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历史文化专栏 | 羽衣仙女与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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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民间故事当中，羽衣仙女故事可能是最动人的一个：美丽的仙女飞临清池解羽沐浴，男子窃得习衣后与结婚生子仙女要回羽衣后飞返天界，伤心的家人踏上了寻亲的旅程······这个故事中的“解羽”“窥浴”和“窃衣”等事件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寻亲”一节转喜为悲，既引人同情又包含了许多可能性，因而很能够撩发人们的兴趣与想象。从发生时间上说，羽衣仙女故事被记录下来的时间很早，它的开放性结尾后来交织进了牛郎织女故事。从空间分布来说，羽衣仙女故事不仅在我国汉、藏、苗、傣等民族中大量流行，在欧、亚、非三大洲也有广泛传述。羽衣仙女故事上有一种非常难得的全球性，它把世界各族人民联系在一起，证明着钱钟书所说的“东海西海，文理攸同”。因而在世界文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最早的羽衣仙女化身为白鹤，在世界各地的传说中这只鸟又赋形为天鹅（故又称天鹅处女故事）、孔雀、鸽子、鹭鹫等，在鸟迹罕至的北欧它甚至以海豹的面目出现（海豹皮亦可脱）。世界各地对羽衣仙女故事已做了不少研究，但江西作为这个传说的故乡，迄今对它注意不够，更谈不上开展调查发掘，一般民众甚至不知道江西就是这个著名故事的发祥地。这个故事是赣文化的一个典型标本，对它的讨论可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赣文化，甚至有可能对振兴江西产生一点实际作用。

洗马池——仙女沐浴的清池

口传故事的传播轨迹固然无法精确测定，但羽衣仙女故事起源于江西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干宝《搜神记》中有关的文字记述虽不多，却已具备了羽衣仙女故事的基本轮廓：

豫章新喻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娶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复以迎三女，女亦得飞去。（《毛衣女》）

与《搜神记》同时或略早的郭璞《玄中记》中也有文字略同的记载，只不过径称男主人公为“豫章男子”，这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羽衣仙女故事记录，时间大约是公元4世纪初。钟敬文认为，《搜神记》中的记载“不但在文献的‘时代观’占着极早的位置，从故事的情节看来，也是‘最原形的’至少较近原形的。”

可以与干宝《搜神记·毛衣女》对读的另一个文本是句道兴《搜神记·田昆仑》。干宝的叙述只是“粗陈梗概”，而这个故事在敦煌文献中却展开为一篇血肉丰满的叙事作品，其中对人物行动对话与心理活动的叙述非常细致生动：

昔有田昆仑者，其家甚贫，未娶家室。当家地内，有一水池，极深清妙。至禾熟之时，昆仑向田行，乃见有三个美女洗浴。其昆仑欲就看之，遥见去百步，即变为三个白鹤，两个飞向池边树头而坐，一个在池洗垢中间。遂入谷茇底，匍匐而前，往来看之。其美女者乃是天女，其两个大者，抱得天衣乘空而去，小女遂于池内不敢出池。其天女遂吐实情，向昆仑道：“天女当共三个姊妹，出来暂于池中游戏，被池主见之。两个姊妹当时收得天衣而去，小女一身邂逅中间。天衣乃被池主收将，不得露形出池，幸愿池主宽恩，还其天衣。用盖形体出池，共池主为夫妻。”昆仑进退思量，若与此天衣，恐即去。昆仑报天女曰：“娘子若索天衣者，终不可得矣。若非吾脱衫，与且盖形，得不?”其天女初时不肯出池，口称至暗而去。其女延引，索天衣不得，形势不似，始语昆仑：“亦听君脱衫，将来盖我著出池，共君为夫妻。”其昆仑心中直悦，急春天衣，即深藏之。遂脱衫与天女，被之出池。

全文两千余字，所用文字与日常用语近似，并有直录口语的痕迹，疑系唐时一种讲故事活动的底本。《田昆仑》与《毛衣女》之间肯定有一种渊源关系，它不但将《毛衣女》的主要事件敷衍开来，细化为一系列的动作与对话（从叙事史看这是一种很大的历史进步），其中一些具体措辞，如“匍匐而前”这样的表述方式也与《毛衣女》接近。如果说《毛衣女》告诉我们这个故事记录得很早，那么《田昆仑》告诉我们在一千多年前这个故事就已经被叙述得有声有色了，从《田昆仑》中可以形象地感知羽衣仙女故事的口传形态。

