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国父，却不是土耳其族！凯末尔：消灭本国文化的爱国者

1997年12月，时任伊斯坦布尔市长的埃尔多安，在公开演讲时，引用了一首奥斯曼帝国的古诗：

“宣礼塔是我们的剑，穹顶是我们的头盔，清真寺是我们的兵营，信徒们是我们的……”

他的演讲还未结束，人群中便冲出几位秘密警察，拖走了他。被拖着的埃尔多安大呼：“这首诗还没颂完!”

其后，埃尔多安被判4个月监禁，罪名是“反世俗罪。”

因为这首诗，早在数十年前，便被定为“禁诗”。而对这首诗作出审判的，便是土耳其的国父：

凯末尔。

没有一个政治家是完美的，哪怕他取了一个“完美”的名字。因为政治本身，就是取舍，而总有人会称为被舍去的那个。

凯末尔，在土耳其语中，意为“完美”。

这位土耳其国父，穷其一生，探索土耳其现代化之路，而他找出的路，即是“凯末尔主义。”

在埃尔多安崛起之前，“凯末尔主义”被视为“完美”的，任何背离凯末尔主义的政治尝试，都会被军方以雷霆之力阻击。

凯末尔于1938年去世，但凯末尔的幽灵，至今在土耳其上空盘旋。

及至1961年，土耳其前总理阿德南·曼德列斯在绞刑架上，还苦苦一笑：杀死我的，是凯末尔。

即便那时，凯末尔已经逝世23年了。

曼德列斯是第一个铁腕压制凯末尔主义的民选总理，在其任内，他压制抗议活动、囚禁记者、指控反对派，并向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共和主义”发出挑战：“容忍国家秩序从早到晚遭到破坏，仅仅因为这样做是一种民主义务吗？”

终于，1960年的深夜，军队冲入了他的官邸，逮捕了他，并送上了三尺白绫。

军队是凯末尔主义的继承者，也是土耳其世俗化的监督人。

曼德列斯不是第一个遭遇军事政变的土耳其领导人，46年后，一个视曼德列斯为偶像的后继总理，遭遇了同样的军事政变。不过这一次，他战胜了那个凯末尔的幽灵。这个人，便是埃尔多安。

凯末尔主义，便是凯末尔的幽灵，也串起了凯末尔的一生。

凯末尔是土耳其国父，不过他本人却不是土耳其族，而是欧洲阿尔巴尼亚的移民后裔。

凯末尔也谈不上“完美”，他酗酒，并最终因此而死；他倡导共和主义，却无限期连任共和国总统，独裁一生；他背叛青梅竹马的表妹斐凯耶，斐凯耶因此而自杀。

近些年，他开始从神坛跌落，人们方才看清凯末尔的真实的样子：他是个爱国者，却用尽一生铲除本国文化；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却为捍卫自己的思想体系，不惜铁血；

他追求“完美”的治国方略，却一生都在取舍。

1881年3月12日，凯末尔出生于奥斯曼帝国的萨罗尼卡。

彼时的奥斯曼帝国风雨飘摇，黄昏和宣礼塔的宣礼声，笼罩着帝国，一如数百年前，却已在爱琴海泛出了异样的回声。

凯末尔本名“穆斯塔法”，意为“胜利”，不过，在法特玛太太区立小学上学时，这一名字与数学老师重名，为避讳，老师给了他意为“完美”的新名字：凯末尔。

冥冥之中，这也塑造了他性格中实用主义的底色：只有胜利，才能完美。

先军政治是奥斯曼帝国的传统，行伍是中产子弟的理想出路。1895年，凯末尔如愿升入玛纳斯提军事预备学校，开启了军旅生涯。1899年，他进入伊斯坦布尔军官学校，开始了人生转折。

正是在军校，他接触了西方的革命思潮，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法国先哲的著作、纳默克·凯马尔的爱国诗篇，唤醒了他。

“这里没有文明，只有野蛮！封建领主的贪婪残暴、民族压迫的深重与苏丹（奥斯曼君主）专制制度的野蛮落后！”

唯有西化，才有希望。自此，凯末尔从苏丹的战士，成了反抗苏丹的义士。

如果历史可以划一条横线，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19世纪亚洲的两端，两个老大帝国何其相似——国家羸弱、政治腐败、文化落后、人民愚昧。

