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作品欣赏

吴冠中，1919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42年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46年考取教育部公费留学，1947年到巴黎国立高级美术学校，随苏沸尔学校学习西洋美术史。吴冠中1950年秋返国。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艺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曾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全国政协委员等职。曾出版过《吴冠中素描、色彩画选》《吴冠中中国画选一辑》《东寻西找集》《吴冠中散文选》等。

我与《吴冠中全集》的故事

吴可雨

编者按：吴冠中先生是中国现当代知名画家，生于1919年，2010年逝世。他身上承载着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记忆，并在20世纪后期中国画坛的重要转型中起到主导性作用。吴冠中先生在“油画民族化”和“国画现代化”两个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就。2019年是吴冠中先生100周年诞辰，本文由吴冠中先生长子、《吴冠中全集》执行主编吴可雨口述，湖南美术出版社整理，以此纪念先生百年诞辰。

2005年3月初，我从新加坡回到北京。这一年9月，上海美术馆准备举办“吴冠中艺术回顾展”，而我父亲这几年身体抱恙，不便行动，我便回来帮助他，与美术馆做展览的沟通、筹备工作。

在这个时候，一个美术界的朋友联系到我。他说，湖南美术出版社计划出版《吴冠中全集》，想征求我的同意，也想了解我是否愿意协助他们的出版工作。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我很激动，也很高兴，能为我父亲出版一部展现他一生全部作品的全集，是我一直以来最高的愿望。

我见证了我父亲大半生的艺术生涯，他的艺术创作道路充满了艰辛与坎坷，他作品的艺术高度，更是用不辍的画笔和淋漓的血汗耕耘出来的。能开先例为一位在世的艺术家出版全集，是对他的社会影响力的最大认可和作品的艺术价值的最高褒奖。

一方面，全集的出版必定是一个繁杂而庞大的工程，尤其对我父亲这样的艺术家而言，他写过许多文字，也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作品，他的作品时间跨度非常大，不同时期的艺术风貌都不尽相同，并且他的许多作品或是被国内外私人藏家、艺术机构和美术馆收藏，或是由于各种原因毁掉了、流散了，要重新征集起来有很大的困难。因此，由哪些人来承担作品的收集、整理和拍摄工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再一方面，要全部彩色印刷我父亲的作品，不仅需要成熟的印刷技术，也需要资金的投入。我父亲此前已经出版过或大或小的几十种画册，规模比较大的彩色画册的印刷和制作成本都居高不下，需要有赞助商和我们参与成本的分担，有时我们出画给赞助商，再由赞助商提供制作画册的资金。所以我清楚，如果出版社没有雄厚的资金基础，出版全集就只能是坐而论道。

但我了解到湖南美术出版社曾出版过10卷本的《齐白石全集》，在艺术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们应该有条件、经验和实力去完成《吴冠中全集》的出版工作。全集出版的具体事项，还需要和湖南美术出版社进一步讨论、安排，于是我通过我这位朋友与湖南美术出版社取得联系，和他们约定在北京见面。

不日，我就与专程到北京来的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签订了合同。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并非来与我商讨如何进行这样一个大的计划，而是提出了一个经过他们社委会多次讨论并最终确定的重点计划。

为了能够顺利出版《吴冠中全集》，他们已在财政上拨款数百万元。而在编辑工作上，他们决定由社长汪华、副社长邹建平亲自挂帅，集结社内如胡紫桂、黄啸等一批骨干编辑人员；印刷上，决定选用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的彩印技术，这是国内能制作质量最好的画册的印刷公司；全集编委会的组成上，他们的社委会已经将中国美术界中有水平、有实力的艺术家、文艺评论家和专家学者列入初步名单，供我与我父亲作参考。

他们说，我的父亲吴冠中作为对中国现代绘画做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家，出版全集是时间早晚的事。他们能提出这样详尽的出版计划，动员全社的力量，把出版《吴冠中全集》当作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这样坚定的信念和行为使我深受感动，也让我感受到湖南美术出版社作为专业美术的出版社真心热爱我父亲的艺术。

