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子
“康乾盛世”根本就是满清皇帝自己吹嘘出来的严重注水的末世。有些人以“满清能坐稳江山”反证他们实行仁政，实在是对秦式帝国的统治逻辑过于隔阂，满清能站稳脚跟，靠的恰恰不是好，而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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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乾三朝巩固了清帝国的统治，是因为施行「仁政」吗？
需要纠正一个常见的史观错误，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
「得民心」与「得天下」没有必然的关系，六国都比暴秦得民心，最后都被秦军武力征服。相反，很多在位统治者喜欢利用这句话，为自己的统治正名，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得天下」，是因为「得民心」。
实际上，法家鼻祖商鞅对统治之术有深刻而又尖锐的见解：只有国富民穷，国强民弱，才最利于统治。
《商君书·弱民》中说：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商鞅认为
国家利益跟民众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可见在专制帝王眼中，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不是同步的，甚至多数时候是背离的，他们维系统治的手段，是不断从社会民间汲取资源，让中央政府占有多数资源。
国家有钱，还要当作穷国来治理（指国家少承担福利、救灾等义务），才会越来越强（「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见《商君书·去强》）。
历史的道理，就像风月宝鉴，一面给老百姓看，上面写着「得民心者得天下」，一面给统治者看，上面写着「控制」、「汲取」、「弱民」……
有清一代二百六十八年，如果不是列强叩关，或许能统治更久。显然，清帝国的统治手段是有效的。我们分别从几个维度观察：财政控制、思想控制、武装控制、行为控制。
财政控制
首先来看看清初的财政。
中国老百姓的税赋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地租，一般以粮米或钱的形式缴纳。第二种是劳役，就是无偿为政府打工，通常是土木建设或运输，期间政府不仅不用给工资，连产生的伙食、衣物、交通费用都要自己承担。第三种是实物，如麻布、丝绸或地方特产等。
老百姓通常对税率不甚敏感，有口饭吃就安安稳稳做顺民。最害怕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劳役。帮政府做事，动辄得咎，往往赔得倾家荡产，甚至死人也常有发生。另一件是官吏的腐败盘剥、中饱私囊，往往底层百姓所缴，高出数倍，还没有标准。
所以诸葛亮治蜀，虽然严刑峻法，税赋极重，但能相对公平，要多少说多少，官员不敢任意加码，很多百姓怀念他的治理。
清朝继承了明朝张居正改革的成果，土地税更加健康，除在运河地区仍征收漕粮，其余地方的税收均以货币缴纳。
雍正年间，完成了摊丁入亩的改革，不再按照户口或人口征税，政府征收大大简化。再加上「火耗归公」，中间环节的浪费、腐败得到控制。
综合而言，清初政府的税收手段比较简单高效，所以能维持高额赋税，却没有引发民间激烈反抗。
清朝中前期的几次大规模叛乱，如嘉庆年间的白莲教之乱、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之乱，主要都不是经济原因，而是以信仰凝聚的地下社会行为。
思想控制
再说思想控制。
蒙元与满清两大帝国，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军事征服中原后建立。所不同之处在于，元朝统治仅不到 100 年，而清朝统治近 300 年。国祚殊异，除了蒙古民族缺少统治经验，对社会控制能力有限，另一个原因是思想控制上的差别。
蒙古人信奉家产制国家观，赤裸裸地认为天下一切都是皇帝的私产，皇帝与大臣之间理论上也是一种主奴关系，可以任意处置。（大司马按：这是理论上的，实际上蒙古怯薛虽然理论地位不高，但自成一个团体且有团体认同，不会出现王安石之类的叛徒帮大汗整治同僚，大汗对怯薛们虽然表面上尊重可能不及大臣，但比大臣亲近得多，就像日本的谱代家臣一样。）
