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凄美轮回

你是否在某个年龄，突然感叹人生到底有没有命运这回事？

命运是一个让人又敬又怕、可能又让人有些不甘的东西。佛家叫业力，精神分析叫重复。

它暗示着某种轮回，一旦被成长中的一些内在情感所锚定，这个锚定就可能成为一个原点，一个能把生命中的其他发生都吸引过来的原点。

在轮回的层面上，人与人是最平等的，无论名人、伟人还是普通人。

张爱玲是一代传奇。她的文字练达灵动，对人性的洞察有一份无畏的深刻，读她的作品是总能读到她自己的观点的。

而似乎，鉴赏她时，也总躲不开她生命中挥之不去的轮回，只是这个轮回让人感到更凄美、更决绝。

轮回，可以理解为某些体验周期性地重复出现。

张爱玲得到的爱，总与痛感相伴相生。

父亲对于张爱玲就是这样一个爱与痛极其交织的人。

在爱玲的记忆中，对父亲是有过温暖回忆的。父亲在爱玲幼年时有过一段时常在书房陪伴她讨论文学的时光，并鼓励她写作。

可短暂的美好过后，妻子的离去、自身的状态，让父亲怨气越来越重。

或许也有随着女儿的长大、青春气息袭来时激活的焦虑，父亲对她经常忽冷忽热，脾气暴躁。

最严重的一次暴力是在父亲再婚娶了孙用蕃女士之后。

一次，爱玲与继母发生了一场激烈冲突，父亲不问青红皂白就暴打了张爱玲一顿，还从此将她囚禁了起来，这一囚禁，就是半年。

不知道这半年时间里，张爱玲的内心世界对父亲的爱，有没有在冰冷的痛苦中一点一点被吞噬殆尽。

她是否会体验为与另一个女人的竞争失败，带给自己的屈辱。爱与痛的体验在她心中发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

她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出现在她生命之初时，也给她留下了同样美好的文学时光。在那间初识的客厅里，胡兰成天南海北、时事政治，侃侃而谈。

我看到这个桥段时只觉得这个男人眼中没有真正的这个女人，只有他自己。用精神分析的话来说就是他的眼中没有客体。

而这样的自恋，在张爱玲心中没有唤起厌烦和离去，也许潜意识里还从中看到了一份深深的幻想：你自我感觉这样良好，我如果和你在一起，我就会像你一样感觉自己很好。 这是一种自恋性的融合。