在他们的这个计划中，全部都是他们对全集出版所要承担的责任，而对我们没有提任何条件，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需要我参与他们的工作。这种决心和诚意打动了我，其实就算他们没有提这个要求，我也会主动要求参与全集的编辑中去，因为这也是我自身的一种使命，所以我立马就答应了下来。

当天下午，我带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到我父亲方庄的家里去与我父亲见面，他们将所有计划重新讲了一遍给我父亲听，听取他的意见。我父亲欣然同意，当时就签下了两份授权书，一份是授权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吴冠中全集》，另一份是授权我全权代表他来跟湖南美术出版社合作，进行全集的编辑工作和出版工作。

一切确定下来后，我跟邹建平副社长、编辑胡紫桂在两天后正式签订了合约，修改并拟定了正式的编委会名单，编委会成员全部是中国美术界中具有深厚学术背景的学者，除了国内重要的专家学者外，也补充了一些在海外艺术理论成就很高的艺术评论家，如香港艺术馆总馆长朱锦鸾，并确定了由湖南美术出版社社长汪华担任全集主编，对我父亲的艺术做过深入研究与评论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前所长水天中担任学术主编，我担任全集的执行主编。

之后，我便投入了由我负责的、收集整理作品资料的前期工作。对于我父亲的诸多作品资料，首先要做的就是整理出20世纪50年代至2005年间他创作的所有作品目录，以这份目录作为所有编辑工作的基础。经过两个月紧锣密鼓的资料收集、梳理工作，（期间我父亲也协助我整理出他七八十年代创作的作品资料），到2005年6月，我就将所有作品初步的目录拿到在北京召开的《吴冠中全集》第一次编委会会议现场，正式拉开《吴冠中全集》的编辑工作的帷幕。

在会议上，与会的专家学者首先对全集的“全”展开了探讨。前面我也提到了，我父亲的作品至今仍是四处流散的状态，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间的早期作品丢失了很多，后来晚期的作品大多有迹可循，但若要求百分之百地找到每一幅作品却是不经之谈。

再者，我父亲在一些应酬场合中画了一些馈赠给他人的作品。这种以画相赠的行为，在中国历代文人群体中是常见的，但这些作品不是都能算作艺术家的代表作，其艺术价值离放进全集的标准仍有一定距离，就算征集到了也需要一一鉴别。

所以，编委会达成共识，关于全集的“全”，就是要把我父亲重要的代表作收集到，在全集中全面地反映他的艺术面貌和艺术成就。

我父亲对他自己的艺术非常重视，他曾说，艺术是他的生命。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间，他被整个国内艺术环境所排斥，但他坚信自己的艺术“会成为出土文物被认识”。

那时我父亲还没有出过画册，他却自己请了一位美术杂志的专业摄影编辑，就在我们居住的院里，在很简陋的摄影条件下，将他认为成功且感到满意的作品全部拍成了135的小反转片。

我父亲说，这是为将来印刷做准备。虽然摄影的设备不甚理想，但拍出的这些小反转片，意外地在多年后成为我们收集父亲早期作品的基础。

我父亲的作品后来受到许多海外的画廊、拍卖行的认可和欢迎，在香港也藏有很多他的作品。这些地方有条件拍出质量很高的反转片，于是我和国外几个规模较大的拍卖行联系，请他们帮助提供我父亲作品的底片。他们听说是为出版我父亲的全集，都非常支持。在他们提供的历年的拍卖图录中，我们如贝海拾珠一般找我父亲的作品。

这是一项相当繁杂的工作，找出所有拍卖作品后，我们还要甄别哪些是假画或是质量不高的画作，剔除后将真画和高质量的画作记录下来。然后拍卖行根据这份目录再在他们的档案库里找出这些作品。

不止是拍卖行，一些售卖过我父亲的作品，或者办过我父亲的画作展览的画廊也保存了大量资料，还有一些收藏家收藏了我父亲很多作品。特别是一位印尼的郭先生，我们了解到他收藏了超过一百幅我父亲的作品，就请他协助全集的拍摄工作。他特别高兴，能把这些作品放进全集里，在他看来是很高的荣誉。

