751（e-0.287）；在应届生中，家庭居住地为县城和城市与家庭居住地为村镇的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发生比率为1.531（e0.426）。

在家庭收入方面，根据表3模型5和图4可知，在考上大学的复读生和应届生中，随着家庭收入的不断提高，进入重点大学的发生比都在提升；但需要注意的是，家庭收入对应届生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更大，而对复读生的影响更小。众所周知，家庭背景与高等教育获得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正向关系，但这种关系具有一定的异质性，父亲学历、家庭收入和家庭居住地对应届生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更大。总体而言，在考上大学的复读生中，优势阶层子女在优质高等教育获得中处于主导地位，假设2得到证实。

五、结论与讨论

在高等教育扩招、就业门槛不断提高和高等教育分配不平等等因素的综合推动下，不同阶层对高等教育机会（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复读生规模也越来越大（详见图1），复读对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PSCUS），以家庭背景为核心自变量，对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关系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大学生中，弱势阶层子女通过复读考入大学的发生比高于优势阶层子女，且通过复读考入普通大学的发生比在逐年上升。在考上大学的复读生中，优势阶层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发生比更高。在大学生中，考入重点大学的复读生的阶层差异小于考入重点大学的应届生的阶层差异。对弱势阶层子女而言，通过复读考上大学既是一种无奈之举，也是一种理性策略；对优势阶层而言，复读则更多是一种理性策略。

本研究发现，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弱势阶层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在初次高考中也处于不利地位，不得不通过复读来提高获得高等教育的概率。如前所述，这是基础教育分化和不平等累积的产物，也是高等教育获得城乡和阶层不平等的体现。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考试制度的标准化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弱势阶层有能力也逐步意识到可以通过复读来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这是他们最无奈也是最优的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在大学生群体中，相较于优势阶层子女，弱势阶层子女通过复读考入大学，尤其是普通大学的发生比高于优势阶层子女。而优势阶层子女则不同，因为他们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学业成绩也较好，在第一次高考中就能够胜出，不那么需要通过复读来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复读制度的存在为弱势阶层多次参加高考以及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提供了额外的渠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复读制度和复读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应届生的高等教育获得和高等教育获得的公平性（田虎，2009；王香丽，2011）。

本文的分析还发现，在考上大学的复读生群体中，优势阶层获得了更多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复读制度可能是重点高校阶层化重要推手之一。自从高等教育扩招以来，进入大学的门槛不断降低，不同阶层在高等教育获得“量”上的不平等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在“质”上的阶层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这也普遍存在于美国社会（帕特南，2017）。因为优势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扩招之前上大学比例就相对较高，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占有较为充分，更在意对高等教育“质”的追求。但他们对于重点大学的占有远没有饱和，也很难饱和。因此，优势阶层会在高等教育获得过程中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借助各种制度和途径去争夺重点大学机会，而复读制度只是其中之一。毕竟在普通大学门槛不断降低的大背景下，优势阶层的目标是进入重点大学，进而更好地实现阶层代际地位传递的目标。本研究的结果也较好地证实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关系与日本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日本社会中，复读学费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存在一定的门槛。优势阶层更可能发生复读行为，并通过复读考入重点大学。举例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两所精英大学之中均有超过一半的学生有复读经历（Tsukada，1988；Ono，2007）。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的分析，丰富了高等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拓展了对高等教育获得不平等产生原因和机制的研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高等教育分配过程之中，EMI假设和MMI假设的解释力并存。在理解复读生群体高等教育获得方面，教育决策的理性行动理论（Rational Action Theory，RAT）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然而，不能否认的是，虽然复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优势阶层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提供了渠道，但也为弱势阶层获取高等教育机会（主要是普通大学）提供了机会。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由于分析样本是已经考上大学的群体，而没能将选择复读但却没有考上大学的样本纳入分析，可能存在一定的偏误。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本文所使用调查数据在前期重点大学样本比例较高，后期的调查中纳入了更多的高职专科院校和普通大学样本。为了检验分析结果的稳健性，笔者对前期和后期数据分别进行了分析，回归结果显示两期数据的分析结果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因此，也期待未来有更进一步的（调查）数据和研究对这一议题开展更加全面、客观和系统的探索，进一步丰富对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关系的研究。

最后，对复读生而言，无论是主动复读还是被动复读，复读都注定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经历。相较于第一次就能考上大学的应届生，至少经历过两次高考的复读生在复读过程中承受着初次参加高考的学生群体不曾承受过的压力，这种经历对他们在大学的学业表现、心理健康和读研意愿等都存在影响。因此，从生命历程的角度出发，分析复读经历对复读生群体的学习、生活和发展等的影响，将是未来值得探索的方向。

责任编辑：杨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