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神州大地上就不缺乏各种的神话与榜样。从架构到建构再到重构，这些神话和榜样，首先都是一种宏大叙事的“范本”。无论世事如何变，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在宏大叙事的掌控之中，无人能逃。人们也乐于宏大叙事，它就像兴奋剂一样，催发人们的荷尔蒙，并乐此不疲。
但，宏大叙事其实并不关心个体的命运。恰恰相反，它会裹挟个体的命运，直奔“集体”——但这个“集体”是每一个个体都无法真实触摸到的。而个体的问题和命运，在“集体”之下，总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以及付出自己个人的代价。
就像有学者所说，“宏大叙事”与历史观相连，其相应的价值观塑造包含着合理化和合法化的过程，甚至是一个形成权威、神话的过程，还伴随着强有力的宣传和组织动员，以及一整套围绕社会终极想象而设计的政治结构和社会规则。所以,宏大叙事不是单纯的论述方法，是有宣传鼓动性的想象运动。
大疫之下，从每一个个体的焦虑到一个年轻人群体或中年人群体的焦虑再到一个所谓几乎不论各个阶层的焦虑，这个时候，集体需要的更是这种“宏大叙事”。
可是，“人类需要的，不仅仅是为了自身幸福的各种享受，还包括希望、事业和变化。”英国哲学家特兰罗素曾经这么说过。他在其他地方继续写道：“我们应该期待的，不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而是一个活跃着想象力和希望的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宏大叙事之所以畅通无阻，不只是集体所需要，它更是与人民的幻觉有关。宏大叙事惯了，世界上就多了数不清楚的阿Q。因为，宏大叙事，更多的时候其实与真相无关。甚至它只与“包装”和“剧本”有关——因为，无论是哪方，都需要这个“宏大叙事”，以及将此“宏大叙事”等同于“现实”。
齐泽克说：我们之所以留下了虚假的自我，并不是认为我们与现实保持着距离，而恰恰是因为我们毫无保留地全然“堕入”了其中，并把我们自身丢给了他。只要我们继续将现实视作某种位于“在此的我”之外的，“在那儿”的东西，那么自我的幻觉便会挥之不去。
其实这就是幻想。幻想并不仅仅是以虚幻的方式实现欲望的过程；相反，幻想本身就构成了我们的欲望，它不但为欲望提供了参照坐标，而且事实上教导我们进行欲求。
有欲求的我们，自然就需要“偶像的精神和力量”。
“偶像代表着以异己形式呈现的人自身的生命力。”弗洛姆在他的《健全的社会》里说，在偶像崇拜中，人对自己某一部分性质的投射顶礼膜拜。他没有体验到自己是发现活生生的爱和理性行为的中心。他成了一件物，他的邻居也成了物。“一切谦卑的膜拜行为都是异化和偶像崇拜的行为”。
他在完全的礼赞和崇拜之中让自己得到了某种精神上的宣泄、慰藉和满足，还有由此而发的幻想。
当某人某事物被神化的同时，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在反神话——其实神话也好，反神话也罢，弗洛姆所说的异化和偶像崇拜的行为，充斥于世间——人们需要权威、领袖和各路神仙。按照弗洛姆的说法是，这些都是共通的，即异化——它成了“指引你的神”。但事实是：人不再感到他是自己的力量和丰富品质的主动拥有者，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贫乏的“物”，依赖于自身之外的力量，他把他的生存状况投射到这些处在于他的力量之上。
而这些，通常都是寄生于一系列的苦难叙事之中，并借苦难精神的升华而俘获人心。因为，群氓之族习惯于被励志、被感动、被激发、被动员。殊不知，苦难的背后，一般都有天灾人祸。
大疫之下，像人一样活着，少受幻象的囚拘。或许，像人一样活着，成了未来数年时间里“我们”唯一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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