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代远处置北平“四三”事件

文/ 滕久昕

中共参加北平军调部工作的人员合影。左起：滕代远、李克农、杨迪、罗瑞卿、曾山、邓子恢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方面声称要谋求国内和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和平烟幕的掩护下，加紧军事部署，制造军事冲突。美国政府为了扶持蒋介石集团，于1945年12月15日任命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特使，以“调处”中国内战的名义来华。

针对这种形势，中国共产党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同蒋介石集团进行政治谈判，国共双方代表达成有关协议。按照协议规定，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作为履行停战协定的机构，设立三个委员，分别代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和美国。美国代表被邀请充任主席，作为三方会议的召集人。按照三方协议，军调部受军事三人小组——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的领导。时任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郑介民和美国代表饶伯森进行三方谈判，调处国共间的军事冲突。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主持设立北平八路军办事处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滕代远赴北平担任叶剑英的军事顾问，佩戴中将军衔，参与军调部的工作。同时，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以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的身份在北平设立办事处。

1946年2月9日，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委、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滕代远，一大清早就率领参谋、译电和警卫等20多人，从河北武安县乘坐美军派出的C—47型运输机飞抵北平，参加军调部的工作。

刚到北平时，滕代远住在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南河沿大街北口路西的翠明庄。后来，他派人四处了解情况后，经过缜密的策划，以1700万法币（国民党统治区流通的纸币）买下了西单前京畿道11号四合院（现民族文化宫附近），设立了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国民党当局十分害怕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扩大，不同意公开挂出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的牌子。滕代远多次与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联系交涉。

当时，北平市内急需的一些粮食等物资，还要经过解放区才能运进市内，国民党当局也不敢对我方的要求断然拒绝，最后同意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的门外挂“滕公馆”的牌子。滕代远兼任办事处主任，副主任是申伯纯。滕代远的秘书是李新中校，另外还有一等秘书李坪中校及工作人员共19名。

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在北平领导创办了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报（三日刊），社长由徐特立担任。实际上，徐特立并没有去北平，而是由钱俊瑞代理分社社长兼报社社长。同时，办事处以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向北平当局办理了登记手续。

1946年2月22日，《解放》报创刊号出版。当日，几千份报纸很快被抢购一空。临时加印的3000份，油墨未干，又被一抢而光。报纸向人民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介绍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景象，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与腐朽，为人民伸张正义，因此它的影响不断扩大，越来越深入人心。国民党北平当局十分恼怒，派出特务，始而撕毁报纸，殴打报童，继而威胁印刷厂，不许印刷《解放》报。当他们的这些阴谋活动遭到中共的有力反击后，便开始了暴力行动。

北平军调部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反共事件

1946年4月3日凌晨3时许，国民党军警宪特20多人包围并闯入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4月2日晚，滕代远刚从重庆飞抵北平，与叶剑英、罗瑞卿、李克农等人开会研究拟在北平召开八路军战区参谋长会议（全军整军会议），讨论制订全军整编计划。因会议一直开到后半夜才结束，滕代远就留住在翠明庄。他刚刚睡下就被值班参谋叫醒，并被告知我方驻北平三处机关的43名同志被国民党当局抓走。滕代远立即向叶剑英汇报了情况。中共代表团的领导同志马上起床，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李新回忆道：凌晨3时，我于吵嚷声中惊醒后，即整衣出屋，见一批军警正与办事处副主任申伯纯争吵。我当时以滕代远秘书的名义，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请申伯纯回屋休息，要军警有事和我商谈……

军警对李新说，他们是奉上峰命令来清查户口的。李新要求他们拿出命令或手谕，军警则尴尬地站在那里，无言以对。

双方僵持了许久，没有结果。军警无理地提出要滕公馆的工作人员去见他们的上峰。李新及5名同志昂首挺胸，一块儿随军警走出公馆，前往警察局内二分局（现西城区教育部附近）。

到警察局后，军警递给他们每人一张“传讯登记单”。大家看后十分气愤。李新当即把传讯单翻过来，在背面写上“抗议书”，其他同志也照此办理。

天亮后，警察让我方人员每人填一张所谓“愧悔书”，承认“漏报户口之错误”，便可释放回去。李新一听更加气愤，怒斥道：“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打日本，救中国，讲和平，讲团结，有何可愧？有何可悔？你们践踏法律，侵犯人身自由，犯下罪行，该愧悔的应是你们！”

与此同时，以北平警备司令部张靖、北平警察总局赵耀南为首的军警宪特200多人，武装包围了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报社，宣称要“检查户口”。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解放报社社长钱俊瑞与军警据理力争。军警拿不出合法的搜查证明，便打破门窗玻璃，一拥而进，到处翻箱倒柜，并砸毁办公家具，强迫搜身还强行抓走钱俊瑞等27人，押往警察局外二分局（现西城区骡马市大街附近）。钱俊瑞高声对留守人员说：“听我指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得离开报社一步！”

