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人类社会能否被计划？

20世纪最伟大、最冷酷的预言

乌托邦主义者在苏联、东欧等地用“科学方法”运行经济，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进行生产与分配，妄想构建起一个没有危机、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人间天堂。最终迎来的却是经济崩溃、政治动荡、人伦毁灭、文明倒退。

欧美各国相继通过“绝育法案”、纳粹以“劣等民族的名义”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吉普赛人、斯拉夫人......1920年代，苏联的伊万诺夫教授在苏呼米猿猴繁殖基地开展了骇人听闻的“人猿杂交实验”，试图打造不知疲倦、刀枪不入的超级战士。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试图用“科学方法”控制人类进化的路径，只有基因优良的人才能生育，含有劣等基因的人应该被彻底淘汰。他们宣称：“从个人的角度看，他们灭亡了，但从人类的角度看，人类进化了。

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他预言：乌托邦主义的实验注定只能带来混乱、匮乏和奴役。此文随后被扩充为一本旷世巨著《社会主义(Sozialismus)》。米塞斯从未去过苏联，甚至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都尚未开始，就在能在书房中仅靠逻辑推理得出这一先知般的结论。

苏联计划经济开始于1928年。1961年，持续研究苏联经济并掌握了大量的数据的诺奖得主萨缪尔森在风靡全球的《经济学》中预测，“苏联经济将在1997年赶超美国。”然而，1991年，苏联崩溃了。

以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的学问，经济学必须根植于对人性的研究。米塞斯对“计划经济”的推理就是从“主观价值论”“人的行动学”等在他看来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一步步推理演绎。

掌握信息、数据的多寡并不意味着离真相越近，如果思考的框架错了，那么谬误将会抢占人们的心智。

权利的计算和交易

科斯定理认为，谁成本低，谁承担责任。但是这里的成本仅仅是“货币成本”，但假如存在非货币形式的心理成本，又该怎么计算呢？正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国王都不能侵犯我的私有产权，凭什么以社会总体利益的名义就能使侵犯就变得合理了呢？不同人之间的价值是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加总计算的。

自从科学方法论统治人文社科领域后，致命的自负者不断沉迷于抽象的概念——社会’‘国家’‘阶级’，他们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描述成‘毫无生命的自由原子’， 他们消解了伦理道德，他们追求价值中立，驱逐价值判断，最终把人类社会引向奴役之路。”

奥地利学派霍普在《私有财产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中认为“科斯定理”严重侵犯了私人产权。如果按照科斯定理运作，财产权的边界模糊不清，道理很简单，物品的成本和市价都是在不断变化的。这将导致社会不存在稳定的财产权预期。 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根基，一个产权预期不稳定的国家，就不会出现繁荣。

奥派鼻祖门格尔提出了“主观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是人赋予的，它只能分出高下，而不能衡量出价值的具体大小；人类的主观感受无法被精确衡量。

当经济活动结束后，由于缺少价格信号，它只能统计出消耗了多少吨钢铁，多少劳动力等等，却无法核算总成本是多少。由于每个人的内心世界不可知，它无法得知每个人的需求是否被满足---经济活动的总收益无法计算。当成本与收益都无法计算时，就无法确定稀缺资源是否被有效利用。

人类的真实想法是无法准确衡量和随时变动的。外在物质世界可以被精确衡量，如一瓶水多少体积能用毫升来衡量。即便有一个无所不能的组织能掌握全社会的生产要素，如钢铁、劳动力等等---它可以计划生产任何商品和服务来满足民众的要求。当它询问民众的需求时，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心中对商品与服务的重要性进行排序---有人想吃面包，有人想住房，而有人会隐瞒真实想法等等。

米塞斯认为，问题的要害在于“不可度量的人类主观感受”与“可度量的客观物质世界”之间缺乏桥梁，市场交易出来的“真实价格”准确地说就是基于货币的经济计算。在乌托邦主义描绘的人间天堂中，由于没有私人产权，也就不存在自由交易，因此不可能产生“价格”，也就无法进行经济计算，长此以往，经济必然崩溃。

