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空间追溯时间的“器物传”

《桦皮船》是一部细数沧桑的“器物传”。儿童文学作家薛涛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通过单纯细腻的情感、朴实鲜活的语言、开合巧妙的叙事，使桦皮船呈现出一种神采奕奕的光芒。

桦皮船是鄂伦春族的渔猎工具和交通工具，与鄂伦春人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关，承载了鄂伦春族千百年来发展过程中的雨雪风霜。薛涛选取了桦皮船作为鄂伦春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以生活在呼玛河畔的鄂伦春老猎人托布与桦皮船的“沈阳之旅”和“回归之旅”，呈现了鄂伦春人丰富的生活历史与勤劳勇敢、乐观豁达的民族精神。《桦皮船》巧妙地以空间追溯时间，通过鄂伦春老人托布从十八站到沈阳陪伴孙子、临时生变乘坐K38次列车回乡、提前下车从大杨树到塔河、沿呼玛河驾船继续上路、抵达十八站安葬黑狗这样五段旅程，将空间层层递进深入回归到鄂伦春精神的山林原乡，同时以空间变化呈现家族史的点滴，回溯折射了广阔的民族生存、民族文化的历史。

楔子里呈现出的鄂伦春老猎人的形象带着一种扑面而来的风霜感：“老人已经很老了，一棵树停止生长，大风大雪也奈何不了它。”这种对少数民族老人身上的斑驳岁月与坚韧生命的描写，与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开端中讲述的鄂温克族主人公形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薛涛也如迟子建一样，透过一位老人的故事，再现了一段生活着的历史。与迟子建的家族和民族大叙事不同的是，薛涛以孙辈乌日的儿童视角追随老人，回望民族的源头，使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之下仍然具有了传承的希望，这种失落中保存的乐观与坚守，使《桦皮船》在众多有关少数民族的叙事中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

老人托布和众多普通的中国爷爷一样，在孩子父母忙于工作的时候，从乡下来到大城市承担起照看孩子的责任。有了托布的陪伴，乌日的生活变得与众不同。因为有了会做桦皮船、会划桦皮船的爷爷，平凡的乌日成了同学中的焦点人物。托布却并不适应大城市的生活，对故乡的惦念中时常在梦话里说起鄂伦春语，激起了乌日学习民族语言的兴趣。乌日对本民族的认识，正是由桦皮船的实物到桦皮船相关的民族语言，再到追随桦皮船回归呼玛河，最终架起桦皮船回到爷爷的山顶胜地——代表家族与民族之根的“撮罗子”，一路有关桦皮船和祖孙二人的故事，仿佛成就了一段平凡却充满灵性的“呼玛河传”。《桦皮船》是在讲述爷爷托布对桦皮船与对远去的渔猎生活的情感，更是在讲述孙子乌日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归属与继承。回归“撮罗子”之旅，让乌日明确了自己名字的含义，不是“黑太阳”，而是“山”，神圣的、安稳的、坚毅的民族之魂，被寄托在这个被误解多年的名字里。回归沈阳后，乌日在学校里被称为“小山子”，新名字似乎暗示了这段回归之旅已经令他脱胎换骨，成长成熟。

《桦皮船》以一唱三叹的方式反复言说了“回归”。老人托布的返乡之旅，是他自身的回归——回归到老林子、呼玛河回顾一生的生活；乌日追随托布返乡，是他对民族文化的皈依，回归到家族的起点，串联起血脉亲情的故事；黑狗阿哈的“回归”则是老人托布对过往生活中陪伴自己出生入死的伙伴的深情，托布带着阿哈的遗体一路重走往昔的山林河流，最后把阿哈安葬在山顶，让它获得最终的安宁，也是老人对过往一切的深情告别。“截火车”的小狍子“古然”的回归把叙事引向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潜移默化的转变。薛涛并不是将鄂伦春文化的变迁视为一种失落，而是在变化与传承中探索新的文化发展进路，以积极、乐观的坚守，对抗桑田碧海的变幻无常。

最值得一提的“回归”，是《桦皮船》的隐藏线索里误入歧途的李阿哈的“回归”。李阿哈成为骗子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当故乡的鹿哨声让他回想起山林、当他骗来的桦皮船和船主人在沼泽中救了他一命时，我们知道他对鄂伦春“文化圣物”的珍重与情感并不少于任何一个鄂伦春人。警察追捕李阿哈时，托布对乌日说，“我眼睛花了，看不见好人，也看不见坏人，只看见人”。这种岁月风沙中的渐悟显然是乌日所无法理解的，但是复杂人性中的世事艰难与回归真名“李饭碗”后的李阿哈的鲜活，都被乌日看到眼中，也许会在多年以后成就他人生中的某次顿悟。《桦皮船》以李阿哈这样一个有缺陷、复杂却真实的形象，将“回归”这一主题书写得更加丰满和圆满。

《桦皮船》以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小故事”讲述了鄂伦春人的民族变迁与文化传承，以日常琐事替代了宏大叙事，以儿童视角消解了时代洪流，却令人有种初见驯鹿回首的感动。

（作者系苏州大学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2年04月13日第11版

作者：段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