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福利再分配，优于欧洲

作者：Chris Pope（曼哈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来源：City Journal

在最近一项关于收入差距的研究中，巴黎经济学院世界不平等实验室的Thomas Blanchet、Lucas Chancel和Amory Gethin发现，美国“作为一个将国民收入的最大部分重新分配给最底层的50%的国家而脱颖而出。”这并不符合美国在“福利国家”这方面的传统声誉，也令左翼作者们惊讶，怎么会这样呢?

在美国，政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35%）比欧洲（47%）要小，但在教育、卫生保健以及对穷人和残疾人福利方面的公共支出比率是相似的。欧洲政府的高成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在公共养老金上的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比美国高11%，这挤出了高收入者本可以自己支付的私人养老金。为了给这些国家的养老金提供资金，欧洲征收工资税和销售税的税率是美国的两倍。这些额外的税大量落在低收入群体身上，这使得政府的规模更大，同时也给穷人带来了更高的负担。

因为增税不受欢迎，政客们通常会优先考虑支出。为此，美国建立了医疗补助(Medicaid)、医疗保险(Medicare)、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等各种福利制度作为安全网。中产阶级被期望通过就业为自己提供医疗保险，并通过自有住房、私人养老金、401(k)计划和其他投资提供大部分养老金。

在20世纪早期，欧洲的福利国家也是按照类似的思路建立起来的：通过打造雇主赞助的福利、私人保险和针对贫困人口的公共援助的组合。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大陆的私人养老金和保险体系，迫使对基本商品和服务实行定量配给，并导致各国政府建立了全民福利制度，无论其公民个体情况如何。

当英国将享受国家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服务的资格扩大到中产阶级时，它并没有按比例增加资金投入，结果，现金补贴下降，医疗服务质量恶化，使以前已经被覆盖的穷人的情况更糟。在战前没有缴纳所得税的工人阶级，发现自己要为福利制度大部分的扩展支付费用。其他欧洲国家，如法国和比利时，在战争结束后颁布了类似的改革，使福利普遍化，也看到了类似的结果。

在一段时间内，战后被摧毁的经济的反弹，掩盖了这种转变的成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向所有人提供慷慨的退休福利和全面的医疗保健服务的费用迅速膨胀，政府大部分支出用于中产阶级的福利，并使其他支出优先事项黯然失色。由于法国较低的退休年龄（62岁Vs 66岁），以及对富裕老年人的慷慨福利，法国在公共养老金上的支出占GDP的比重（13.6%）远远高于美国（7.1%）。然而，由于69%的美国老人领取私人退休福利，所以美国的私人养老金收入（占GDP的5.3%）比法国（0.3%）高得多，美国65岁以上老人的可支配收入中值（38920美元）也远远高于法国(23490美元)。

Blanchet等人着重强调美国的收入分配比欧洲更不平等。然而，美国之所以有更大的不平等，并不是因为它有更多的穷人，而是因为美国的非穷人挣得更多。2017年，在调整了生活成本的差异后，只有19%的美国人生活在可支配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家庭中，而德国的这一比例为22%，英国为27%，意大利为53%。相比之下，32%的美国人拥有超过5万美元的可支配收入，而在德国、英国和意大利，这一比例分别为12%、12%和4%。美国人居住的房屋平均面积是欧洲人的两倍，事实上，法国、德国或英国居民的平均居住空间比美国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的还要少。美国的无家可归率也远低于法国、德国和英国。2016年，美国只有3%的人口营养不良，与欧盟相同。

欧洲福利国家的膨胀主要是将额外的费用强加给那些收入不高的人，而不是富人——欧洲的富人比美国少很多。在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缴纳的税款约占其收入的33%，在欧洲则是35%，而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居民在美国缴纳的税款(16%)远低于欧洲(28%)。

在G7国家的10个收入分层中，前9个层级的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最高，这样的比较给人的印象是，美国最贫穷的十分之一人口的境况并不比欧洲好多少。但美国在帮助最需要帮助的公民方面严重依赖实物福利，这是传统收入统计数据不计算的。2018年，有子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家庭平均税后收入为18148美元，除此之外，政府项目还提供了平均20757美元的现金、食物和住房福利，4967美元的儿童护理和服务，以及14960美元的医疗保健福利。

Blanchet等人的研究指出，美国和欧洲的政府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差不多。然而，美国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主要是为老年人、残疾人和穷人保留的，覆盖了34%的人口。中产阶级家庭的医疗保健通常是通过雇主资助的保险私人支付的。如果将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支出计算在内，美国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占GDP的17%，而欧盟的这一比例为10%。

在单一支付者的医疗体系下，政府预算必须要覆盖所有人，这通常会使它们缺乏资金购买昂贵的医疗服务。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拒绝为每年花费4万多美元挽救生命的医疗干预买单，因此，病情最严重的病人往往无法获得新开发的药物，或者在需要进行大手术时用过时的设备治疗。即使手术在名义上被医保覆盖，资金短缺也意味着患者通常无法及时预约专家进行癌症治疗，或者被迫等待数月才能进行必要的手术。

相比之下，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在融资和确保更好的医疗服务方面更为进步。2019年，医疗补助计划覆盖的8200万低收入美国人无需缴纳保费，或者享受抵扣和共同保险。由于保险的覆盖面很广，美国家庭用于自付医疗费用的消费比例低于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

美国的医保体系可以加以改进。雇主对保险的控制使得保险计划滞后于个人需求，当人们换工作时造成了保险覆盖的缺口，并削弱了医院控制成本的动力。这些问题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解决，但是，像其他社会项目一样，在医保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往往会导致收益递减。

面临更大困难的是那些单一支付者融资体系的福利国家，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的主权债务危机，主要是由于公共养老金体系的扩大，而私人退休金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其取代了。随着医疗能力的发展和公民寿命的延长，对于那些期望政府为所有人提供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国家来说，这也可能是最困难的。

政府最好是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同时限制福利，不要试图为整个社会提供福利——这种方式要求每个人都缴纳更高的税，包括穷人在内。

*译文不代表本机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