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科大到普林斯顿：他完成最“奇葩”跨界

本文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创校友基金会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来了一位年轻的助理教授文欣。文欣教授的专业是中古中国（特别是唐宋史）与内亚文明交流。他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哈佛大学内亚与阿尔泰研究学博士。

这都中规中矩，但他本科却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这算中国科大毕业生最匪夷所思的跨界吗？别忘了，普林斯顿是欧美东亚研究的殿堂。

瀚海

中国科大外语楼：该楼是四牌楼之一，曾是中国科大外语系所在地（现已被定向爆破）。

文欣（0118）2001年考入中国科大科技外语系。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中国古代史唐史专业的硕士。

2017年，文欣在哈佛大学内亚与阿尔泰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助理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科学家的摇篮，在普林斯顿、哈佛、耶鲁与斯坦福大学等顶尖高校任教，师得长技报效祖国的校友屡见不鲜。文欣或许是极少的在常青藤高校获得历史学教职的科大毕业生。

文欣来自历史悠久的陕西，他从宝鸡石油机械厂子弟学校考入中国科大科技外语系。本科时，文欣在节假日会去不同地方游历，不是观光打卡，而是体验和考察当地的历史人文。有好几位教授都称赞过他是很有思想的人。

初上科大时，不少同学都把合肥当小县城调侃。文欣却常常和同学去探访合肥的名人遗迹，探索当地丰富的人文传统。

文欣长期泡在科大图书馆钻研历史，当时网上信息还不太充分，所以图书馆成了他的精神家园。

图书馆里中国古代历史领域的书籍基本被他看完了，没有书的他就自己买来阅读。毕业时卖了一大批书，剩下的用宅急送把这些书寄回家，还有几十斤重。

拈花一笑，2005年0118同学登黄山

博雅

文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硕士期间遇到良师荣新江（现在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并且在东语系和段晴老师，以及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罗新、王小甫等学者学习。

同时，在参加荣新江老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读书班时，又有机会向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和现在在北大工作的朱玉琪、史睿等青年学者请益。荣新江教授主页“论文与札记”中列出了与文欣合撰的两篇文章：

“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兼谈安西都护府在唐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与文欣合撰），《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113-119页。

和田新出汉语－于阗语双语木简考释（与文欣合撰），《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9月，45-69页。

破圈

文欣的科大同窗介绍：外语系0118的同学做芯片的都有，但文欣跨界最“奇葩”。

他虽和科大同学联系不多，但非常感激科大这段独特的本科学习经历。

由李佩先生创立的中国科大外语专业，要求学生同时修习英语与一个科技类专业。科大外语系学生不仅要学习很多理工科课程（占所学课程50%以上），学习要求也很高（比如和物理系一起学化学、和化学系一起学数学），因此培养出不少文理皆通的“万金油”。

这让文欣到了燕园之后，在北大历史系同学中仍然显得能力突出：文欣的外语强过不少历史系学生；而在科大打下的科技功底，让他唐宋史研究得心应手。

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2016年1月13日的报道《包弼德谈哈佛中国历代人物数据库》中，提到了文欣通过地理信息系统与数据可视化等科技手段研究历史。

这篇新闻引用徐力恒（香港城市大学助理教授、北大历史系学士、牛津大学东亚学博士）的评价：

徐力恒博士重点提到了文欣的学术成果。在研究中，他创新使用《唐折冲府汇考》和地理信息系统来观察府兵制下的籍贯分布。按照徐的说法，“文欣仅仅将数据放在地图上，就已经能直观地看到了卫士产生和地域、地理环境等变量的相关性。他通过可视化，就打破了原有唐史研究中，认为军事分布位于长安、洛阳两个点的说法，发现其实它是在全国呈现三角分布。如果没有可视化和图形分析，我们基本很难发现这一结论。”

尽管身在北美，甚至疫情分隔之后，文欣仍然和内地史学界保持着活跃的学术交流。

2018年8月23-24日，文欣参加了南京大学进行的第十一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中，他对南京师范大学刘可维《从桎梏到枷锁——汉唐间拘束类刑具的变迁》的论文给出评议，特别指出该文把颈部拘束具的常规化、广泛化和社会史上的强制人口迁徙相联结。

2020年11月11日，西安碑林博物馆特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文欣在石刻艺术馆多功能厅举办《北宋士人对唐长安城的重新发现》专题讲座。

科大的同窗好友说，文欣的自评是：我是一个朴实的人。

普林斯顿东亚研究系文欣博士专访

2021年12月28日，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助理教授文欣（0118）接受了中国科大新创校友基金会的书面访谈。

新创：您何时产生对历史问题的兴趣？受到了家庭的影响吗？为什么选择报考中国科大呢？

文欣：大概中学就对历史有兴趣了，一方面是因为读小说，另一方面是因为玩游戏（光荣的《三国志》）。但是中学时候的历史老师完全是照本宣科，所以兴趣没有得到什么培养，也就没有真的想过可以把文科（包括历史）作为学习的方向。