与此同时，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设在西四三道栅栏41号的《解放》报临时发行处，也遭到军警宪特的包围。除炊事员、通信员和传达室门房3人外，11名工作人员全部遭到逮捕，多人遭到殴打，数人受伤。军警们将他们两人捆成一组，驱赶到警察局内四分局关押（现西城区西四北航空胡同附近）。

滕代远后来回忆：“事件发生后，我和叶剑英向北平市政府、警察局抗议，要求立即释放我方人员。”滕代远向国民党北平行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北平市政府、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政府代表郑介民、美方代表饶伯森提出交涉。滕代远没去北平行营，而是直接向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北平市政府递交了抗议书。滕代远指出：这次事件严重地损害了军调部的尊严，危及初奠始基的和平团结局面。他要求当局必须惩办肇事者，公开向我方道歉。

4月3日上午10时，经过多方的努力和有效的斗争，北平警察局负责人只好佯称“出于误会”，派了一个巡官将李新等5人送回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其余人员仍在狱中。

按照紧急会议的部署，罗瑞卿、宋时轮赶往医院探望与慰问被打伤的同志；荣高棠、赖祖烈到现场调查了解情况，写材料、拍照片；黄华、马海德（美籍）请美联社记者对外发布新闻；叶剑英则启用紧急电报向延安中共中央报告了事件的经过。

这是自北平军调部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反共事件。国民党当局从开始组织一些地痞流氓到军调部办公处举行反共示威，冲砸中共代表团的办公室，到这次跑到前台，出动大批军警，在三个地方同时行动，迫害我方人员。这个信号表明，国民党的反共行动已经开始升级。

1946年5月30日，叶剑英（右一）在北平揭露国民党当局非法查封报社的罪行

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的卑劣行径

4月3日晚7时，滕代远在北京饭店一楼宴会大厅主持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通报了事件发生的详细经过。

滕代远指出，我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系经蒋介石、孙连仲口头允许设立，办理还乡运粮事宜；不挂牌，在警局以“滕公馆”的名义报户口。《解放》报为中共机关报，根据党派平等，言论自由原则出版。不料，竟遭军警特务非法搜查，并捕去大批工作人员，显系破坏和平团结。我代表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全部无条件释放我方被捕人员；依法惩办肇事者，向受害的中共三机关道歉并赔偿损失；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接着，由被捕后释放的《解放》报女记者范元甄及李新分别报告了新华社北平分社、解放报社及滕公馆工作人员遭受非法搜查、侮辱、逮捕的详细情况。

与会的中外记者有100余人，大家认真地听着滕代远义正词严的抗议发言。虽然这个事件发生在北平不过16个小时，但早已随着电波传遍了整个北平、整个中国。会议结束时，滕代远又向天津《大公报》女记者彭子冈严正表示：“中共不怕威胁恐吓。言论自由业经开放，在北平，别的党派有报纸，共产党也一定要有报纸。故中共在北平办报，准也要办，不准也要办。为了人民的民主与自由，我们要坚持原则，奋斗到底。”

国民党当局看到事件不仅没有迫使中共屈服，反而弄巧成拙，迫于舆论上的压力，只好于4日下午将钱俊瑞等人押往北平警察总局。

4月4日下午，叶剑英、滕代远约见北平市市长熊斌和警察总局局长陈焯，向他们当面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交涉。熊斌表示对此事全然不知，答应进一步调查。下午6时许，叶剑英与警察总局局长陈焯同到警察总局，与被拘留的解放报社社长钱俊瑞见面。叶剑英的当面论争，钱俊瑞的现身说法，使陈焯在事实面前不得不当面赔礼道歉并承诺放人。

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调集了十几辆小汽车，派专人去迎接被释放的人员。4日晚7时，我方被释放人员在钱俊瑞率领下登上汽车。当经过宽阔的正阳门大街和长安街时，大家振臂高呼口号：“正义必然胜利！反对非法逮捕！保障人身自由！取消特务机关！”车队吸引了沿途许多群众的目光。

滕代远回忆：“我们调了十多部小汽车迎接钱俊瑞出来，还游了街，示了威，回到翠明庄放了炮竹，欢庆我们的胜利！”中共代表团召开了欢迎会，叶剑英发表了讲话，高度赞扬我被捕同志机智勇敢的斗争精神和威武不屈的革命气节，号召大家团结一致，为真理和正义斗争到底。散会后，叶剑英、滕代远、罗瑞卿、李克农、宋时轮、李聚奎、黄华等人再次开会，认为北平形势已更加险恶，原计划在滕公馆召开的整军会议是不合适的，经请示中共中央后，决定会议改到延安举行。

责编：王喻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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