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与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与铁血大帝的文艺追求

作者 | 杨靖（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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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二世被称为德意志最伟大的君王。他热爱吹奏长笛，致力于研究艺术和法国文学，与伏尔泰建立了长期友谊。作为军事天才，他扩大了帝国的边界，但也促进了宗教宽容、经济改革，并在宫殿内与启蒙思想家开圆桌会议。

1763年，腓特烈大帝（1712-1786）年过半百，但须发皆白，俨然一副垂垂老态。他和他的臣民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年会成为历史的转折点：普鲁士王国在这位老态龙钟的国王领导之下，能够安享长达23年和平岁月，并迅速走上民族富强道路。

1740年，腓特烈大帝甫一继承王位，便发动一系列对外战争，旨在统一国家及拓展疆土。从奥地利手中攫取西里西亚后，普鲁士遭到欧洲列强共同抵制，由此陷入连续不断的战争纷扰之中。1756年，腓特烈大帝入侵萨克森，更是拉开了近代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七年战争”序幕。战后，普鲁士获得的赔款足以再发动欧洲大战，然而痛定思痛，腓特烈大帝决定将这笔资金全部用于恢复国民经济。

1758年8月25日，“七年战争”期间，腓特烈二世率领普鲁士军队对抗俄国。

▌振兴农业与发展经济

在签署《胡贝图斯堡条约》（the Treaty of Hubertusburg）当天，腓特烈大帝给布伦瑞克公爵夫人（Duchess of Brunswick）写信说：“人生而劳碌；和平需要巨大的努力才能得到。”他在信中描绘了普鲁士战后满目疮痍的景况：“如果不是亲眼目睹的话，没人能够想象得出。”据统计，战争中伤亡人数超50万（包括1500余名军官），占该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在回忆录《我这个时代的历史》（Histoire de Mon Temps）中，腓特烈大帝对自己的“好大喜功”进行了反思。“一定要认识到，战争是残酷的——一个士兵所遭受到的创伤比他吃过的面包还要多，退役时身上留下了伤疤，抑或是四肢不全，这样一个不幸的士兵将要如何生活呢！农民更加可怜，他们常常死于饥饿。人们必须承认，匈牙利女王特蕾莎（Maria Theresa，Queen of Hungary）和我自己的固执，使很多人陷入悲惨的境地。”正如他后来对伏尔泰所说：他让整个欧洲染上了好战的病毒，就像是一名妖艳女子送给仰慕者的信物一样。他在晚年时常回忆起先王的临终遗言——“千万不要轻易发动战争，因为一旦开战，你就很难按照自己的意愿终止战争”，并为此自责不已。

尽管出生于帝王之家，腓特烈大帝对农民一向怀有深厚而质朴的情感。为了重振农业，他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将解甲的3.5万匹战马无偿发放给农民。随后，他便着手解决勃兰登堡（Brandenburg）地区土地沙化问题——主要通过疏浚河道和培育树林等方法。同时，他下令任何人不得破坏农田，宣布取消王室领地农奴人身依附关系，并且允许其后代享有土地继承权。他承诺，在丰收的年份，政府会开设市场便于农民买卖交易；在欠收的年份，政府会帮助农民共渡时艰——而所谓的政府，其实就是腓特烈大帝本人。

腓特烈大帝视察马铃薯种植

为了避免普鲁士发生饥荒，他颁布“土豆令”，要求国中遍地种植。据说至今世界各地拜谒者仍会在他的墓碑上摆放一颗土豆，以作纪念。他从国外引进并繁殖美利奴羊，用以提高农业产量。此外，又借鉴英国经验，采取农牧结合的做法，大力兴修农田水利设施，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当时，在整个欧洲大陆（乃至世界范围），农民都是最受压迫的阶层，腓特烈大帝竭尽所能帮助农民，想方设法减轻农民劳役和赋税，由此也受到民众衷心爱戴。

