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其实是被俄罗斯“逼”独立的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张明扬

1991年8月1日，当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常被称为老布什）乘坐空军一号来到基辅时，39岁的普京是列宁格勒市的对外联络部主任，他的远大仕途由此起步；13岁的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克里沃罗格市第95中学读书，在这里他对未来妻子叶莲娜一见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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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辅是乔治·布什此次访问苏联的最后一站。在对乌克兰议会的演讲中，老布什意有所指地警告称：美国不会“助长建立在种族仇恨之上的自杀式民族主义”。

布什基辅之行的目的远不是什么“挑唆分裂”，相反，他虽然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独立，但明确拒绝支持乌克兰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独立。

▲1991年8月28日，数千名支持独立的示威者在基辅市中心的集会上用三根手指示意叉子，这是乌克兰的象征（图/法新社）

老布什和他的幕僚对苏联不可控的解体可能性表现得忧心忡忡，尤其是会一下子多了好几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老布什选择站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这一边。

但此时无论是老布什，还是戈尔巴乔夫，甚至乌克兰政治精英们，都无法预料到，仅仅20多天之后，乌克兰就迈向了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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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27届代表大会上踌躇满志的表示：“民族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在苏联已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一个月后，浩劫降临。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距基辅仅113公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这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也成为了乌克兰与苏联关系的一次重大转折点。

正如《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所说，“切尔诺贝利的灾难让乌克兰觉醒了，让人们开始思考诸如加盟共和国与中央的关系……这样的基本问题”。

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称：“发生在切尔诺贝利的核灾难，或许是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而不是因为我推行了‘改革重建’。事实上，切尔诺贝利的浩劫是一个历史转折点：灾难之前，是一个时代；灾难之后，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灾难发生后的切尔诺贝利（图/图虫创意）

切尔诺贝利当然是一个转折点，但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这就像1930年代的乌克兰大饥荒，除了灾难记忆，在当时并没有导致更多的变化。

自戈尔巴乔夫1985年确立了最高领导之位后，苏联的政治主题本是“改革与新思维”，但让这位改革之父不知所措的是，从1987年开始，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开始改变潮水的方向。

1989年8月29日，三国发起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游行：波罗的海之路。在这个可以被视作行为艺术的大型集会中，200多万人手拉手，形成了连接三国首都不间断的人链。

示威后六个月（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成为首个宣告独立的苏联加盟共和国。8月20日和21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宣告独立。

这显然激发了乌克兰的分离主义情绪，首先是思想动员。《欧洲之门》一书写到，“乌克兰知识分子们有许多独一无二的属于他们祖国的故事要讲”，这些在此前都是被苏联当局刻意掩盖的。

民族主义故事大约有三个：1932—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反抗军战士们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进行的武装抵抗苏联运动；甚至哥萨克的历史神话也重回公众视野，这一历史叙事的神奇作用在于，可以将东乌和西乌的历史记忆连接起来。

如果民族本就是想象的共同体，那么我们也不必深究这些“祖国的故事”之虚虚实实，重要的是，乌克兰人被故事感染了。

现实经济状况甚至比故事更加黑色。此时苏联和乌克兰的经济已是沉沦边缘，乌克兰商店里的货架空空荡荡，全苏联几乎所有地方都对肉、糖、油、米，甚至牛奶都实行凭票限额供应体制。

到1990年年底，西方舆论都在讨论苏联经济崩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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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甚至直到此刻，独立仍然不是乌克兰人的首要选择。

1991年3月17日，苏联举行了一次针对“是否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参加的公民数量占法定人数的80%。公决结果印证了最乐观的预测，支持保留苏联的选民达到了80%，即使在被认为分离主义情绪高涨的乌克兰也到了70％之多。

而在此时的乌克兰议会内，反对独立的议员也占主流。

似乎，乌克兰绝无独立的可能性。乌克兰的诉求可能还是更多的自治权，至于联合国，乌克兰一开始就是创始会员国。乌克兰人的真实态度很可能是将自己当作一个与俄罗斯人截然不同的独立民族，但在政治上愿意维持苏联的现状。

我想，乔治·布什之所以在当时会采取反对乌克兰分离主义的政治立场，一定程度上也与此次投票的民意有关。

但为何短短几个月后，乌克兰精英层的态度和民意就发生了大逆转？

我翻了手头上一些与此相关的书，很多解释都缺乏充分的证据链。

《苏联的最后一年》将原因归咎于“自由落体般的国民经济”，苏联前总理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中的解释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可耻”。

《欧洲之门》一书则认为：“促使乌克兰议会中的保守派代表改变想法，乃至在后来让整个世界改变想法的，是1991年8月19日强硬派在莫斯科发动的反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政变。”

这一说法多少有些暧昧。以克拉夫丘克为首的乌克兰领导在“八一九事件”中自然是站在了苏联保守派的对立面，但真的是政变者促使了乌克兰的转变呢？

毕竟，这是一场不到72小时就结束的政变，作为失败者的苏联保守派又能让乌克兰人产生什么仇恨与惧怕情绪呢？

更有说服力的说法可能是，“八一九事件”后，戈尔巴乔夫被边缘化，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实际控制了苏联。

戈尔巴乔夫和苏共固然不是什么乌克兰的“盟友”，但至少在名义上，他们是苏联中央政府“中立”和“统一”的象征，而一旦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成为联盟的实际控制者，乌克兰保留在苏联内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克拉夫丘克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领袖而言，“八一九事件”后，苏联在实质上已经结束了。他们为何要听命俄罗斯人呢？在他们看来，俄罗斯帝国比苏联的意识形态可能更为可恶。

从某种程度上，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崛起，而不是加盟共和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才是苏联最终解体的最核心原因。

1991年8月24日，也就是叶利钦接管联盟政府之后一天，乌克兰议会就独立问题举行了投票。投票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346名代表赞成独立，5人弃权，只有2人反对。

乌克兰议会起草的《独立宣言》写道，“鉴于1991年8月19日的政变为乌克兰带来的致命威胁，也鉴于乌克兰千年以来的国家建构传统”。

此时能造成致命威胁的恐怕只有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了。

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又举行了一次全民公投，以确认或推翻议会选择独立的投票结果。投票率高达84%，其中支持独立的选民超过90%，而九个月前是30%，《欧洲之门》说，“面对投票结果，哪怕是最乐观的独立派也感到难以置信”。

▲1994年3月27日，在克里米亚半岛的一个黑海港口城市雅尔塔，妇女们正准备为议会选举投票（图/法新社）

在东部的顿涅茨克州，独立支持率达到83%，哪怕是克里米亚，支持独立的选民也超过了半数——54%，要知道，当时克里米亚人口中俄罗斯人占66%。

在全民公决前几个月，叶利钦吩咐他的新闻秘书发出一份“预防式警告”：如果乌克兰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俄罗斯将有权对这些共和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提出质疑。

有理由相信，这也成为了全民公决结果的一个催化剂：叶利钦的威胁更加证实了乌克兰人对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警觉。

这也是一种预言的自我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