羽衣仙女之所以下凡洗浴，最初的原因是看中了那口“极深清妙”的池塘。传说中的清池似乎不可寻觅，新余市（《毛衣女》中的“新喻县”现属新余市）现在虽有一个“仙女湖”，湖上还有“毛衣女”之类的雕塑，但这个湖实际上是1958年才上马兴建的江口水库，“仙女湖”之名为近年所改，地方文献上没有与“毛衣女”相联系的任何记载。然而豫章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池塘与羽衣仙女故事有缘，这个池塘不在别处，它就在省会南昌城里最繁华热闹的地方——洗马池。乾隆十六年刻本《南昌县志》据北宋洪刍《豫章职方乘》作了如下记载：

洗马池在郡城东南隅。······尝有年少见美女七人，脱彩衣岸侧，浴於池中。年少戏藏其一。诸女浴毕，就衣化白鹤去，独失衣女留。随至年少家，为夫妇，约以三年。还其衣，亦飞去。故又名浴仙池。

这段记载有两个地方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它具有明白无误的羽衣仙女型故事特征，其形态与《毛衣女》几无二致。南昌与新余离得很近，在新余这个故事虽已不传，但它在南昌还是留下了踪迹，这印证了《搜神记》与《玄中记》中的记述。《江西省南昌市地名志》中录有一则与这段记载完全相似的民间传说，明代王直《豫章十咏》第八《浴仙池》有“翩翩仙侣下涟漪”、“鹤归瑶岛已多时”之句，这些都说明鹤衣女传说最初就发生在豫意一带。二是洗马池位于南昌的闹市区与商业中心，其地位犹如王府井之于北京，可是摩肩接踵的市民中听过“浴仙池”这个名字的意然寥寥无几，绝大多数人甚至也不知道洗马池曾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明初胡俨《颐庵集·临清轩记》云：“豫章洗马池，在子城东南隅，旧传为浴仙池。事不经，儒者不道。郡志载汉颍侯灌婴初定豫章尝饮马于此，故名。此或然也。今在阛阓，与民居相接，岁久随塞。广不及半亩，而深不至寻丈。有司以为古迹，树木阑以护其三面，而池之北则仲华氏居之。仲华作轩以临池上。昕夕之间，日光泛艳，月华澄莹；清风徐来，游气不侵。帘幕高张，市喧顿息；华玉森列，书声琅琅。于时也，景物与人俱清，仲华欣然有得于心，于是名其轩曰临清。”胡俨谨遵“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学信条，因而与一个“初版”的牛郎织女故事失之交臂，但《临清轩记》毕竟给我们留下了一段弥足珍贵的记录，使我们得知商贾如云的洗马曾是一个令“市喧顿息”的清幽所在。不知是什么原因，“浴仙池”这个动人的名称湮没在历史的尘封之中，平淡无奇的“洗马池”却因汉大将军灌婴之坐骑而名标千古，这未免有点令人纳闷和丧气。

江西——孕育羽衣仙女传说的温床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羽衣仙女故事起源于豫章，翩翩飞来的白鹤为什么选择江西这个地方？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可笑，因为故事总得依托个地方发生，不在东就在西，这中间偶然性的因素似乎很多，更何况羽衣仙女故事涉及鸟类这种司空见惯的对象。在一切生灵中，高高飞翔的鸟类最容易纳入人类的视线，特别是在人工建筑尚未遮天蔽日而且鸟类还不那么畏俱人类的时代。羽衣仙女故事说白了就是人鸟恋的故事，羽翎洁白的鸟类容易使人浮想连翩，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上空翱翔的飞鸟都有可能触发地面上某人的灵机，使其将形态优美的鸟类与人类的婚姻生殖联系起来。中国古代以鸟类为图腾的氏族甚多，《诗经商颂》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句，《史记·殷本纪）更有“殷契母日简狄······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的记载，其中对女子沐浴与吞鸟卵而孕等事件的叙述，意味着羽衣仙女之类故事的胚胎正在中华民族的叙事思维中酝酿。