除了农业，腓特烈大帝还以他本人特有的专制主义方式，对公共教育、行政司法、工商贸易等国家政策进行干预。他所奉行的“开明专制”原则，重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民生福祉——二者被视为君主的神圣使命。这一原则，具体体现在“官房学”（cameralism，类似法国重商主义），包括对内对外的土地开发、移民垦荒以及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例如，为了弥补战争造成的破坏，腓特烈大帝下令将大量人口迁移到经济落后的普鲁士东部省份，进行“国内殖民”。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学说强调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统筹和干预，但并未剥夺个体从事经济活动的机会——二者相辅相成，即所谓“国家与人民利益相一致”——由此，也大大增强了经济活力和社会凝聚力。这一套理论，经过实践检验和完善，在1760年代中期后日益成熟；随之而来的，则是国家经济的一派繁荣景象。

《腓特烈大帝》

[英]南希·米特福德著，罗峰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

▌司法改革与宗教宽容

经济繁荣，并非唯一追求。在此之上，腓特烈大帝更致力于构建司法公正、宗教宽容、言论自由的和谐社会。照他的见解，幸福不仅意味着人民物质需求的满足，而且意味着良好的制度和宽松的环境——人人可以享受思想和言论自由。腓特烈大帝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教育和引导，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培植出一种“公共精神”：这种全民共享的普鲁士精神，不但有利于弱化社会等级、缓和阶级矛盾，更有助于促进普鲁士民族的“有机团结”。

由于长期对外征战，内政废弛，导致“以司法名义做各种坏事”的腐败现象，如办案拖沓、诉讼费昂贵、卖官鬻爵、滥用酷刑等层出不穷。大文豪歌德曾调侃司法机构效率低下：等到帝国法院宣判，打官司的由头通常已不复存在——“诉讼双方要么改变了主意，要么都死光了。”腓特烈大帝本人的亲身经历，也印证了这样的看法。1777年，他在致司法部长的信中写道：“我很不高兴，那些在柏林吃官司的穷人，处境是如此艰难。他们动辄就会被拘捕……我想清楚地告诉你们，在我的眼中，一个穷困的农民和一个最显赫的公爵没有丝毫高低之别。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像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一样，他相信“一种社会制度最可靠的试金石，就是看人们在法庭上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因此，鉴于当前的情势，他认为建立新的法律秩序迫在眉睫。

腓特烈大帝公平正义的法律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启蒙运动哲人的影响。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列举被告的种种权利，莱辛倡导对犹太人宽容，卢梭为儿童权利辩护，伏尔泰为让·卡拉斯（Jean Calas）遭受司法不公四处奔走呐喊——腓特烈大帝曾指出，在无辜遭受折磨而惨死的卡拉斯先生案件中，“应该修改的是法律”。

阿道夫·弗里德里希·埃德曼·冯·门泽尔（Adolph Friedrich Erdmann von Menzel）与伏尔泰、弗朗西斯科·阿尔加罗蒂（Francesco Algarotti）、朱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和让·巴蒂斯特·德·布瓦耶·阿尔让斯（Jean-Baptiste Boyer d'Argens）在腓特烈二世的无忧宫圆桌会议。

腓特烈大帝从司法领域着手进行改革。他亲自任命法官，严格考核制度，并加强内部监督。他宣布废除普鲁士自立国以来一直遵循的中世纪领主裁决法，同时酝酿出台一部国家根本大法。（这部法典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孕育而成，并于1794年正式颁行。）在这部法典中，他构想出一个自由公民的社会：国王和政府，均在法律的管辖之下。他对孟德斯鸠“任何人掌权必定会滥用”这一论断深以为然，认为权力必须自我约束：由民众监督政府，政府部门互相监督——从而使得每个个人因私利而成为公共利益的监督者。该法典条文极为详尽，所有可能发生在两位普鲁士公民之间的纠纷均有法可依——在法典颁布之前，法律通过没完没了的政令和决议来体现；法典施行之后，一切都变得公开透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典也堪称是腓特烈大帝在治国理政方面最伟大的成就。

以今日眼光来看，这部法典最引人注目之处，是重新定义了君主政权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法典明确划分行政与司法的界限，任何人不得以行政手段插手司法程序，连国王也不例外。在1777年《政治遗嘱》中，腓特烈大帝再次重申：必须让法律说话；国王的职责只为法律护航。国王一向信守承诺，唯一的一次例外，导源于著名的“磨坊主阿诺德案件”。

