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当大任的显贵：日本近代贵族走向消亡

所评图书：

书名：《华族：日本近代贵族兴衰史》

作者：（日）小田部雄次

译者：霍东昆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1月

明治维新不久后的1869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华族令》，宣布由公卿、诸侯和维新功臣等阶层的成员，组成一个新阶层“华族”。这类似于英国的封爵贵族。华族也有封爵、世袭地位以及相应的资产。主要由华族议员组成的贵族院，是日本近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构建华族这一阶层，重要目的是将之作为“皇室之藩屏”。当然，难以言表的用意其实是为了弥合江户时代的公卿，以及在明治维新期间划入不同阵营的各路诸侯，还有维新功臣这样的“从龙新贵”之间的仇恨，将之纳入一个阶层，通过广泛的通婚，创建共同利益，营造共同体意识，消弭造成国家不稳定的因素。当然，从另一个层面看，扩大华族的设定，本身就增加了可供皇室挑选后妃的范围，这就有益于改善日本天皇体系的生育传承活力。

华族作为阶层被创立以后，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岩仓具视等人对于华族参与政治问题持不同看法。木户和伊藤赞同华族参与政治，这不仅是对英国等欧洲国家政制的效仿，而且也有益于缓解华族的衰落。从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古代和近代历史来看，贵族阶层一定会随着迭代传承而衰退，新贵也一定会出现，有时这将不可避免引发震荡。但反对者也不无道理。华族垄断哪怕是部分的政治权力，必然造成政治流动的堵塞，这可能使得相当部分的才识之士因无法进入体制，而成为对抗强权的“罗宾汉”。

长期致力于日本近现代史研究的日本历史学家、静冈福祉大学名誉教授小田部雄次在其所著的《华族：日本近代贵族兴衰史》一书中，以日本华族后裔团体霞会馆编纂的《平成新修 原华族家系大成》为基础，为读者解读了1869-1947年日本华族这一贵族阶层的成立、演变和消亡历史。

《华族：日本近代贵族兴衰史》一书指出，在78年时间里，享有华族这一称号的共有1011个家族——1947年废止华族制度时，尚有889个华族家族存留。书中探讨了不同时期不同等级、类别的华族家族，清楚地指出，华族成员虽然享有成为贵族院议员等种种特权，但与过去的大名相去甚远。一些在19世纪中期以后才涌现出的华族家族，因当事人离世，其二代、三代成员很快就陷入了生活窘境。而许多公卿、诸侯出身的华族，同样难免凋亡的结局。

举例来看，公家华族中的近卫一家十分显赫，但即便如此，也不得不依靠借款生活，该家族后来在政坛中崛起的成员近卫文麿（二战时出任日本首相，犯有战争罪行）的父亲过早离世，以至于家中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想尽办法变卖家财。

正如《华族：日本近代贵族兴衰史》书中谈到的，华族作为贵族阶层，既享有政治特权，也有不可拒绝的政治义务。这种情况下，连传承了很多代的清水德川家也因为实在承担不了华族礼遇的成本，不得不在1899年放弃了伯爵爵位。

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华族家族借助政治特权，成功地获得了诸如国有银行的经营权和重要股份，殖民地产业开发、运输和工业项目管理等经济特权，拥有可观财富，并因此在华族爵位上进阶。

华族作为贵族阶层，还因日本的扩张而将琉球王族、朝鲜王族以及朝鲜、中国台湾的一些所谓有功之臣纳入。当然，日本二战战败以后，朝鲜半岛恢复独立，分立成立了朝鲜和韩国。那些曾被赐予日本爵位、列入日本华族的韩国前政要，身败名裂，并列为“大贼”。

《华族：日本近代贵族兴衰史》书中谈到，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40年代，日本政府为保持华族传承，还为之专门设定了教育内容，其中包括传统教育内容、军务教育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过精英式教育的华族子弟，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明显优于平民子弟，这也让华族“皇室之藩屏”的职能看起来是一个大笑话。

对于华族这一明显带有中古时代色彩的阶层设置，华族制度存续的78年内，也不断曝出批判的声音。反对者强调华族不可避免流于腐朽，还会脱离人民。虽然英国贵族阶层子弟在一战期间踊跃参军，付出了重大牺牲，但是熟知中国古代历史的批判者们同样能举出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强调腐朽世家贵族纯粹就是国家的蛀虫。

如前述，华族作为贵族阶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剧烈变幻的历史进程中，会加速消亡。《华族：日本近代贵族兴衰史》书中也谈到了大批华族成员从政治、经济显赫位置脱离，在其他行业发展的情况，这其中最典型、当时也引起了最多舆论争议的就是很多华族年轻子弟在日本引进电影技术、发展电影产业后，成为了电影制片人和演员，甚至不乏华族女性成员成为女演员，她们还为杂志拍摄封面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