经济学根基是个人主义

1845年，英国人吉芬在爱尔兰发现：由于持续的大饥荒，土豆价格暴涨，但人们对土豆的需求依旧很大。这明显违背了经济学大厦的根基——“需求定理”：价格越高，需求越少。这就是著名的“吉芬商品难题”。

奥地利学派认为“人行为的根据是对自己各种欲望重要性的排序。”——人们首先要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吃饱穿暖，相比之下，其他欲望都是次要的。正常情况下，人在基本生理需求被满足后，其余商品会按照“需求定理”所展示的那样“价格越高，需求越少”。而在爱尔兰大饥荒，“活着”成了人的第一的需求，只要有钱，首先要买的就是土豆，而人们对土豆的需求也必然减少——以前一顿饱饭需要3个土豆，而现在只要能吃到半个土豆就满足了。所以“需求定理”依旧成立。

除预言“计划经济必然失败”外，米塞斯还成功预测了1929年的大萧条，他不仅保住了自己的身家财富，还成功挽救了奥地利的经济。而“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和“第一代货币主义者”欧文·费雪持续研究美国经济和股市走势，结果，二人在大萧条中损失惨重——凯恩斯一半身家付诸东流，欧文·费雪不仅亏光了全部身家，还欠下了巨额债务，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认为，人类的知识除了经验之外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人类的理性。人类的心灵有独特的结构，由这些结构所推导出来的知识被称为“先验知识”或者“形式的科学”，例如数学、几何学。康德认为人类是依靠“先验的知识”来认识外部世界的。“先验知识”是人类的底层操作系统，而“经验知识”只是输入操作系统里的数据。

奥派经济学牢牢地锚定“人”这一核心问题，追随康德“先验的知识”哲学。经济学的根基必须是彻底的“个人主义”，任何抽象的“国家、社会、民族”都是由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人组成的，放弃具体的“人”而研究抽象的“国家”无异于本末倒置。

米塞斯通过《人的行为》，罗斯巴德通过《人、经济与国家》为康德的“先验论”添加了一个新的分支，那就是经济学。在这两本巨著中，他们从几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一步步重构经济学大厦。

计划经济与科学主义

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让人类再次陷入了致命的自负：无论是东亚还是欧美，不断有科技精英提出凭借“大数据+人工智能”复活“计划经济”。

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让人类看到了治愈癌症等绝症的新希望，但“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因此重新抬头：人类通过技术可以摆脱遗传的限制，随心所欲地设计自身，世界上将不再有疾病，人类的智商将提高上百倍，既可以消灭贫困与不公，还可以加速人类的进化。

那些试图用科学方法，致力于发现永恒不变的“社会规律”，并由极少数精英对这些规律进行直接控制与运用的“唯科学主义者”，恰恰忽略了科学的最基本前提，因此是“科学的反革命”。这是导致20世纪文明倒退、经济匮乏、社会混乱与人道灾难的根本原因。

上海中鹰黑森林投资集团副总裁、知名债务重组专家王佳佳博士表示，人类经济活动的背后是千百万人观念的定式和历史文化的综合，不参考经济史所提供的丰富内容，纯粹的数学模型永远走不出自娱自乐的泥沼。《科学的反革命》警惕的是“理性的滥用”，真正关注的是在自由与奴役之间，人类到底会走哪条道路的重大问题。

经济学，社会学乃至一切涉及人类社会的研究，绝不可能是数学或者物理学所代表的那种“永恒真理”，它必然更像生物学逻辑。生物学的研究范式不是靠严谨的数学公式体现其深邃的价值，而是依赖大量物种进化的细节展示其统一逻辑的强大威力。

社会科学的世界是人的主观世界，研究的对象从根本上来讲是人类的心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人的行为受不同观念的影响会随时产生变化，人类社会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涌现现象”，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精确预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