平民阿诺德从冯·施梅陶伯爵（Count von Schmettau）处承租一座水磨坊，后因租金问题发生纠葛。阿诺德辗转多个法庭对伯爵提起诉讼，然而无一胜诉。腓特烈大帝闻听此事，震怒不已：在他看来，这足以说明贵族阶层一向“霸凌”普通民众，而保守僵化的法律更是助纣为虐。他下令最高法院重新审理此案，并将此前负责本案的法官悉数罢免。盛怒过后，国王意识到此举颇有“越权干法”之嫌，于是当众宣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打扰法官”——作为开明君主，他的理念就是要让行政和司法各行其道；唯有如此，普鲁士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腓特烈在开会

正是出于对普通民众的同情，腓特烈大帝下令严禁对在押犯施行酷刑。在继位之前，腓特烈大帝曾因试图叛逃英国被捕入狱，并遭受体罚折磨，留下终身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因此对实施酷刑深恶痛疾。他认为，在行刑前折磨犯人，尤其是一种“可怕而毫无益处的残忍做法”。据说他跨马行军时从不戴马刺，或问为何，他回答说：“找个叉子插到你的胃里，你就知道为何了。”此外，他的仁政也体现在对王国中各种弱势群体——盗窃的流浪汉、溺婴的妇女，以及犹太人和同性恋——慈悲为怀。当时在欧洲大多数国家，连偷盗之类轻罪都有可能判处死刑，但在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每年签署的行刑令最多不过12份。

腓特烈大帝的宗教政策，与启蒙思想也一脉相承。在他亲自担任柏林科学院院长期间，莱辛当选为院士。这位启蒙哲人以倡导宗教宽容而闻名于世。在戏剧《智者纳旦》（1779）中，莱辛借剧中人物之口宣称，“让一个人有价值的，不是他个人掌握的真理，而是为追求真理付出的辛劳。他的力量不在于占有真理，而是在追寻真理中获得的满足”——对于任何自以为是的宗教（或意识形态）真理，这一论断无疑具有强烈颠覆性。有感于史上历次宗教战争所造成的灾难，腓特烈大帝一向主张各个教派和平共处。早在继位前一年，他在《反思罗马帝国衰亡》（1739）一文中便认定，东罗马的毁灭主要应“归咎于宗教冲突”。登基之后，他下令在弗里德里克花园（Forum Fridericianum）修建一座天主教教堂，与新教教堂并立，明确宣示宗教宽容的国策——在欧洲新教王国中，可谓是绝无仅有。在《政治遗嘱》中，他也不止一次重申：“没有一个国家，它的公民会有相同的宗教思想，他们完全不同，有不同的教派……宽容对于社会来说是优点，宽容建立了这个社会，宽容也是国家幸福的源泉。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地方，人们平静安康；而有宗教迫害的地方，则会引发血腥的、长久的、毁灭性的内战。”

腓特烈与伏尔泰

▌自上而下的开明专制

与宗教宽容政策相对应的，是腓特烈大帝刻意营造的宽松的社会环境。他取消了新闻审查制度，鼓励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他信奉康德名言：“作家的自由，是人民权利的唯一保障。”而他本人的名言是：“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人民说他们想说的话。”照康德的看法，这正是腓特烈大帝文化（Kulture）自信的表现：只有自己已经启蒙，并且手中握有一支庞大军队的君主，才敢允许每一个公民“大胆说出你的想法”。这也是腓特烈大帝治下开明专制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照政治史家的观点，他采用的这种“问计于民”的内部征询机制，使得大众有机会参与政治（尽管是“有限”的参与），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具有了日后“替代性国会的功能”，在当时可谓独一无二。

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中，民众不仅拥有言论自由，也能享受结社自由——在腓特烈大帝的支持下，“星期三协会”之类政治俱乐部充斥各种流言蜚语、讥弹妄议，几成“法外之地”（大帝本人偶尔也会驾临）。以1773年耶稣会（Order of the Jesuits）来普事件为例：当年，教皇迫于法、西、葡等国压力，宣布取缔耶稣会。后者成丧家之犬，腓特烈大帝却不顾民意汹汹，下令邀请耶稣会士来此避难。他认为，对于普鲁士民族而言，教育是头等大事——民族的未来取决于下一代人的发展。但是，由于连年征战，各级教师奇缺；在有些学校，他不得不任用一些年老体弱的老兵滥竽充数。耶稣会倚仗教皇势力，在欧洲各国横行霸道，不得人心，但它在传播知识、普及教育方面的功绩却是世所公认。在腓特烈大帝强力推动下，普鲁士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普及全民教育的国家。19世纪以后，普鲁士教育在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腓特烈大帝的这一英明决策。