于是，我们请专家拍出这部分作品的彩色反转片，片子也如期待中那样效果极好，我们都很欣慰。接下来，我们通过父亲过去的学生、老朋友，征集到一些我父亲赠出的画作。我父亲与他的学生和朋友之间的情谊很深，过去他们如果说喜欢我父亲的画，我父亲就会高兴地把画作送给他们。能为全集出版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也是他们的心愿，我们去联系他们，他们都很乐意把画作拿出来供我们拍摄。

我父亲对自己的作品的品质要求特别高，以前他画画时，若是不满意自己正在画的画，就会当场把它撕掉。也有他觉得还可以的画，就会先放在一旁，一段时间过后就积累了不少这样的画，他便会重新审视这批作品，如果觉得哪一幅不满意了就又撕掉。

对于收录进全集的作品，他也抱有相同的态度。当时我拿着初编的反转片目录，给我父亲一部一部地看，在看的过程中他也筛选了一些作品。他要求一定是他满意的作品才能进全集，每一幅都必须是具有很高艺术水准的真迹。

前面我说过，我们不主张把应酬之作放进全集中，在筛选的过程中就删掉了很大一批应酬画，正是因为我父亲对自己的艺术要求严格，我们才做出这样的决定。但其中也有几幅并不能算是应酬画，比如一幅题了款的、画得很精彩的作品就收录进全集了，是我父亲1973年在北京郊区的山里创作的。

当时条件比较艰苦，他住在县里的一个宾馆里，那里一个年轻的服务员对山里的环境比较熟悉，就非常热心地带我父亲去山里采风.他们当时住在农民家中，辛苦了很多天。我父亲心中很感谢这位青年，就把在山里的创作的作品送给了他，那幅画绝不是应酬画。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信息，目录、大部分重要作品和代表性作品基本上都征集到了，这是一项得到了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才完成的困难重重的工作。征集过程中也有一些小插曲，因为湖南美术出版社也在社会上做了广告宣传征集全集作品，许多人看到广告后就把手上的藏画拿到我们这里来，其中就有几位喜爱我父亲作品的著名台湾藏家，将手中珍藏多年的画作拍照寄给我们看，我们鉴定后通知他们作品是伪造的，这令他们大失所望，因为他们一直被假画蒙在鼓里。也有一些假画企图鱼目混珠进入全集中，想要弄假成真地提高其身价，这些情况我们都很严谨地做了排除处理，确保了全集中作品的真实性。

全集作品如数征集后，接下来就是编辑、设计、印刷的工作，每一步都举足轻重。我们收集的早期小反转片，虽然是早前根据原作拍摄的，但受设备条件限制，它们的解析度还难以达到印刷的标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先根据小反转片制版，再在此基础上进行电子分色，调整每一幅作品的色彩和清晰度。

我父亲作为一位艺术家，对作品中的色彩极为重视，他认为色彩甚至是决定作品成败的关键因素。我记得父亲50年代从法国归国时，带回很多印刷精美、颜色亮丽的画册，在这些画册丢失和毁坏前，我曾多次翻阅过。所以我深知，在印刷品上还原原作的色彩，不仅需要具备对色彩的高度敏感，也要求极为精巧的操作技能。

在分色制版的过程中，湖南美术出版社的社长与编辑亲自陪着我，到深圳雅昌的印刷厂车间看彩色打样，一张张地比对有无偏色，一张张地做修改，若第二次的彩样仍存在问题就继续做调整。而我父亲的作品中的色彩是十分复杂的，分色只能根据原来的底片来做，如果底片拍得不准，且没有看过原作，颜色就不可能调得准确。

除我父亲之外，我大概是看过父亲原作最多的人。于是分色制版的这几天我就住在深圳工厂，和美术编辑一起指导技术人员在电脑上一点点地修改颜色，这一方面的工作要求我们非常专注和细致，大家因此付出了非常多的耐心和努力。小部分反转片因为自身质量太低，又没有找到更好的片子替代它们，所以改得不够理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绝大部分反转片改动后的效果都让我们比较满意，一些本身质量不高、不能印刷的片子，在大家相互的工作配合下，改动后都达到了可以印刷的水平。这既是一项颇有成就感的一项工作，更是保证全集图版质量的关键。

