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之败，陈昌浩负多大责任？1962年见旧部，眼含热泪致歉

从最早的回忆录看西路军（五）

作者：舒迟

前文说过，程世才《悲壮的历程》这本回忆录出版于1959年，当时对西路军问题的认识与现在差距很大，军史研究上也基本上是禁区，所以，他的回忆只能是客观回忆这段历史过程，对相关历史问题基本未做历史分析，议论内容少之又少，所以我们有必要沿着他叙述的内容分析一些历史疑问。

第一，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为什么没有过河救援？

对这个疑问，直接的回答是：1937年3月14日，援西军到甘东镇原后接到延安电报要求“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线停止、待命，加紧训练”。这个好理解，因为石窝会议最后分兵突围的时间是3月13日，当晚给延安发报誓言“流尽最后一滴血”，明示彻底失败，并通知分散的部队分头行动，自行找与援西军会合。但不好理解的是，这个援西军为什么出来这么晚？

史料有明确记载：1937年2月27日，命令组建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张浩。以红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为援西军部队。3月5日，援西军正式出动，3月14日，接到命令停止行动。

从时间上看，这太晚了，也太慢了呀！笔者也一直有这个疑惑，没看到权威史料的解答，仅从当时的形势和决策过程做个简要分析和理解。

前文说过，西路军从出征到最终失败的整个过程，一直与国际国内瞬息万变的形势相关。

西路军最早向延安汇报了目前困难，并提出了援助要求的时间是1937年1月4日，当时西路军正在西进。然后又在两天后和四天后分别致电，希望四军、三十一军向凉州进发，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但最终没能得到同意。

未同意的原因，个人以为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形势上看，当时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延安考虑可以在政治上协助解决，且西路军在甘肃有利于扩大停战后我方的势力范围；二是对马家军的实力和其顽固性估计不足；三是对西路军的实力和前景谨慎乐观。

直到2月21日西路军在倪家营子二次突围时，延安才认识到西路军已经到了不得不救的时刻，于是，他们开始着手准备组建援西军。于是，彭德怀、任弼时、周公接到主席团指示，大意是：为克服和平统一而奋斗中可能发生的一切困难，准备派队增援。具体要求包括，募集三个月粮食，极秘密地准备派出三分之一力量向西增援，并准备能在一星期内行动。

第二天，主席又致电前线指挥员，告之，增援西路军尚未做最后决定，但已局势严重，考虑时机，因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然后提出了增援军的组建方案和行动路线。2月24日，西路军报告了倪家营艰难战况，延安于27日正式发出了组建增援军的命令。

从这里可以看出，延安的犹豫的原因不仅仅是前面提到的三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有两个：一是兵力，可派出的部队虽有四个军的编制，但总兵力肯定不到2万人，且已达到当时红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二是强调和平统一和极秘密，原因是，此时，双方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谈判已到了最关键的时刻，稍有不慎，就会给蒋氏以借口，趁机挑起战争，危及全国人民。所以，延安对援助西路军左右为难。这才是援西军迟迟出兵最重要的原因。

3月10日，援西军各部先后到达镇原。可此时西路军已弹尽粮绝，而镇原到当时西路军进入祁连山的位置还有2000里（1000公里），失败已成定局。援西军的支援行动实为“远水解不了近渴”，与其再向西给蒋军留下口实，还不如就地接应。

第二，陈昌浩对西路军失败要负多少责任？

关于张主席的责任，笔者此前做过分析，到陕北之前，他个人的在指挥上的错误应由他本人负责，到陕北之后则是集体决策了，全记在他头上不是很合适。

陈昌浩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是第一决策人，他的错误不可忽略。尽管他主要执行的是张主席和延安的命令，但有几个决策是致命的。