腓特烈大帝不仅亲自参与俱乐部讨论，有时他也会重拾旧好（他年轻时的志向是当一名文学家），亲自动手撰写文章。1785年，为了推动法典的颁布实施，他在权威期刊《柏林月刊》第5期发文，题为《诸侯通向永恒的新路》，呼吁在普鲁士全境“进行一场大改革”。该社论指出：“当一位诸侯想造就一部能特别持久的法律时，他就必须给这个国家一部宪法……从来就没有哪位君主能无限制地稳定他的统治，除非他将这种统治交到人民的手中……诸侯应习惯于让人民分阶段地参与公共事务，并寻求有能力的人作为代表来关照这个民族的幸福。”康德为此发出赞叹：一位专制主义的君主，竟然能与启蒙思想家们一起讨论君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例外”！

包括康德在内的启蒙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理想，即建成人人平等的共和国，“在一个共和国，宽容是自由的产物，是快乐与富足的基石。”（伏尔泰语）腓特烈大帝不是思想家，但他却通过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理想：“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与愚昧和偏见斗争……启蒙思想、培养道德，尽我的力量，让人民能够尽量得到合乎人性的幸福。”尽管腓特烈大帝脾气暴烈（受疾病困扰，晚年尤盛），颇遭人诟病，但他终身鞠躬尽瘁、勤勉于公也是不争的事实。即位之前，他在《欧洲政体现状之思考》（1738）一书里写道：无论古今，还是在不同的国家，人都是一样的，同样的激情和欲望导致相同的结果。“君王与常人一样有两个弱点：野心和懒惰。”而他一生的努力，正是为了克服上述人性的弱点。德国历史学家冯·施勒策（August Ludwig von Schlözer, 1735-1809）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曾为德国拥有腓特烈大帝这样的君主而感到庆幸，并宣称正是因为他自上而下的开明专制改革，才让德国避免了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血腥暴乱。

腓特烈与伏尔泰在无忧宫前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1773年，腓特烈大帝写信给伏尔泰说：“我已经废除了农奴制，改革了严苛残暴的法律，修建了一条连接所有主要河流的运河；我也已经重建了那些在1709年瘟疫中被夷为平地的村落，排干了沼泽地里的水，在当地第一次建立了警察机构……一个诞生过哥白尼的国度，不应该因为暴政而陷入荒蛮之中。”

1750年代，伏尔泰曾在帝居无忧宫（Palais Sans Souci）荣膺“帝师”，三年间师徒其乐融融。后来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分道扬镳，但二人始终保持密切的通信关系——腓特烈大帝曾言，晚年独处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收到伏尔泰的书信。他在回忆录中曾感慨，平生两大幸事：一是他人生的最初三年能够生活在路易十四大帝时代，一是他能够有幸和伏尔泰生活在同一个时代。1778年，伏尔泰去世，腓特烈大帝哀伤不已。随着日薄西山，老成凋零，他的孤寂感也愈发强烈。

晚年的腓特烈大帝，时常穿着朴素的蓝制服，牵着心爱的小狗，在波茨坦街头漫步。这件制服是普通的军官服，又脏又破。国王似乎要借此表明，他是一名真正的哲学家，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外表；同时，也表明他不忘初心：“我是普鲁士的仆人，也是人民的仆人，我绝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个人的享受。”与光彩照人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不同，腓特烈大帝命人为自己制作的宣传画上只有一位满面倦容的老人：脸颊深陷，嘴角下垂，牙齿也全部掉光。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恰恰是国王希望后人记住的形象——与早年跃马扬鞭的英武之姿形成鲜明比照。进入1780年代，除了原先的疾病，腓特烈大帝又患上头疼和哮喘。“虽然要不了你的命，却可以无情地把你折磨到窒息的程度。”一连好几个月，他晚上无法入睡，只能坐在扶手椅上。“如果你们想找个守夜人的话，可以雇佣我，”他对到访者说。1786年8月，他写信和不伦瑞克公爵夫人道别：“老年人必须为年轻人让路。”