但是，由于两个非常确切的原因，我还是认为江西是生成羽衣仙女故事的最佳土壤。首先来看故事的主角。《田昆仑》、《南昌县志》与《江西省南昌市地名志》都明确指出飞临清池沐浴的是白鹤，《毛衣女》中未点明为何鸟，但文中交待的背景（“田中”“衣在积稻下”）与《田昆仑》相似（“禾熟之时，昆仑向田行”“遂入谷茇底”），鸟的数目（“田中有六七女”与《南昌县志》、《江西省南昌市地名志》相似（“见美女七人”、“七仙女”），据此可推测它们大概也是白鹤一类的鸟类，至少它们在颜色、外形与习性上应该相近。从美学观点来说，不是任何鸟类都会激发出关于人鸟恋的现象，形态可怖的鸱鸮之类绝对没有资格充当清池中的浴女，只有那些外表上与人类接近的鸟类才有可能为人类的思维接纳。按照这样的思路，可以看出古人选择白鹤来充当羽衣仙女故事主人公是有道理的：白鹤学名为Grus leucogeranus Pallas，长度在130cm以上，它披一身银白雪亮的毛羽，飞翔时肢体飘逸，行起路来步姿潇洒，两条长腿令其亭亭玉立，长长的脖子便于它四顾流盼。凡是见到白鹤的人都很容易将它与仙女的形象联系起来。具有与白鹤相似条件的还有白天鹅，以及与白鹤外形甚为相似的大型涉禽如白鹅、白鹭等。大自然赋予了这些动物舒展优雅的身姿与华丽贵重的羽翎，却增加了它们被人擒杀的风险，这些鸟类现在基本上都属珍稀动物，其中白鹤、白鹳等已列入《涉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需要说明，白鹤、天鹅、白鹳等并不是终年驻守一地的留鸟，而是南北迁徙的侯鸟，而江西的鄱阳湖正是为它们看中的主要越冬处。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世界如此之大，为什么这些浪迹天涯的游子偏偏看中江西？以白鹤为例，全球白鹤均在西伯利亚北极圈内的冻土带繁殖（分东部种群与中西亚种群），遇冬则南迁，其南飞途径本来可以是非常开阔的，但因东有大海，西有蒙古、新疆一带的沙漠，故东部种群的迁徙途径是我国的东北朝着温暖的南方飞行。为了保证长途跋涉中有食物补充，它们把飞行路线确定在中国海岸以内，经过那些盛产鱼虾螺蚌与草虫茎块的水系上空。碰巧的是，当白鹤飞越温暖的长江流域时，正遇上鄱阳湖因大幅度退水而露出港汊纵横的湖滩草洲，于是乎这块芦苇密布的巨大湿地形成了吸引它们在此停留的重要目标。仔细研究地图可以发现，在北纬30度左右，没有哪片水系比鱼米之乡的鄱阳湖对候鸟更有诱惑力，而且要知道，古代长江是从比现在大得多的鄱阳湖当中穿过。作为亚洲最大的一块淡水湿地，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侯鸟越冬栖息地，其中有鸟类300多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11种，二级有43种，冬夏侯鸟总数都在30万只以上。据江西省自然保护区管理办公室总工程师刘信中统计，80年代末期以来，在鄱阳湖越冬的白鹤数量分别为2653只（1988年）、1929只（1989年）、1545只（1990年）、1763只（1991年）、2709只（1992年）、2896只（1993年）、1980只（1994年）、2369只（1995年）、2345只（1996年）、2526只（1998年）。对比之下，飞往印度、伊朗越冬的中西亚种群在1996年只观察到不足20只。这也就是说每年10月到次3月，全世界绝大多数白鹤都到鄱阳湖越冬来了。试看专业人士对这种聚会的描述：