一是第一次延安建议东返时，他对西进的估计过于乐观，对困难的估计严重不足，这也是造成延安误判后同意他们意见的主要原因。二是最后一次东返机会的放弃，使西路军剩余半数左右的力量走向不归路。多数回忆对他这个决策的理解，都是因为红30军打了一个胜仗，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然后决定调头继续西进。这个理由确实有些牵强。

仔细阅读往复电报，我们还会发现有一封电报与陈的决策有关，这个电报恰好在打胜仗当天。延安复电陈徐，同意抚邻地区寻机破（敌）的意见，不同意西路军出青海大通，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等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

这个电文把当时的行动方针与历史上的路线绑在一起，给陈昌浩的压力可想可知。他预示到失败的责任他是脱不了干系的，与其回去接受处理，不如放手一搏，如果真能在河西打出一片天地，他自然可以将功补过。所以，那个不太大的胜利和敌我力量只是一个借口，于是在他的顽固坚持下，已经突围的西路军重返倪家营，致使部队丧失了最后一次向东突围的机会。

这样理解与陈昌浩后来的经历，也就顺理成章了。石窝分兵，脱离部队后，他原本一直和徐向前在一起，后来因病高烧不退，留在沿途的一个湖北老乡家里，徐向前只身回延安，途中遇到了耿飚的营救部队。陈昌浩却辗转先回武汉老家，几个月后才去了延安。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相异，这恐怕是两人分手时他就有预感。从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看，即便是他与徐向前一起到达延安，延安也得找一个西路军兵败的主要责任人，这个人肯定是他。

后来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当年8月，他回到陕甘宁之后，基本被闲置，仅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教书。1939年8月，他请求去苏联“养病”，获批准，直到1952年才回国，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第二年任编译局副局长。1962年5月，他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四方面军部下，大多已是高级将领，他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旧部致歉。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无情追击。特殊年代，他被无休止地揪斗，绝望之际，他吞服安眠药离开了人世，时年61岁。

第三，西路军最终被救回多少人？

援西军在镇原停止，就地救援逃散返回的西路军官兵。为了营救被俘虏的士兵，延安一直没有放弃营救西路军战士。主席下达了“不惜花钱救人，愿意同马步芳讲和”的指令。周副主席动用所有的人脉，几经辗转，与马步芳讲和均遭到马步芳的回绝。

马步芳疯狂屠杀西路军战俘，在青海一次就屠杀了2000多人。

马家军

周副主席为了给西路军战俘争取一些喘息机会，继续积极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成功揭露了马步芳和马步青二人对西路军战俘的残酷暴行，利用舆论逼迫马步芳和马步青收敛疯狂残害战俘的恶劣行为。随后，又派人前往兰州和西宁地区寻找西路军战士下落，终于打听到有1300多名西路军被俘之后，正被徒步押送去往西安。在路上成功帮助被俘的战士们全部逃脱。

1937年5月，关押在青海的2000名西路军战俘被转运到武汉服役，运输途中被残害致死、被凌虐致死、还有一些部分人伺机逃跑成功，原本20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了1300人左右。周副主席得知消息之后，历经周折，终于成功解救了这批西路军战俘。

同年10月上旬，1000名西路军战俘被押送到西安，要被强行编入蒋军。我西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得知消息之后，立即与蒋军西安行营进行了一个星期的交涉，终于成功解救了这批战俘，并安全将其送往延安。

1938年5月中旬，2000余名西路军战俘被马步芳运往西安，被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成功截住，强硬交涉之后，蒋军第八战区，被迫将这批战俘移交给八路军。

除了上述被成批营救的人员以外，还有部分的西路军战俘通过不同的方式被成功营救。根据统计，前后共有近6000名西路军将士被成功解救，占被俘人员的一半左右。

这些被成功解救的战俘之中，重返我军队伍，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立下了丰功伟绩，还有很多人成为了新中国的名将，比如开国中将方强、徐立清等，最有名的是后来担任了国防部长的秦基伟。

秦基伟将军

让我们向西路军的所有官兵致敬！

在西路军征程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