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国家对外战争频繁急需兵源，国内的徭役急需劳动力，使得秦朝和汉朝的中央政府以严厉手段打击拐卖人口的犯罪。
根据秦朝法律的规定，不管是主谋还是胁从犯，只要被官府抓住的人贩子一律处以死刑。
汉朝法律抛弃了秦朝法律中相对残暴的一面，但也继承了秦朝法律中合理的一面。这一点可以从汉朝对人贩子的惩罚中看出来。根据汉朝法律，人贩子一旦被官府抓住，就会处以磔刑——不但将人贩子处死，还要将尸体肢解，并不准收尸。这就在心理上震慑那些不稳定人员。
除了将人贩子残忍处死，汉朝法律还规定，买家同样要受到处罚。只不过，买家的处罚比人贩子轻一些，人贩子被磔刑处死，买家要被处以黥刑，男女都要去服苦役。在汉朝，拐卖人口犯罪和盗窃罪、杀害伤害他人罪一起，共同成为汉帝国政府重点打击的几类犯罪行为。
唐朝到宋朝，朝廷对拐卖人口犯罪的惩罚予以了细化。
《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统一法典，其对各个犯罪都有完备的刑法规定。根据《唐律·盗贼》规定，掠卖人口为奴的，首犯绞刑，从犯流放3000里。对于买方市场，唐朝法律规定，买方“购买”拐卖而来的人口的，也要处以刑罚，但减刑一等。《唐律》还对拐卖受害者儿童予以特殊的保护，并加重亲属间拐卖人口的惩罚力度。比如，唐律规定，父母和祖父母卖子辈孙辈的，要加罪一等。
宋朝法律和唐朝法律对拐卖人口的惩罚大致相同，值得一提的是，宋朝法律对官府渎职犯罪进行了惩罚。《宋会要》就提到了，如果官员对拐卖人口犯罪不闻不问，朝廷要予以严厉处罚。
元明清时期继续严惩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
元朝建立前，蒙古各个部落相互争斗，金国人贩子就欺骗蒙古民众，将其贩卖给金国的奴隶主，这使得蒙古贵族对拐卖人口的行为痛恨万分。元朝建立后，其刑罚对拐卖人口的犯罪处以死刑。
明朝建立后，明帝国政府继续对贩卖人口予以惩罚。根据《大明律》规定，掠卖人口者，杖刑100流放3000里。掠卖人口给他人做妻妾者，杖刑100判处3年徒刑。
清朝同治年间的法律规定，人贩子贩卖人口，不管其背后有没有洋人的支持，主犯一律斩立决，从犯一律绞立决。
《大清律例》规定，如果有窝藏人贩子的行为，要斩立决就地处决。地方政府官员发现拐卖人口犯罪视而不见的，要交给朝廷处置。基层的“乡保汛兵”盘查人贩子不利，要杖刑80，革职。“乡保汛兵”发现人贩子却故意视而不见的，杖刑100下。收受人贩子贿赂而故意释放犯罪分子者，杖刑100下流放3000里。清朝法律对基层官员和“乡保汛兵”有关人贩子犯罪的细节处罚，体现出清帝国政府在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细心认真。
古代朝廷还主动出击打击拐卖人口犯罪，比如清帝国就在西南地区打击拐卖人口犯罪行为。比如宋太宗时期，如果发现人贩子将人口贩卖到邻国的行为，边境驻军抓捕人贩子。宋孝宗时期的法律规定，官府发现拐卖人口犯罪的，一律交给官府法办。宋朝还积极的在各个州县展开民间宣传，树立老百姓的“防拐意识”。
到了清朝，根据《大清律例》规定，贵州等地有外来的犯罪分子联合本地罪犯将妇女贩卖到四川，当地官府予以严厉处置。为首的罪犯斩立决，从犯绞立决，如果有将妇女致死者直接斩监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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