第一次聚会出现在11月下旬。白鹤和众多水禽聚焦在大湖池核心区。自16：30开始，其他水禽相继飞离，邻近湖泊的白鹤则飞到大湖池。白鹤自动排列成一字形的单列队伍，头朝西，尾朝东，姿势基本一致，长达数公里，高鸣不止，声传数里。这景象被誉为“白鹤王国”、“中国第二长城”。白鹤列队要维持到太阳下山，约17：30结束。此时众多水禽相继返回大湖池，与白鹤在一起夜宿。第二天下午又要重复前一天的情景。共约维持十天左右。这种聚会是白枕鹤、白头鹤、灰鹤所没有的，且能自动让位于白鹤。

这是一种怎样的奇观啊！近日在江西省自然保护区管理办公室，高级工程师刘运珍向我展示了一张他用300毫米长焦距望远镜头拍摄的白鹤大聚会照片，照片放大后有3米多长，轮廓清晰的2000多只白鹤历历可数，排成了一条至少3公里长的“白鹤长城”。可想而知，在水网比现在更为密集、生态环境比现在更好的当年，“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的场面当更为壮观。

全世界95%以上的白鹤每年有五六个月在豫章地区聚会，意味着在江西看到白鹤的概率远远高于其他地方，但这个事实还不是证明鹅衣女传说起源于江西的唯一理由。故事的主角虽是白鹤，但人是讲故事活动的主体，江西的白鹤虽多，倘若没有人来讲述和聆听它们的故事也是枉然。幸运的是，赣鄱水系不单有候鸟频频光顾，在历史上更是一条熙来攘往的人类交通要道。千里赣江在以水运为主的古代中国，是一条少有的南北走向的“黄金水道”：从南端上游处越过一段短距离的大庾岭陆道可进入岭南的珠江水系，由北端的鄱阳湖进入长江后不但可西溯或东下，更可沿着隋朝开凿的大运河北上中原。由于处在这条长达数千里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上，江西地区历来县舟运繁忙王勃滕王阁序中的“河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对此作了一点透露，李肇在《唐国史补》中写得较为具体：

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江湖语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而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溥，此则不啻载万也。洪、鄂之水居颇多，与邑屋殆相半。

李白《豫章行》中的“楼船大如海”，说明对俞大娘航船的描述并不夸张；洪州都督张九龄《登郡城南楼》中的“邑人半舻舰”，也印证了居民一半住在水上并非虚妄。但水上生涯毕竟是单调的，今天的我们绝对无法忍受那种“岁一往来”的漫长旅途。那么用什么来调剂旅途中的枯燥生活呢？从那些介绍了故事来历的唐代传奇中（小说初兴时作者常用实录的形式来表明故事并非杜撰），我们看到长途航行中文人墨客喜欢用谈论与寻访故事来打发时光：

建中二年，既济自左拾遗与金吾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户部郎中崔需，右拾遗陆淳，皆谪居东南，自泰徂吴，水陆同道。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而随焉。浮颖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

贞元丁丑岁，陇西李公佐泛潇湘、苍梧。偶遇征南从事弘农扬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征异话奇。

唐代文人讲述的故事有不少发生在江西，如白居易的《琵琶行》、李公佐的《谢小娥传》与皇甫氏的《画琵琶》等。不难想象，当年人气旺盛的赣江与鄱阳湖中，一定有许多寂寞的眼睛从船舱里往外寻觅，这个时候在别处难得见到的白鹤便很容易成为话题并引出各种想象。“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大概就是羽衣仙女故事的传播“语境”。有意思的是，现在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正设在当年水上交通重镇——永修县吴城镇（据云昔日吴城的繁荣不亚于南昌），而白鹤最为集中的大湖池、中湖池等湖泊就坐落在吴城镇周围。许怀林教授用“口开北面的巨大盆地”来形容江西地貌从传播角度说，这个一水中穿、两头洞开的盆地与其说是故事的聚宝盆，毋宁说是故事的发源与扩散地。民间文学中有所谓边缘理论，意思是边织地区容易保持民间故事的原型，而交通发达的中部地区常受到来自四周文化的冲击，给故事形态带来种种非始料所及的变化，这就好比在水塘中，一片菜叶总是被波浪推到岸边才停留下来一样。根据这种理论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些著名故事的源头在江西，但它们像羽衣仙女故事一样并不一定长久地停留在江西。江西这种非常独特的交通位置，导致许多故事带着江西籍贯走向全国与世界，例如与羽衣仙女故事一样广泛传播的“云中落绣鞋”故事（这类全球性故事其实相当稀少），其出处“望夫冈”也在鄱阳湖边。羽衣仙女故事传出中国后第一站到达的可能是一衣带水的东瀛，因为日本记录鹤衣女故事的《近江风土记》也属相当早的文献，1979年来中国演出的日本歌剧《夕鹤》正是根据日本流传的《仙鹤女》等民间故事改编。所以日本民俗学家君岛久子曾以为这个故事是日本的固有财富，但是当她仔细研究了中国的《搜神记》与其他故事后，不得不心悦诚服地承认：江西豫章不仅是中国此类故事的故乡，也是东方此类故事的发祥地，这个类型的故事是由中国流传到日本去的，就历史记载来说，比日本早几百年之久。