整个编辑工作的过程，除了处理好文字和图片的内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设计。湖南美术出版社对出版全集相当重视，不惜花重金请外面一家屡获大奖的著名设计公司来做全集的装帧设计。设计公司先是对全集封面提出了两套方案，经编委会讨论最终选取了这套黑底衬托我父亲头像，并在书脊上印有“吴冠中”签名的设计方案。封面凸显了吴冠中艺术的力量，和其他艺术家都不同，简洁沉稳又富有个性，我父亲看过也非常喜欢这样的设计，但是接下来全集图版的设计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还在新加坡的时候，收到了图版设计的第一版电子稿，设计公司可能为了与众不同，把图版编排得大小不一，或左或右地排在边角上，看起来像商业广告，而不像是庄重、典雅的群体画集。作为一部全集，不应该为了设计而设计，而是应该透过设计突出画面效果，让观众更好地观看画作，感受我父亲画作中的感染力。

所以我马上打电话给湖南美术出版社总编室主任熊英，跟她说这样的设计不能很好地服务内容和整体效果，熊英看过以后也觉得设计得不理想，就让设计公司改出第二版设计稿。但第二版效果仍和我们的预想大相径庭，过于标新立异，与我们对全集设计的观念有很大偏差，后来继续改动的版本我们都不太满意。于是，湖南美术出版社决定请以前做《齐白石全集》装帧设计的老师，和现在社内年轻的设计人员做图版设计。最后设计出来的效果我们都很满意，这也给我和湖南美术出版社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不要迷信外面的一些大的设计公司，要对自己的设计人员有信心。他们的设计理念完全为《吴冠中全集》服务，是真正的内行，也是和设计公司相比关键的不同点。

我们编全集的时候，是像收集画作反转片时那样，条理清楚地根据画种和创作的年代来编，每一卷的内容都凝结了我父亲这一个时期内的创作成就和成果。而在每一卷前面都有一篇高水平的序言，分析、评论和概括了我父亲这一创作阶段的艺术特点和艺术经历，十卷分序，再加上学术主编水天中先生论述我父亲的艺术人生的总序，这十一篇序言就是十一篇论文，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对吴冠中艺术的研究体系。

到现在，《吴冠中全集》出版已有十余年，我父亲看到他的全集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他对整部全集是非常满意的，在全集的序言《目送飞鸿》中，他写道：夕阳晚风，留下了这套画集，目送飞鸿。看到这样的文字我们都很有感慨。这“目送飞鸿”，是指他回顾自己这一生坎坷的经历，最后没想到，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全集。

他受过排斥，有过失望，但他怀抱自己的艺术理想，相信自己的作品有价值，终有一天会被认可。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环境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和对艺术的观念都改变了，我父亲的艺术成就与中西结合的艺术观念也得到了认可。他的“感慨万千”，可谓是“一言难尽”。这一切离不开湖南美术出版社对艺术阵地的坚守，对吴冠中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的坚定不移的信念。

《吴冠中全集》的出版，是对我父亲的艺术的重要记录，可以说是一个纪念碑。在合作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他们把出版《吴冠中全集》视作了他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不仅对弘扬吴冠中艺术作出了贡献，也是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的贡献。所以在编辑全集的过程中我就有想法，应该有一件吴冠中的代表性作品留在湖南美术出版社。2012年9月，我就主动打电话给当时已经是湖南美术出版社副社长的熊英，提出要给湖南美术出版社捐赠我父亲的作品，便是这幅我父亲在1996年创作的近二十三平尺的巨幅作品——《太空泼墨》。

2015年，我与湖南美术出版社再续前缘，出版了一部关于我父亲的自述文学作品《永无坦途》，对我父亲的生活、艺术道路、自述性的文章和《我负丹青》的内容做了更系统的梳理，与《吴冠中全集》一起，完整讲述了我父亲“永无坦途”的漫漫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