胡兰成的政治身份，已经给张爱玲带来了很大伤害；随后胡兰成不断与其他女性爱恋、重婚。

面对这样反复的欺骗、背叛和对她感情的轻蔑，张爱玲却用了很多年才下定决心从这个关系中结束出来。

一个人受到情伤，我们可以理解为她选择了情伤，选择了在“似曾相识”的关系里体验熟悉的感觉。

张爱玲第二任婚姻是在她36岁时嫁给了65岁的赖雅，一个经济窘困需要救济的作家。

后来的很多年里，赖雅因为身体疾病卧床不能自理，张爱玲守在身边照顾到最后。

这里除了一份令人敬佩的相守故事之外，似乎还写着她对一个虚弱男性的拯救欲望。

这也许是早在她童年，看到父亲因长年抽大烟、泡妓院导致的精神涣散、意识模糊的那段岁月里，就已经写下的执扭愿望。

张爱玲的生命像被刻下了某种标记，每当爱的能量被唤起，就会把她带到某种有苦有虐的体验里。

轮回，还可以理解为人生只要到达某个点，就会回到某个点。似乎回到原点成了这颗个体星球的运行轨道。

张爱玲实现了她自己所言的“出名要趁早”，不仅在幼时便开始了写作的起点，一部《倾城之恋》更是让23岁的她一震文坛。

而她却在此时陷入与胡兰成的情感纠葛中，使张爱玲随后几年里从创作高峰突然落入沉寂。

1952年，32岁的张爱玲申请再次来到香港。

在香港期间虽然媒体渲染她落魄不堪的处境，可实际上这个阶段，张爱玲任职在“美国新闻处”, 小说《秧歌》、《赤地之恋》还成为影业公司的主力剧本。

用她自己在信中的话说：“在港写作的速率已经打破自己的纪录”。

然而，她再一次放下这一切，远赴遥远陌生的美国。离开香港也许有她个人对时事预感的原因。

但我猜想，一次次的迁徙中包含着一种吸引力：是“离开”这个动作本身，就对张爱玲所具有的吸引力。

张爱玲童年，是在母亲的反复离开中长大的。

一次是在她四岁时，母亲因为对婚姻的绝望、对父亲的愤怒，毅然离开家庭，飘洋过海，去到大洋彼岸寻求心中的理想生活。

分别那天，张爱玲站在簇拥的人群中，静静地看着母亲在床边哭泣。这一走，就是爱玲四年没有再见到母亲的童年。

四年后张爱玲八岁时，母亲因收到父亲悔改哀求的信，回到了这个家庭。相见那天，却没有爱玲幻想中的惊喜、拥抱，没有四年未见的悲戚。

相反，母亲非常平淡、隔离地指责她的衣服太小了，刘海太长了。

不知道此刻张爱玲是否在想象破灭的瞬间感到了一种羞耻，这个羞耻就是：原来这几年里，我如此想念你，你却没有同样想念着我。

第二次分离是在母亲回来的两年后，因为父亲的堕落恶习没有改变，甚至开始对母亲经济封锁，于是母亲断然提出离婚。

第二年，11岁的张爱玲正在寄宿学校读书，母亲突然来到学校，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将要再次出国。

这次爱玲没有再表现出依依惜别。母亲走后，她才在树荫下放声大哭。从那以后，她开始了隐藏自己的情感。

所以，她最后将自己归宿于的那个大洋彼岸，对她潜意识而言也许并不陌生，那里藏着她心中为奔赴理想而几次离自己而去的母亲。也许她早已心随往之，使她后半生在漂泊的感觉中感受到归宿。

晚年在美国，张爱玲仍然不断搬家。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逃离每个房子都感觉重复出现的虱子。

“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绝代佳句，一语成谶。

虱子是一个很有动力性的意象。它爬到人皮肤上的感觉，是一种婴儿与母亲亲密接触时幻化的感受。这是张爱玲与母亲关系中未解的冲突。

或许，一个人的童年，当母亲不在身边，潜意识帮助她做了一种补偿性的想象。恶心的关系也好过没有关系。

试想一下，一个人最惨的状态可能是，身边连一只虱子都没有。

虱子从微小的缝隙也能进入身体，这让人感到边界被突破是一个必然，有一种防无可防的感觉。

这个突破边界的感觉，在父亲对她的殴打暴力里，在母亲对她的要求控制里，不知道是否被她反复体验过。

虱子钻空的特点，也让人联想到一种性冲突带来的压抑，那是一种对性的渴望与恐惧同等张力的冲突。

虱子爬在身上的感受甚至让人联想到父亲的胡子摩擦在孩子脸上的感受。

不知道在父亲变得乖戾暴躁之前，在那一米阳光的书房里，有没有给张爱玲留下这样的互动体验，那可能是作为一个女儿潜意识里无法抹掉的渴望。

1995年，张爱玲在洛杉矶的一个寓所中死去，几天后才被人发现，一代芳华以此落幕。

据最后到场的友人回忆，爱玲的浴室里到处是一次性纸巾，厨房里也多是一次性餐具。

这些一次性的东西像在替张爱玲诉说：自己的人生是一场经过但未曾拥有的旅程。

一次性的东西也让张爱玲不断体验着与一个客体“离开”带来的熟悉感。

不稳定带来了最熟悉的稳定，这或许成为了张爱玲让人唏嘘的凄美轮回。

作者：关常晶&陶芳 UM心理第三季传播师学员

编辑 | 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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