赣文化与鸟崇拜：认识过去和开创未来

羽衣仙女故事在禽类大省江西产生并非偶然，整个赣文化早就与鸟类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某种意义上说赣文化源于鸟崇拜。《禹贡》中“彭蠡既潴，阳鸟攸居”之句，揭示了赣地多鸟的历史事实。“赣巨人”这个名称见于《山海经》中的《海内经》，《海内南经》又提到“赣巨人”的另一名称——“枭阳”，这个凶猛的“枭”字暗示了赣地原住民与鸟类的联系。“枭阳”同时又是汉代豫章郡的古县名，今已沉入鄱阳湖底。无独有偶，鄱阳湖边还有一个汉代也属豫章郡的余干县，1958年该地发掘出一件“雁监甗”，李学勤考证此器属于江西一个名为“應”的早期地方政权。这个“雁”显然与“枭”有异曲同工之妙（世界上最大的鸿雁群也在鄱阳湖越冬）。在中国区域文化的传播、融汇过程中，“吴头楚尾”的江西受吴文化浸润在先（豫章属地有两处称“吴城”），而吴文化地区广泛流行过鸟崇拜习俗。江西出土的器物对此屡有反映，例如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出土的“虎鸟”青铜器以及大量鸟饰鸟纹、清江吴城遗址发现的以精美风鸟为纽饰的青铜器盖以及江西各地出土的各类陶鸟和鸟状把手等最令人惊喜莫名的是大洋洲商幕中一件随葬的玉羽人：

羽人用青田玉雕成，枣红色，浮雕，作侧身蹲坐状，粗眉，臣字大眼，半环大耳，鸡喙勾鼻，头顶有鸡冠状饰物，顶后部悬有用掏雕技法琢出的三个相套链环。臂拳屈于胸前，蹲腿，腰背至臀部阴刻鳞片和羽纹，肘下至臂部雕出羽翼。

这是关于羽衣仙女故事起源的一个实物例证!《神异经·西荒经》中有“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腋下有翼······名曰苗民。”似可作为这个羽人的释文，它表明赣地先民早就萌发了穿上羽衣自由飞翔的瑰丽想象，我坚信在它后面一定有一个像古希腊伊卡罗斯故事那样的三苗神话。时至今日，鸟崇拜在赣人思维、语言与行动上烙下的深刻印痕仍清晰可见——南昌电视台的台标是一只展翅长颈鸟，广告人常将江西的首字母“J”设计成飞鸟形状，鸟类的泛称“鸟”、“雀”在赣方言中多有性与生殖意蕴，现在江西农村中还有送葬时用稻草扎“凤头”（俗称“公鸡头”）的习俗——这些都可看成赣人意识深处崇鸟情结的外化。