伏尔泰去世后，与公爵夫人的通信几乎成为他唯一的慰藉。在另一封书信中，他向公爵夫人报告园艺的最新成果：“我阅读了维吉尔的《农事诗》，早上我把我的园丁赶下了地狱，因为他说我和维吉尔对于园艺都是一无所知。我种的西芹已经长出来了，我以前种的树发出了新芽，放养的鹅也都回来了，你给我寄的草莓种子已经收到了。有空的时候，我会走进花园，体会春天的到来，看新芽勃发，赏春花烂漫，用丰特奈尔（Fontenelle）的话说，就是我在当下享受春天。”即便身体日益衰颓，但他自由宽容的思想却未见丝毫退步，如前一封书信结尾所言：“上帝就像园丁培育鲜花一样，把人们塑造成各自的样子：水仙花、茉莉花、万寿菊、康乃馨或是紫罗兰，然后就把人类安置在地球上，不再干涉，顺其自然地成长。”——伏尔泰在一部名著的结尾忠告世人“料理好自家的园子”（“ il faut cultiver notre jardin”），显然出自同一机杼。

18世纪的“无忧宫长笛音乐会”。腓特烈二世在无忧宫吹奏长笛，伴奏的是大键琴演奏家巴赫。

腓特烈大帝在回忆录中曾感喟，为了国家，他不得不牺牲个人的理想——“出身无法选择，命运已经注定，我多么厌恶这一切啊。”从他晚年那张肖像画上，似乎也不难看出：这是一位被困在王座之上，舍弃了自己挚爱的哲学、诗歌与长笛（他在上述领域皆达到专业水准）的可怜之人。尽管考虑到腓特烈大帝“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话术和自我包装术（self-fabrication），或许那个浪漫的文学艺术家和哲人，本来就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在传记中不止一次提及腓特烈大帝的“双重人格”：卡莱尔等人只注意到他杰出的军事才能与好战的个性，却有意无意忽略了其作为启蒙哲人和艺术家的一面。

卡莱尔在湟湟六卷插图本《腓特烈大帝传》中将18世纪文化艺术贬斥为“一片空白”（他曾公开宣称18世纪是一个“最没有价值的世纪”），而将伏尔泰为首的启蒙运动视为致使人类沦入“无尽黑暗时代”的罪魁祸首。然而，在米特福德看来，卡莱尔根本无法理解腓特烈大帝的完整人格——“他所喜爱的仅仅是作为国王、作为战士、作为统治者、作为德意志民族领袖的腓特烈大帝，而对于腓特烈大帝的另一面——伏尔泰乖戾的学生、作曲家、艺术收藏家以及巴洛克式宫殿的建造者等诸方面，卡莱尔无不嗤之以鼻。”

这也正是米特福德这部《腓特烈大帝》出彩之处。在这位英国女作家看来，作为德国人，腓特烈大帝确实很契合尼采“超人”学说，也体现出“把诗人藏在内心，而外表则毕恭毕敬（discipline）”的德意志精神。因此，唯有正确认识腓特烈大帝所代表的这一种德意志精神，才能准确把握20世纪军国主义及纳粹主义在德国兴起的历史根源。

腓特烈大帝之死

1786年8月17日，腓特烈大帝于无忧宫沙发椅上安详辞世，享年74岁。他身后没有留下子嗣，其王位由侄儿腓特烈·威廉二世继承。临终之前，腓特烈大帝命人诵读伏尔泰《路易十五时代简史》（Précis du siècle de Louis XV），并留下遗言，希望自己死后安葬在无忧宫——这也应验了他当初的预言：“吾到彼处，方能无忧。”（“Quand je suis là, je suis sans souci.”）

这位中欧小国普鲁士君主，以其不世出的文治武功被后人尊为大帝（the Great）。即便到了晚年，他仍以老骥伏枥的情怀为国奉献，并以此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和赞誉。康德将18世纪后半叶称为“腓特烈大帝时代”，堪称是对这位君主最高的礼赞。

杨靖，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