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东野语》中政治环境与士人心态

宋朝统治者为稳定国家政权，确立了抑武崇文的国策，大量重用士大夫。士人知识分子随即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可以直接参与国家各项事务的管理，然而这又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国家内忧外患矛盾重重，士人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外患：异族侵扰

一个盛世王朝的发展必须依赖和平稳定的外围环境，经过五代十国的战乱，民生凋敝，百姓思安。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之后，紧接着是统一全国的战争；太宗两次亲自征讨契丹，结果战败而归；真宗时期，西夏攻陷灵州、契丹劫掠淄齐，签订澶渊之盟；仁宗时期，西夏边患日益严重，宋再度用兵；徽宗时期联金灭辽，后钦宗即位遭遇靖康之难，国家蒙羞戴耻，退守江南。

高宗时期对金战争捷报频传的情况下屈辱地签订绍兴合议，向金称臣，冤杀岳飞；孝宗时期张浚符离之败，宁宗时期韩侂胄用兵，都以惨败告终。宋王朝立国三百二十年，边患一直存在从未停息。这种境况使得宋王朝越发积贫积弱，而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却迅速发展，势力大增。

战争的失败使得南宋王朝不断丧师割地，需要输纳大量岁币，这使得百姓负担不断加重。在《野语》卷十二《淳熙岁币》一节中记载兀术临终之言：“江南累岁供需岁币，竭其财赋，安得不重敛于民。非理扰乱，人心离怨，叛亡必矣。”岁币的输纳，以盘剥百姓为代价，一旦百姓逼不得己揭竿而起，便可达到迅速瓦解宋朝政权的目的。

宋朝统治者明白盟约的签订不能永久消除边患，抵抗最佳方式是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以大量岁币换得暂时和平之后，便是大规模征兵练兵以巩固边防，而这些费用最终都由百姓负担。异族侵扰，边境不安，宋朝兵员不仅没有复业，军队和兵员的数量反而逐年增加。养兵的举措不仅没有达到理想的防御效果，还造成了兵员冗滥之弊，加重了百姓负担。对外抗敌救国、收复失地，成为这个时代赋予士大夫的历史使命。

鉴于五代十国军阀割据直接导致的战乱之祸，加上宋太祖兵变夺权的特殊立国方式，宋朝建立之初就实行了一系列强干弱枝、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启用文臣管理边事，并对武将统军驻防采取严格的规定。

《野语》中记载号称宋朝中兴四大名将之一的韩世忠只能在家中写词吟赋，绝口不敢言及兵事。而另一方面从张浚符离之败中，也可以看出众多文臣在战事面前的优柔寡断，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宋朝的军事实力。从太宗两征契丹失败开始，宋朝对外战争基本处于守势，即使出战也胜少败多。

宋朝的整体军事实力无力解除辽、金、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压力，但是它们在短时间内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可以消灭宋王朝。各方实力相当，战争时有发生，持续时间较短，多数情况下会签订盟书换取暂时的和平。宋王朝对少数民族政权的不断妥协臣服必然对敏感的士人心态产生重要影响。

内忧：结党倾乳

周密《野语》中多记录南宋朝野之事，从其中朝政大事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南迁之后的宋王朝确实面临着朝廷内部各种势力的争斗。卷十一《道学》“韩侂胄用事，遂逐赵忠定。凡不附己者，指为道学尽逐之。”韩侂胄是南宋对外战争中的重要将领，在朝廷内部也担任重要职位，当其身居高位掌握权力的时候，对于不依附自己的朝臣都采取坚决打击的态度。

道学本是学术思想，对其施政并无直接妨害，但最终却成为一个消灭政敌的标识，赵忠定因此被逐。处身政治权利漩涡之中，即使曾经权倾朝野，也难免一朝之间命归黄泉。卷三《诛韩本末》中韩侂胄因得罪了皇后和其兄杨次山，以致最终被史弥远等人设计诛杀。由此可见南宋朝廷内部政治斗争之一斑。

卷一《孝宗圣政》中还记载张说办宴会邀请众大臣到场，唯独陈良祐没有参加，张说便逞气向皇帝报告，陈良祐因此被除谏议大夫。同僚之间因一点小事就打击报复，也难怪名将韩世忠只能在家里礼佛写诗，绝口不敢言及兵事。

宋朝的科举取士数量相对于唐朝来说大大增加，统治者力图将所有有才华的士人吸纳在朝堂之中，为成就一个盛世王朝做准备。面对宋王朝对外战争中屡次失利，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统治者把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士大夫的身上，他们肩负着拯时济世、救民于水火的使命。于是先天下之忧的范仲淹掀起了改革吏治为中心的庆历新政，旨在解决宋代官吏冗滥且素质不高之弊，希望由此达到振兴国力的目的。

之后宋神宗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希望以改革经济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两次变法虽各有成效，结果却均以失败告终，所谓振兴最终还是流产了。虽然变法之策在论证和实施的过程中尚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并非全无功效。

只是由于朝廷内部党争不断，使政策的实施不断受到意气之争的阻挠，最终被迫停滞。若满朝文武能以国家利益为上，搁置门户之见，齐心协力地促进变法策略的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就不会使变法图强的举措搁浅在历史的沙滩上。