鸟崇拜习俗覆盖的非止江西一地，也不单单是一个吴文化区，从我国的东北到长江中下游以及沿海地区，处处可见鸟崇拜的遗存，并非巧合的是这些地方正好构成了亚洲东部种群候鸟在我国的迁徙范围。然面作为候鸟的主要栖息地与绵延数千年的稻作区，赣地鸟崇拜的特色不仅比周围更为鲜明，而且一些他处无从索解的鸟崇拜现象在江西可望破谜。在“靠天吃饭”的稻作文化区，自然而然地会萌发日神崇拜，还有任何希图繁衍的种族都有生殖崇拜，这两种崇拜都与鸟崇拜融为一体，所以“鸟”同时又是太阳与阳物的符号。用鸟崇拜可解释一些与鸟有关的历史文化现象，如“鸟书”、“鸟雕”、“鸟柱”、“鸟相”、“鸟语”、“鸟戏”、“鸟衣”等。鸟崇拜的早期形态为图腾崇拜，为什么先民选择鸟为图腾？知识水平低下的先民在与大自然作斗争时常感困惑，于是随处可见的鸟类被当作某种强大力最的代表而得到崇奉。鸟类在稻作文化区之所以为人类爱重，还与真是有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功能有关，这些功能概括起来包括：1.报晓司晨。啼鸟唤醒春眠，即使是“风雨如晦”的天气,“鸡鸣不已”也能告诉人们清晨来临。2.预测天气。掌握家禽在阴睛之间的活动规律后可预知天气变化。3.辅助渔猎。苍鹰助人狩猎，鸬鹚为人捕鱼，杜甫有“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的诗句。4.标示物候。布谷鸟春暖催播,白鹤挟西伯利亚寒潮而至，油菜花盛开又准时北返。如果说这四项功能尚属间接，那么传说中多次出现的“鸟田”可谓与农田耕作有直接关系。何谓“鸟田”或“鸟田之利？”一般解释为鸟类具有为农田除草、啄虫、施粪和杀鼠四个功能，王充《论衡·书虚》中对此有辩证分析，王昆吾在研究商民族的鹳鸟崇拜与农作物生长各环节的关系时，从仪式意义上精辟论述了相关功能。但我对用这四项功能来解释“鸟田”之“田”仍不满足如果“鸟田”与农业生产的主要环节耕种无涉，关于它的传说也就算不上什么奇迹！古汉语中“田”“佃”相通，可作动词用，其引申义为“耕种”，如“田彼南山”之类。从文献中关于“鸟田”的记述看这个“田”（“佃”）字解作他义相当牵强只有释为“耕种”才能说得通：

百鸟佃于泽。

天美禹德，而劳其大功，使百鸟还为民田。

大海越滨之民，独以鸟田。

联系《水经注·浙江》中“象田鸟耘”、“有鸟来为之耘”等提法，可以看出古人实际上就是指驱鸟耕耘。那么，为什么不顺理成章地将“鸟田”释作“鸟耕”呢？我看这是因为现代人实在不能想象鸟儿会像耕牛一样犁地。幸运的是，能够“耕地”的鸟类在今天并未绝迹，江西的白鹤就为今人留下了破解“鸟田”之谜的铁证请看刘运珍描述的白鹤觅食：

白鹤取食的方式为用喙挖坑觅食，将喙垂直插进泥土，用力5-7次，衔出一块像香蕉样的泥块，迅速甩向两旁。泥块直径为17-20mm，长70-80mm。每分钟挖掘约7-8块。白鹤觅食挖掘的坑深为17-20cm，宽20-40cm不等。坑口与坑底同样大小，坑的两旁则为白鹤用喙挖的泥土堆。在白鹤群觅食过的（鄱阳）湖底上，每平方米约有3-4个坑，像拖拉机翻耕过一样。

白鹤并非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只会翩翩起舞它的喙长175mm，脖颈长而有力，觅食时犹如农民的锄头（有一种锄头就叫“鹤嘴锄”）上下挥动，所以鹤群觅食后能留下一片仿佛拖拉机耕作后的土地（而且施过了肥）。没有看过这种情景的人，根本无法想象鸟类能为农业生产提供如此便利！

