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城与乔生：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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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城病愈之后，史孝廉理当践约将连城许配给乔生，谁知在连城病危时冷眼旁观的王公子，此时却倚势横蛮，以讼官作威胁，逼迫史孝廉承认原来的婚约。史孝廉不得已，只好设宴款待乔生，以千金相谢。

乔生正色言道：“仆所以不爱膺肉者，聊以报知已耳。岂货肉者哉！”话语铿锵坚决，掷地有声，显示了乔生这个奇男子的铮铮铁骨。

这一次，更使连城感动万分，但她无法抗拒封建包办婚姻制度强加的不幸，只得托言老媪慰藉乔生。

连城和乔生的一段对答，表现了这对青年男女爱情的加深，特别是乔生心迹的表白，更鲜明地表现了他对爱情的看法，他追求的是“知己之爱”，不同于以往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爱情观点。

回顾前面的描写，我们发现小说没有一处写到连城的美色，也没有描写乔生对连城“一见钟情”，以貌取人，这显然是有深意的。作者所歌颂的这种“知己之爱”，是文学作品中爱情描写的新发展，是当时民主自由思想的一种表现，无疑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在乔生与连城的爱情发展到互矢忠诚之后，小说紧接着展开了一连串的浪漫主义描写：男女主人公邂逅相遇，竟彼此认得，脉脉传情；王氏择吉迎娶，连城却突然“前症又作，数月寻死”；乔生闻耗，前往凭吊，竟“一痛而绝”；死后魂归地府，仍然眷恋不舍，寻找连城。

这些描写不仅使情节腾挪跌宕，引人入胜，而且写来有详有略，笔墨时浓时淡，使小说增添若干奇异色彩，表现了蒲老先生的高超才艺。

在这些幻想情节中，乔生阴间寻知己的描写占据重要的地位，蒲松龄老先生花了较大篇幅来描述。

乔生在史家死去，尸体虽然舁送回家，但魂灵却追迹连城。来到地府，恰巧遇见生前相好的顾生。顾生在阴曹任典牍，因为这个缘故，乔生见到了连城。

读到这里，我们回顾小说的开端，才深切了解有关顾生的描写，除了突出乔生的侠义性格外，也还是为后面情节发展设下的伏笔，其构思的巧妙，实在令人赞佩。

连城和乔生相见一段，文字描写虽然简略，却非常准确、传神。连城“见生至，骤起似喜，略问所来”，在哀戚中突然遇见情人，当然惊喜交集。

“骤起”二字，活写出连城在惊喜中不觉站立之状。既“喜”而又说“似”，则喜非真喜，实是悲喜参半。

“略问”一词，说明这是匆促间的问讯。这些描绘，使人物神情毕现。见面以后，乔生表白心迹：“卿死，仆何敢生？”

更激起连城内心的波澜，她无限哀伤，不禁泪如雨下，泣诉衷情，誓愿来世再成连理。

而乔生因为与连城在阳世不能相谐，在阴间却得聚会，竟然“乐死不愿生”。

这一段情节，写出乔生对“知己”的深重感情，同时又把当时社会对青年一代的残酷迫害，揭露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是对建立在金钱和权势基础上的不合理婚姻制度的控诉。

乔生和连城的纯真爱情，深深感动了顾生，他为之稽查上禀，终于让他们还魂再生。

这就写出了真挚爱情的重大作用：可以影响冥府。蒲老先生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来表示他对生死不渝的“知己之爱”的热情赞颂。

乔生和连城在返回阳世途中，本来没有什么事件可以描述，一般作者也许把它一笔带过。但在蒲松龄老先生笔下，平凡之处起波澜，出现了连城乔生二人逡巡不敢复生的描写，使本来就曲折的故事更为曲折，本来就变幻的情节更多变幻。

设想奇特，出人意表，实在令人击节。

“途中，连城行蹇缓，里余辄一息；凡十余息，始见里门。连城曰：重生后，惧有反覆。请索妾骸骨来，妾以君家生，当无悔也。生然之。偕归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佇待之。女曰：'妾至此，四肢摇摇，似无所主。志恐不遂，尚宜审谋;不然，生后何能自由？相将入侧厢中。默定少时，连城笑曰：'君憎妾耶?’生惊问其故。赧然曰：'恐事不谐，重负君矣。请先以鬼报也。生喜，极尽欢恋。因徘徊不敢遽生，寄厢中者三日。”

担心“生后何能自由？”“惧有反覆”而“徘徊不敢遽生”，这些情节充分暴露了封建社会的沉重压力。同时，我们还看到连城思想性格的发展：她钟情乔生，对于封建势力的压迫，以前她无法抗拒，只能“矢诚自剖”誓以来生；经历了阴间的曲折磨难她变得勇敢坚强，主动地“请先以鬼报”，以实际行动来反抗封建礼教的压迫，这就突出表现了她争取自由爱情的坚强意志。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乔生、连城还魂后，封建势力果然疯狂地向他们扑来，乔生和连城毫不退缩。矛盾双方尖锐冲突，一方为了维护封建权威，一方却要争取自由幸福，斗争发展到白热化阶段，从而把情节推向高潮，人物的思想性格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表现，形象也最后得到完成。

连城在乔家复生，消息传到王某处，这个冷酷无情的商贾之子又来抢夺连城。为了达到其卑鄙目的，他“具词申理”，并向官府行贿。

“官受赂，判归王”。这段描写虽然简略，却点出了富豪商贾与官府的勾结，揭示了封建社会官绅同流合污的本质。

蒲松龄老先生把批判矛头进一步刺向统治阶级，使这场争取自由爱情的斗争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小说展示的社会内容更为广阔，而主题也就开掘更深。

在这部分，蒲松龄还饱蘸同情的笔墨，着重描写了连城这个叛逆女性。连城复生后，对她父亲说：“儿已委身乔郎矣，更无归理。如有变动，但仍一死！”态度非常坚决，反抗礼教的思想性格又有了新的发展；被官府判归王家后，仍不屈服，以绝食、自缢坚持斗争，终于迫使封建势力退让。这一对经历了生死患难的情人幸福地结合了，“知己之爱”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故事写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了，但作者意犹未尽，又添了一个小小的尾巴，这就是另一个人物宾娘复活，千里来奔。

在艺术上说，这段描写也有必要，它与前面阴间的情节相照应，使人物事件有圆满的交代，但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作者对故事主人公的同情，给不幸者以美好的结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者的一颗赤诚的心。

读过《聊斋志异》全书的读者会发现，在小说许多篇章中，蒲松龄对遭受不幸的好人总是同情的，总是写他们得到好的报应。这种处理显然表现了作家对与自己处于同一阶层的人物的偏爱。他们得到的好报，则不外乎中举做官，封妻荫子，一夫二妻，门庭兴旺，带有浓厚的功名富贵、庸俗利禄的色彩，这又和蒲松龄一生应举、希冀以此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思想分不开。

《连城》中乔生与连城幸福结合、宾娘下嫁的喜剧结束，正体现了作者的这种思想。

读罢这篇小说，我们为乔生与连城终成眷属而欣喜。作品批判的矛头，从封建礼教扩展到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从封建家长扩展到统治阶级和官府，使其反封建的斗争内容越来越强烈、深刻。

作者在具体描写时，还注意映衬、照应。小说以对乔生的介绍开始，最后又以点出乔生姓名告终，首尾圆合，浑然一体，更见其结构的完整。

展读全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连城》不愧是一篇知已之爱的颂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那些争取婚姻自主的青年，无疑是一个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