历代政治中都难免党争之害，但少像宋代那样旷日持久、此起彼伏。自欧阳修《朋党论》发声，党派之争开始趋于白热化。沈松勤先生所编的《北宋文人与党争》中详细介绍了北宋士人之间频繁发生的党派之争，短短一百六十七年里，朝廷内部经历了庆历党争、熙丰党争、元祐党争、洛蜀之争、神宗实录案、同文馆狱、嘉禾篇案与绍述党争。这些争斗皆由一些细微之事引发，之后发展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大规模的斗争，危害之深广远远超出了世人的预期。

士大夫占据权利中枢，便开始自觉地结成党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党人，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因学术观点不同产生的洛蜀两党。从进奏院案、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再到神宗实录编修，各种斗争之间多见士人为逞一时意气而失去是非判断。王安石变法之初，元祐党人就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王安石无奈只得将所有的元祐党人尽皆罢黜。待旧党领袖司马光上台主政后，固执地将王安石变法的措施全部废除，新党士人尽皆贬黜，重新启用旧党。

虽身为旧党但有不同意见的苏轼也被排斥，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党争中意气之争的成分。就历史上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看，多数持肯定态度，认为很多措施都切中时弊，但对其施政过程中所托非人深表遗憾。司马光无论措施好坏全部废除，国家政策几番变化，不仅有损国家威信，也使政治漩涡中的士人身陷党争无法自主。

北宋党争一直延续到了南宋，士子不知不觉就会陷入内部斗争之中，致使很多才能突出的士人仕途坎坷，壮志难酬。沈松勤先生的《南宋文人与党争》中对南宋的党争也进行了详实介绍。

靖康之难几乎使使宋王朝遭受了灭顶之灾，山河破碎的沉痛和流亡奔逃的屈辱不仅没有使士大夫团结起来，反而就和战的问题继续延续党争，党同伐异，直接开启了南宋的后新旧党争。接下来还有道学和反道学的论争，宋金是和是战的论争。宋朝党争产生的恶劣影响，使士人之间党同伐异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宦海沉浮的不安全感，极大影响着朝廷内部的稳固。

政治地位和政治心态

《野语》卷二十《文臣带左右》中官员以带左字身为文官而自豪，以文学科名为高。这也使得有些文士虽极有治军的才华，但仍不愿为国守卫边疆和抵御外来侵略。卷十八《赵信国辞相》中周密认为赵葵辞相的原因是“盖一时搢绅，方以文学科名相高，其视军旅金谷等，为俗吏粗官。”

自古以来，士子读书都以治国安邦为目标，具有强大的责任意识和崇高的使命感。宋代面临着一系列深重的社会问题，士人们更是忧心忡忡，渴望为国效力，一展宏图。宋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注重从科举考试中选拔人才，中举的士人都可分派官职，其中不仅是文官，还有武将的职位。这为士人切实参与国家治理，实现济世救民的初衷提供了可能。

《端明集》卷二二《国论要目》中北宋蔡襄曾说过“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可见读书人在宋朝政治体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正因为文官地位尊崇，士人也以从事文职为荣。

王夫之在《宋论》中谈到过宋朝衰弱的原因，他认为根源在于皇帝疑心太重，官员们不敢以才自见，朝中只能启用老将，但是老将多想富贵养老，不再有出征讨伐的锐气。宋王朝兵变得权，故对手握重兵的人有着天然的疑虑。其强干弱枝的兵力部署和变换驻地的更戍法使得边关将领小心翼翼地管理军队，应对战争。

卷十九《清凉居士词》中韩世忠绝口不言兵事，反倒学着写诗词。边关情势危机，纵横沙场的著名将军窝在家中吟咏诗词。岳飞精忠报国、一腔赤诚，终不免死于“莫须有”的诽镑。国事危急是每个士人心上的重担，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的奋力呐喊就是明证，但仅凭呼号无法改变局势。对内革除弊政，对外守边安疆，成为当时士人必须付诸实践的重要使命。然而身陷党争泥淖的士人，己是无力回天。

结语

终宋一朝台谏有闻风奏事的权利，即使在事情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依旧可以上报皇帝，凭空裁决。这直接促使文字狱和党争的随机发生，也使得党争牵扯甚广，几乎撼动整个朝堂，结果致使很多无辜的士人无罪被贬。从苏轼的三度被贬和王安石生前身后名的评价中亦可见一二。宋朝士人多由科举进身，出自贫寒之家，身后没有其他势力支撑，只能依附于统治者。在这样激烈的政治斗争漩涡中，不仅仕途沉浮不定，有时想要自保亦不可得。

在如此没有安全感的境况中，士人自顾尚且无暇，哪里还有精力高屋建瓴为国事筹划。身处国家的内忧外困之中，士人与生俱来的社会担当意识，使得他们必须在帝王猜忌和党争冲击中实现振兴国力的任务。士人身居乱世应当有所作为，但他们又被这样的时代无情地绑缚手脚。挣扎过程中不断遭受迫害，不得己才小心翼翼地应付世事，这极大地消磨了士人的意志，对于拯时济世的士人阶层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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