了解这个事实，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懂得羽衣仙女故事与赣文化的缘份。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羽衣仙女传说是鸟崇拜的一种遗存它与刻有“鸟田图”的出土铜器相互映照，指示出鸟类在古代生活中的重要位置。民以食为天，“饭稻羹鱼”的饮食习惯使韩地先民与鸟类相濡以沫地依存在一条食物链上，因此他们必然崇鸟畏鸟敬鸟爱鸟。有人曾反对“赣文化”这样的提法认为江西文化没有自己的特色。以上讨论恰恰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仅从鸟崇拜的自然基础与表现形态看我们也能感受到赣文化的独特性。在中国各区域文化中，还没有哪种文化可以像“赣”文化这样在一个“赣”字中集合它的地理、原住民及崇拜对象三要素。“赣”字的箍体有鸟形，除表示江西外又有“赐给”之义，以上所论与“赣”字形义恰相吻合，说明赣文化就是一种蒙受鸟惠的文化。在前几年的讨论中人们谈到要对韩文化心存感激，我认为真正的感激方式之一是将过去无理性的鸟崇拜引向今天理性的“鸟崇拜”--爱鸟护鸟。认识过去是为了走向未来今天的人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继续爱载和保护一直赐福于人的鸟类。不要说今天稻作文化还在继续就是今后生物工程与食品革命改变了稻米的生产甚至国人的饮食结构，我们的生活中仍然不能没有鸟类，这不单是道德问题或者文化传承问题，更牵涉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羽衣仙女故事的现代启示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要小心翼翼和未雨绸缪地维护鱼米之乡这片青绿水，给鸟儿也给人类自己留下一块安宁环境。我在英特网上看到，北美动物保护人士为了挽救仅剩100多只的鸣鹤（Grus americana），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采取了种种保护措施。“鹤鸣九天，声闻于野。······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他们的精神与方法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余论：“白鹤长城”——振兴江西的宝贵资源

羽衣仙女故事本属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它与江西的特殊关系又使其成为赣文化中一颗闪亮的珍珠，赣鄱大地因这个故事而贪显美丽，但它的作用尚不止干让赣人”知我江西、爱我江西”，老祖宗留下的这笔丰厚馈赠，我认为还可在“兴我江西"上产生非常重要的实际作用。

从“知我江西、爱我江西”走向“兴我江西”，理应是前几年赣文化讨论中的一根思想红线，但一度轰轰烈烈的那场讨论之所以后劲不济，关键是缺乏“兴我江西”的具体内容。要想获得全社会的持久关注，不能脱离当前江西发展的实际，否则侈谈往日的辉煌将徒增今人的失落感。江西省委、省政府最近提出要“举全省之力”打一场经济建设翻身仗，社会科学工作者有责任服务于这个主战场，而羽衣仙女故事作为赣文化中的一个美点，正可用来为江西的旅游资源增添亮色。据统计，江西1996年与1997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分别为3398万与4457万美元，约为江苏、浙江等邻省的十分之一，在全国排名均为第25位；1997年江西接待外国旅游者人数为32309人，不到江苏、浙江的十分之一。江西旅游业的落后不仅见诸数字，著名作家余秋雨一句“恕我直言”，让全中国读者都记住了南昌是全国省会城市中“不太好玩的一个”。江西人不能埋怨别人的批评，不管怎么说，余秋雨的话毕竞流露了南来北往客人对江西省城的一种观感。为了促进江西旅游事业的发展，改善赣地在国人心目中的印象（让南昌变得“好玩”起来），同时也是为了顺应源远流长的赣文化，我建议有关方面采取以下两项措施：