革命，是打破这一局面的唯一方式。凯末尔，便是革命者。

在军官学校，他和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秘密革命小组，办手抄小报，写文章揭露苏丹的黑暗专制统治。

1902年进入哈拜参谋学院。1905年毕业，授上尉军衔。

也正是这一年，一次战役，奠定了他其后的人生辉煌。这一战，便是著名的加里波利之战。

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加里波利之战，几乎是必败之战。因为日薄西山的帝国面对的对手，是如日中天的日不落帝国：英国。

谁也没有想到，这位以批评苏丹著称的将领，竟击退了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印度和纽芬兰军队的登陆进攻，把日不落帝国，重重地拍到海岸线下面。

1916年8月，凯末尔获得“伊斯坦布尔的救星”和“帕夏”的称号，名扬全国，威震欧洲。其后被任命为第二军团司令，晋升为将军。

按照奥斯曼帝国的传统，他已经位极人臣，连苏丹也要敬他三分。

然而，历史的大势，不会因个人扭转。行将就木的奥斯曼帝国，即便挺过黄昏，也终究难逃落日。

凯末尔并没有因为盖世军功，而放弃了自己的革命理想。

1919年，他受命为驻扎在萨姆松的第9军监军将领，负责残存的土耳其军队的复员和维持治安的工作。他利用这一身份，着手联合各民族主义抵抗力量，组建国民军。

1920年，英国还是占领了伊斯坦布尔。其后，英帝国逮捕议员并强迫苏丹解散国民议会，奥斯曼帝国的丧钟敲响了。

眼见国家沦陷，凯末尔决定另起炉灶。紧随其后，他在安卡拉召开大国民议会，宣布组成代表国家的临时政府，并担任新成立的大国民议会主席，并拒不承认苏丹签署的丧权辱国的塞夫尔条约。但西方列强分食奥斯曼帝国的步子，已经迈开了，除了迎战，别无他途。

希腊，便是第一个“趁火打劫”的。凯末尔也迎来存亡之战：萨卡里亚河之战。

1921年8月，凯末尔成为国民军全权总司令，亲自指挥国民军与希腊军队在离安卡拉80公里外的萨卡里亚河进行战略决战。这一战，如果凯末尔输了，土耳其将彻底消散在历史烟尘之中。

他知道，这是死战。

在这场战役中，他被流弹打断一根肋骨，但仍然扎着绷带、镇定指挥，最后以弱胜强，重挫希军主力，终于，惨胜。

一个月后，在潮水般掌声中，凯末尔获得大国民议会授予“加齐”（“胜利者”）称号，晋升为元帅。

在人们山呼“穆斯塔法”的时候，他已经分不清，人们是在赞誉这场胜利，还是在呼唤他儿时的名字。

再或者说，穆斯塔法就是胜利，凯末尔，就是土耳其。

许多年后，土耳其历史学家，仍会将这场萨卡里亚河之战，称为立国之战。其实从这一战起，凯末尔便已经是国父了。

1922年11月1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废除苏丹制的决议案。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正式成立，凯末尔随后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土耳其立国，也自此进入凯末尔时代，凯末尔从军校时期便酝酿的思想体系，也终于得以在祖国实施。

凯末尔主义的许多根本思想始于奥斯曼帝国晚期，其出发点是避免奥斯曼帝国崩溃。凯末尔主义是以富国强兵为根本目的的，因而现实主义及实用主义是其核心。

从实用出发，以西化为核心，凯末尔主义包含六个基本理论：共和主义取代前奥斯曼帝国的君主政体、民粹主义瓦解传统精英势力、世俗主义去伊斯兰文化影响、革命社会主义取代奥斯曼帝国遗留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凝聚土耳其人民。

但也有人指出：凯末尔主义，实则是凯末尔垄断权力的工具，也是其神化自己的凭仗。

不过，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凯末尔主义确实对抗了酋长、部落领袖及伊斯兰教的政治控制，组织后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缔造一个民族国家，挽救“西亚病夫”的危机。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初，凯末尔在宣言中如是说：“让土耳其回到先哈里发时代”。

只是他没有想到，哈里发时代及苏丹时代土耳其的辉煌，对80年后的土耳其人，有着多大的诱惑力。

一条逆凯末尔主义之路，正在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