虽然多数专制帝王都将天下臣民视作可以随便收割的韭菜，他们实际上的收割力度也远胜于蒙元君王，他们还是会在收割关系面前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薄纱。
对康熙皇帝颇有研究的姚念慈教授说：
清代统治者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保证满族的统治地位不可动摇，也不仅在于避免满族被汉人同化，更在于竭尽全力使主体民族，即被统治民族汉族，接受满族统治承继中原历代王朝的正朔，并承认这种统治的最大合理性与合法性。
姚念慈教授认为，三藩之乱中的惨胜，及其间的满汉矛盾，成了康熙帝一生的阴影。《起居注》中说：「三逆之事，非终身可忘者也。」
他原以为，凭借兵力与财力的碾压性优势，三藩可以传檄而定。没想到，他忽视了各地官吏将士及广大民众的政治倾向。起兵不到一年，八省俱陷，最严重时，蔓延至十五省。若非吴三桂放清军入关，杀死永历帝，在民众心中道义先输了一着，又在永兴之战时突然死去，战争恐怕会持续更久。
因此，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均致力构建满清「得天下之正」的历史叙事。
康熙五十六年《面谕》说：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雍正《大义觉迷录》中说：
本朝之得天下，较之成汤之放桀、周武之伐纣，更为名正而言顺。
乾隆在《世祖章皇帝实录序》中写道：
自古得天下之正，未之有比也。
这三个孙子
极力把末世吹嘘成盛世
在他们的叙事中，努尔哈赤、皇太极「初无取天下之心」，皇太极兵围北京城，能取而不取，仿佛「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圣王周文王。刻薄寡恩、刚愎自用的崇祯帝，成了生不逢时、无力回天的背锅侠，不当亡而亡，所以清军入关，为崇祯发丧，剿灭「闯贼」，顺天应人，以继明朝之正统。
康熙以帝王心术，将政治作秀玩得淋漓尽致。康熙二十三年南巡，亲祭明孝陵，题「治隆唐宋」，行三跪九叩礼，将暴君朱元璋捧上了新高度，以拉拢治下汉人，却对年过七旬的疑似朱三太子赶尽杀绝。
康熙又拜孔子阙里，三跪九叩，以统战士大夫知识分子，却自诩道德、理论与实践定于一尊的教主，将汉人理学名臣（如熊赐履、汤斌、李光地、魏象枢）一概打倒，冠以「伪理学」之名。经学家、年仅四十岁就做到宰辅高位的「乌头宰相」魏裔介称康熙「以君道而兼师道」。
康熙皇帝曾向来华传教士学习算数、天文、历法等知识，其实，他并非对知识本身感兴趣，不过是用西学知识四处显摆，折辱汉人知识分子，如计算河水流量。
康熙又用粗浅的数学知识穿凿附会，测算律吕，亲自制礼作乐，表明其不仅是太阿在握的君主，还是学贯中西的教主，至圣至明，当世无双。
思想控制登峰造极之事，便是文字狱。
据《清代文字狱的整体状况与清人的载述》一文统计，康雍乾三朝文字狱共 171 起，其中康熙朝 11 起，雍正朝 25 起，乾隆朝 135 起。
康熙朝多为明清鼎革的史料；雍正朝多为党派牵连，如年羹尧案；到了乾隆朝，文字狱波及粗通文墨的社会下层，「盛世」之下，发发牢骚，或是用词不慎都是不允许的。案发后的处理非常任意，动辄牵连数百人，斩首或流放。
权力看似握于紫禁城中皇帝一人之手，实则无所不及，王汎森教授将其称为「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普遍的心理恐惧之下，是自我禁抑、自我审查和自我删改。稍有敏感的话题，能不碰就不碰。出版物中可能涉及的「敏感词」，则用一套隐语系统替代，如用「汉」、「宋」指代「明」，以「秦」、「金」指代「清」。
还有更高级的「韵目代字」，如同谍战中的密码本，遇到看不明白的字词，需要从密码本中找到对应的真字，如顾炎武文集中，以「文覃举庚」指「云南举兵」。
王汎森先生认为，清代对文化领域的压制产生「涟漪效应」，带来各种文化领域的萎缩、公共空间的萎缩、政治批评意识的萎缩、自我心灵的萎缩，形成一种万民退隐的心态、「非政治化」的心态。
政治干预文化领域，不只是积极改造人们怎么想，而且要人们朝着其方向想，或是要人们什么都不想。
如果一个时代，民众纷纷回避政治话题，不敢参与政治，这个时代终究是个「万马齐喑」，没有希望的时代。对当权者的反噬，只会随着时间，变本加厉的到来。