第一，恢复“浴仙池”旧址，在江西旅游图上画龙点睛。

洗马池作为一个老地名已不可能改动，但在它的旧址恢复当年那个“广不及半亩”的方塘并不困难。一旦在闹市中央重新凿出一泓碧水，在其四周刻石镌文来介绍羽衣仙女故事与豫章的渊源，那么一个纯粹商业性的营业地段陡然间便升华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遗产。中国各地的旅游者在这里看到的是牛郎织女故事之源，来自各大洲的旅游者看到的是一口沟通全球的文化池塘。洗马池这个名字带有庸俗的官本位色彩（南昌城里此类地名尚有皇殿侧、宫保第、状元桥等）而标举出蕴藉的“浴仙池”名称后，这个地段立刻获得极高的附加值，散发出动人遐思的无穷魅力。这不但是给南昌城里的风景名胜“做眼”，更是为江西旅游经济制造一个重要的“卖点”！旅游资源开发中有所谓独特性原则，一个地方如果能推介出与众不后的独特济源，而这种资源又非常稀缺及至绝无仅有，那么这个地方将对旅游者产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江西拥有全球最多的白鹤和形态最早的羽衣仙女故事，这两项相加导致“浴仙池”成为旅游竞争中至为难得的“最”字号资源，而“浴仙池”所在的豫章又非常靠近北纬30度线，这是世界上神秘故事的多发区！对于目前旅游大军的主力——青年学生与退休人员来说，羽衣仙女故事与他们猎奇怀旧的浪漫胃口正相契合，因此在南昌地图上添上这画龙点睛的一笔是非常必要的。还须提到，游客来江西不会只看一个地方，但南昌一带的景点散乱无章，游览时难以抓捕要领与特色。如果这项建议得以实施，那么南昌市中心有白鹤飞来的“浴仙池”，江边“鹤汀凫渚”之处有遥看“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滕王阁，近郊有善画各种怪鸟的朱耷纪念馆（今年有数万只白鹭在青云谱一带度夏），沿江而下可往鄱阳湖观鹤，或可往新余市游览“仙女湖”。如此一鹤相牵，主要旅游点现出有机的内在联系，“候鸟王国”的旅游特色昭然若揭。

第二，宣传“白鹤之乡”，让“第二长城”走向世界。

江西为白鹤之乡，豫章乃羽衣仙女故事产生之地，将这两个事实结合在一起对省内外进行宣传，应是当前江西旅游从业人员的一项紧迫任务。目前江西的导游尚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但这并非他们不学之过，生物学家也是到了80年代才知道鄱阳湖为鹤乡，而迄今为止介绍江西民间文学的文献资料一般都未提到羽衣仙女故事。看来首先应当开展一场普及教育，这对于宣传江西、发展旅游与保护环境都有好处。我一直持这样的观点：对一个地区最有效的宣传首先来自本地居民，试看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人士，哪一个谈起自己家乡来不是眉飞色舞？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与当地人的地方自豪感是有密切关系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江西人在外省人面前动辄介绍自己来自“老区”，经过这样反复的自我宣传，赣地在国人心目中贴上了一张落后的标签。因此当前应该正面宣传江西的优势，江西旅游的拳头产品固然多，但从公关形象上考虑，还是挑选优雅的白鹤充当赣省的形象代表较为适宜。为了强化“候鸟王国”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我建议统一用“白鹤之乡”这样的名称来对外宣传江西，同时将白鹤命名为江西的“省鸟”，因为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比江西更有鹤缘。与此相配合，可以考虑在每年“爱鸟周”活动期间，大张旗鼓地宣传江西的白鹤优势及其传说，将羽衣仙女故事讲述得妇孺皆知，让江西的“第二长城”走向世界。世界鹤类基金会会长阿奇波说：“鄱阳湖鹤类研究教育中心建成后，它对人们的吸引力将不会亚于中国的长城。”这个评价并非过甚其辞白鹤排成的“长城”是一种极为罕见并且难以解释的生物奇观，如果让这种奇观长久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姿态，那么无论对于江西还是世界来说都是一种重大损失。

羽衣仙女故事是一座内蕴丰富的冰山，本文的探讨只涉及其水面上的小小一角。这个故事以其奇特的想象，为全世界开启了一种“人鸟恋”的叙事模式，它的内容虽然简单，但其中的裸泳、水塘和稻田暗示出亚热带湿热地区的风土民情窥浴与窃衣又暴露了讲故事者的性别眼光，这些都是叙事学民俗学、民间文学、文化人类学工作者乃至女权主义者感兴趣的内容。至于在故事中担任主角的白鹤，它的种种奇特之处使其成为中国文化中一种高贵而神秘的鸟类，比它地位更高的似乎只有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凤凰。有人将“玄鸟”解释为鹤。一些迹像表明东夷民族或商民族的崇拜对象藿鸟（玄鸟的原型）可能就是鹤。这些都说明羽衣仙女故事值得继续发掘。本文率尔操觚，力有未逮之处比比皆是，吸盼博雅君子不齐赐教。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作者：傅修延

编辑：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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