高中的时候自己对物理兴趣很大，数理方面成绩也比较好，所以自然而然的就学了理科。报考科大是因为对于科大在理科方面的研究和教学成绩非常顶尖。另外我妈妈的一个朋友的儿子也读了科大，比我高两三届，他的建议对我也有影响。

新创：您的同学提到：你认为科大的经历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是独特的。这是您真实的感受吗？可否分享进入科大后的感受，日常学习生活、经历或具体小事等。

文欣：我报考科大，本来是报了物理系和计算机系的。但是因为高考分数不行，刚刚能进科大，但是进不了计划的院系，而是被调剂到了18系外语系（现在外语系似乎已经不招本科生了）。我这个人个性比较随缘，当时转系也不容易，所以去了就好好学外语了。

因为是科大，虽然在外语系，一样要学高数，物理等课程。刚开始我也就是昏头昏脑地上课。到了大二开始考虑将来的方向，大二结束的时候基本决定要改学历史。

一方面是因为在科大看到了太多理科方面的天才儿童（我们当时宿舍就在少年班的宿舍旁边），觉得自己就算转专业到理科，也无法和他们相比。另一方面，自己在大学里有时间泡图书馆读书，发现历史学最接近我的脾性，可以慢慢来。

在科大虽然没有上过历史学的课，但是四年的经历对于我作为历史学者的成长是非常关键的。

科大学风扎实，在室友和系里的同学的影响下，我也是整天泡图书馆。只不过室友在做题，我在读《孟子》、《资治通鉴》和《史记》。几年下来，把中国先秦的先秦经典和最重要的史籍基本上通读了一遍。

这样不但古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对史籍的熟悉程度（这是后来去北大读研究所的时候发现的）也不比本科历史系的同学差了。

中国科大0118校友毕业合影留念。文欣为后排右四。

新创：为什么选择现在的研究方向：中古中国与唐宋史？

文欣：因为考研究生要在中国古代史这个专业下面选择具体的研究方向，所以大四的时候就选择了唐史。

一方面是因为我是陕西人，好像对唐代有点天然的亲近。另一方面我觉得魏晋南北朝及之前的材料太缺乏，不容易研究；宋代及其后的材料又太多，研究不过来。只有唐代似乎刚刚好。

这种想法现在看来当然很幼稚，不过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至于现在也研究宋代，主要是受来美国之后的教育的影响。哈佛的中国研究没有北大分的那么细，所以这个中国古代的中间时期（Middle Period）就包括了唐和宋。

最近几十年北美汉学比较重要的研究很多也是关于宋代的，所以不能完全不管。再加上之后研究兴趣涉及敦煌、长安在唐朝以后的历史，所以也就开始关注宋代。

新创：我看疫情期间，您仍然和国内学术界有交流。请问国外名校的历史学研究有何优势，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

文欣：过去十几年来，我有幸在中国研究的几个比较优秀的学校（北大、哈佛、普林斯顿）学习和工作。

就我自己专业（中古中国史）来说，北大的师资力量和专业训练可以说是完全超越美国以至于世界上的任何学校的。但是哈佛和普林斯顿也有他们的优点。

在这两所学校，“中国历史”的研究是对于世界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所以作为这里的学生和教师，会不断有机会和研究其他国家和时间段的同事交流，常常学到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另外因为研究人员同一时段的人数相对不多，内卷不是太严重，不至于被限制在一个过于具体的领域，而是有机会考虑比较重大的问题，探索新的研究领域也比较容易。

新创：中国科大这两天提出了进军新文科，也成立了一些院系。您毫无疑问有资格给出建议。您认为中国科大进军新文科，有什么优势与挑战？该如何做呢？

文欣：我不知道学校具体的策略，所以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但是科大本身不是没有文科的。科学史和科技考古以及外语系都有很强的师资和研究人员。尤其是科学史方面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一席之地，这方面的优势应该继续强化。此外我还有两点想法。

一是文科的研究。如果有计划建立文史哲之类的院系，似乎可以参考清华大学的例子。

我记得我考研的时候（2005年），清华的文科（至少我所在的中古史）似乎还没有完善地建立起来，所以我也没有考虑清华。

但是通过最近二十年的人才招揽和院系建设，清华已经有了非常完善的文科教学和研究的基础设施，在很多领域已经是全国领先了。他们的经验似乎值得参考。

二是文科的教学。即便没有建立文史哲院系的计划，对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文科教学，也是应该注意的问题。

科大每年培养出来大批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在专业之外，也应该得到高水准的文史课程的训练和熏陶。我想这些文史类课程如果能够在学校更多的开设，学生应该也很欢迎的。

当然这是我基于二十年前自己经历的想法，很有可能科大现在已经有了非常完备的文史课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