满清入关后，封杀记载其屠城暴行的文字记录。到了清末，《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禁书，成了革命党的宣传武器。
然而，这两部著作所述并非事实，记载的 80 万死伤，真实数据是 8 万。当颟顸的清政府堵住大家的嘴时，只是将仇恨暂时掩盖，他们是否想得到，将来推翻他们的人，煽动了数倍的仇恨？
武装控制
接下来说说武装控制。
满清入关定都北京后，在京城中实施旗人与非旗人内外城分居的制度。内城全部由八旗军民居住，非旗人只能住在外城，且人口比例数量远低于旗人。以乾隆四十六年为例，京城中八旗兵丁约 16 万人，驻京旗人约 70 万人，而外城的非旗人只有 23.5 万人。
清政府向京城的旗人发放俸禄银米，将他们「包养」起来，只允许从政或当兵，不能从事其他行业，也不能随意迁居。原本尚武的八旗子弟，迅速堕落成只会提笼遛鸟的闲散人。
旗人们被包养得武德丧尽
清朝灭亡后只能靠唱戏、说相声为生
等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腐朽的八旗和绿营不堪一击，清政府不得不启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官，训练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军队才逐渐为汉人控制。
到了清末，袁世凯训练新军。满清朝廷自顾不暇，思想控制上无能为力，等新军逐渐吸收了革命思想，天下就不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了，此是后话。
行为控制
最后说说行为控制。
秦制帝国视大家族等小共同体为政权的威胁，他们不许民众亲属聚族而居，让底层小民而非家族共同体直接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如商鞅变法要求，「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朱元璋立国后，制定土地鱼鳞册和户籍黄册，将人口牢牢捆绑在土地上，无法任意迁徙和转业。
清朝对人口流动非常警惕，特别是有宗教色彩的结社、聚集活动，和尚、乞丐、游商，都是重点防范的对象。他们这些下层外来人口被污名化，成为人们恐慌和恶意的发泄渠道。
在没有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年代，政府只能依赖基层和民间的力量，清剿可能存在的威胁。民间普遍仇外，一旦国家动员，他们就会努力抓住这些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迫害比自己更弱的人。美国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在他的名著《叫魂》中有着精彩的剖析。
为监控官员，康熙皇帝发明了一套密折制度，允许部分信任的官员，绕过政府机关，将奏文直接送达皇帝御前，由皇帝亲自批答。雍正皇帝又设立军机处，完备密折制度。军机处按照皇帝的意愿处理密折，成为清朝掌握实际权力的机构。
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这不过是又一次皇权绕过政府的设计，新的机构监督过去的腐败，新的机构又成了新的腐败源头。而在一次次的叠床架屋之中，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达到极致，也将风险积累到最大。最后，终于将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全部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姚念慈教授说得好：
一代君主在位的时间，甚至一个王朝延续的久暂，都不应是治史者予以黜骘的标准。我认为，政治史研究更重要的目的，是在于探索一个王朝得以延续的各种因素，为了获得并维持这种局面而使社会付出的代价，以及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是否能令一个社会重生活力。
清朝的国祚绵延，不过是以全社会的活力，为一家一姓之统治续命，断断称不上是什么「盛世」，更不是采用「仁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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