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寒大漠上的游牧者：古代匈奴部落，为何会形成“收继婚”习俗？

白族姑娘受到白族青年求婚，如果她答应这桩婚事，不能以语言直接表达，而是要送出粑粑给男方，传达自己的肯定答复。

正式婚礼上，白族姑娘当天虽然是新娘，却也不能闲着，要在这一天下厨，亲自烹饪“鱼羹”，在白族人看来，一个懂得烹饪技巧的新娘子，是非常贤惠的体现，而新娘子们也都以此为荣。

在成婚以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新娘子要亲手制作大面糕，算是为这场婚礼的“烹饪部分”完成最后的展示。

白族姑娘成婚的习俗与我们如今汉人的习俗大有不同，她们仍然遵守着古老的习俗，大有“男耕女织”的思想，也秉承着“抓住男人的心，先抓住男人的胃”为宗旨。

我国许多的少数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习俗，即便在久远的古代时期也是如此，最典型的便要属匈奴的“收继婚”习俗。

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有这样的明确记载，“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 取 其妻妻之”。但是这里有一点是需要点明，父死子继的时候，只能是后母，生母是除外的。

也就是说，匈奴的“收继婚”，看似是不遵守伦常，更是不容于今日的法典，但是却是一个有所忌讳的制度，并非是任意妄为的行径，这也令人不得不另眼相看，既然匈奴人也知道有所避讳，为何还会采取这样的“收继婚”方式，其中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吗？

匈奴作为古代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主要以畜牧业没生存基础，苦寒的大漠南北，生活环境极为恶劣，即便是农耕文明都无法保证温饱，他们以放牧和狩猎为生，生活条件更为艰苦。

这种生存背景，决定匈奴女人不能守在家中，而是要时刻跟随部落的男人们浪迹草原，逐水草而迁移，负责部落中后勤工作，包含生活中的挤奶、剪羊毛、裁衣服、做饭、牧羊等等工作，男人则负责外出狩猎以及防止其他人的入侵，身系安保与温饱于一身。

一旦发生战斗，女人则同样要参与战斗，一般情况下是负责战斗后勤保障工作，但如果战斗升级，则善于骑射的女人也要参与战斗。

在这样的情况下，女人对于一个部落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女人可以保证一个部落的生存物资运转，又能保证战斗情况下的补给。

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外出狩猎或者战斗中死亡，他的妻子便要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离开这个部落，嫁到其他部落；另一个选择是留在本部落，重新择偶。

选择寡居行不行？答案是不行，因为在古代的匈奴部落当中，女人不仅仅是生产劳动者，繁衍后代同样是她们的重要任务。

由于部落与部落之间并没有固定的距离，不同于我们的村庄，所以女子外嫁其他部落的机会并不多，而且本部落也不愿意失去一个女人，增强其他部落的事情发生，所以，女子死了男人以后，看似有选择，其实并没有选择，她们大多数时候只能在本部落重新选择一个男人。

嫁给同部落的人，一定是嫁给熟悉的人更有机会获得善待，这也是“收继婚”出现的重要原因，毕竟这样的选择，对失去男人的女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部落也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家族自然也维护了自家的人和物资。

提到部落资产问题，其实这也是“收继婚”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婚姻无论在哪个民族中，都属于人生大事，大操大办、彰显实力的彩礼等等，其实都是想表达家族的实力，不论什么级别的婚礼，一般都是双方能拿出最高规格的财力展示。

一般家庭能够承受一次这样的婚姻已经不错，匈奴时期的婚礼也是如此，一些必要的花费，一定比平时过日子的花销大，当女人守寡以后，以“收继婚”的形式嫁给亲属，家族既可以不损失之前投入的财产，又能为自己家族的男人讨到老婆，还可以节省一些婚礼费用，这样的选择对当时匈奴家族来说，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

从历史背景和发展角度来看，匈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是“收继婚”形成的主要原因，这种婚姻习俗似乎是一种“水到渠成”，是匈奴历史发展的一个结果。

这样的观点自然不能称之为错误，因为在古代的许多游牧民族都有“收继婚”制度，匈奴只是其中之一，这也更加证明了“收继婚”制度属于游牧民族，乃至农耕文明发展中出现的一种婚姻习俗，并不是人为的“恶”。

但是我们也要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当然，这是以今天的目光去看待古代问题，但确实有一定的立足依据，与大家一起分享观点。

在笔者看来，从历史角度看“收继婚”制度似乎并无不妥，这是历史发展的选择，但是有一个关键问题非常值得注意，这样的“收继婚”制度，其实是将女子看做是氏族的一员、一份子，只能屈从于氏族利益，并没有顾及女子个人意志。

比如在《汉书·匈奴传》当中记载，匈奴的呼韩邪单于，曾经就以“愿婿汉氏以自亲”，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做汉朝的女婿，也就是要去汉朝的公主，当时出嫁的人大家也多闻其名，正是大名鼎鼎的王昭君。

好景不长，呼韩邪单于才娶王昭君3年，便一命呜呼归了西，他的儿子即呼韩邪与大阏氏所生之子雕陶莫皋成为新的单于。

根据匈奴的“收继婚”习俗，王昭君此时要再嫁给雕陶莫皋才行，只不过匈奴的这种制度与中原的主流思想严重冲突，王昭君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因为她的身份特殊，便直接表达出自己“不愿意”的意志。

然而，王昭君等来皇帝的意思是“从胡俗”，最终只能是无奈之下，被新单于“复妻王昭君”。

如果说“收继婚”的产生是迫于生存压力和财产保留，但是这种习俗发生在王昭君身上，则与生存与财产关系不大，仅仅是一种彰显匈奴强权的代表事件，甚至其中包含了一些政治色彩。在王昭君的“收继婚”过程中，王昭君态度非常明确，却依然没能逃脱命运。

所以说，匈奴的“收继婚”制度，最早出现的时候或许是出于环境和生存的胁迫，但是发展到后来，就难免会沾染一些“恶俗”的影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