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致谢曾刷屏，本人回应：“青椒”的压力我都有

作者｜孟凌霄

不久前，《我从来不曾优秀过》一文在学界刷屏，它是兰州大学青年研究员赵序茅的博士毕业论文致谢部分。

赵序茅的求学经历可谓是一步一坎：小学升初中考砸了，中学考大学考砸了，大学考研被调剂，研究生考博士考上了，不过读了一年竟和导师闹掰了，退学了……

因为学习不好，赵序茅曾被别人当面嘲讽。这件事凿刻在他心里，直到以此作为致谢的开头，写出来：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商店买铅笔，商店老板拿出一支瑕疵品。妈妈要求调换，老板说，给你一支金笔也无用。那时我很小，不理解此话何意，只看到妈妈低头不语。

时至今日，赵序茅已成为兰州大学青年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特聘教授、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部长。他荣获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授予的“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已经出版25本科普著作，多次获得中国好书奖等省部级一等奖，举办200余场公益科普讲座。

在长长的头衔和数字面前，赵序茅似乎已经拿到那支“金笔”。从2019年博士毕业至今，他也完成了学子到导师、人子到人父的身份转变。这一阶段，不仅是“动物翻译官”赵序茅的精准对焦，也是广大“青椒”的真实写照。

赵序茅演讲

艰难的头两年，“青椒”怎么熬？

2019年，赵序茅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毕业，手握6所高校的offer。思考再三，他选择兰州大学生态学创新研究院。

“选择兰大，是看中其宽松自由的科研氛围和优越的科研条件，这里能让我独立负责课题组，从事保护生物学的相关研究。”赵序茅也坦言，兰大青年研究员和硕士生导师的起点也是他心动的原因之一。

据《兰州大学青年研究员聘任办法》，青年研究员按照正高四级岗位设置，实行聘任制，不纳入该校事业编制人员管理范围。各学院负责对青年研究员进行年度考核和中期考核，学校负责组织专家对青年研究员进行聘期考核。其中，3年中期考核时，须至少申请获批1项国家基金项目。

与绝大多数“青椒”一样，赵序茅也面临预聘制背后“非升即走”的压力。在这类考核下，论文和基金项目作为可量化的指标，成为预聘制青年学者身上的“两座大山”。

在论文考核中，影响因子是衡量期刊质量和影响力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不同领域的受关注程度各异，期刊论文影响因子区间也不同。赵序茅介绍，在生态学领域，微观领域发文章起点高、影响大，而传统的宏观生态学不容易发文章，点数也低。“不少医学癌症期刊影响因子的门槛，就是宏观生态学影响因子的天花板。”

对科研人员而言，发文点数的硬指标与长期学术的理想常常不在同一路径，但没有眼前的点数，何来科研的诗和远方？

赵序茅告诉《中国科学报》，自己经历过三个艰难时刻，一是高中复读，面临着读大学或打工两种命运的选择；二是博士退学时是否继续科研的选择。前两个时刻困顿于考试问题，而最艰难的时刻莫过于工作后“青椒”的第一年。

与求学时期单一的矛盾不同，“青椒”时期的矛盾是综合的、立体的。赵序茅提到这一阶段的四重困难：“一是搞好科研、多发好文章，二要努力拿到基金项目，三要带好研究生，四要处理好人际关系。”

好在，赵序茅入职兰州大学的第二年，已经拿下包括国家自然基金青年项目在内的四个项目，发表了四篇SCI，在带好五个研究生的同时，还出版了五本科普著作。

但作为“青椒”的压力并未减轻。1988年出生的赵序茅，再过一年就迈入35岁门槛。35岁是申请部分科研资助项目和人才计划的关键节点，被称为“不进则退”的科研瓶颈期，这同样是赵序茅和更多青年学者的压力时刻。

赵序茅野外工作中

教学创新：听完课后，学生分手了

“青椒”的变化之一，在于从学子到导师的身份转变。

2020年1月27日，赵序茅正式成为一名硕士生导师，拥有了招硕士研究生的资格和名额。第一次坐在评委席面试硕士研究生，赵序茅忐忑又期待：“很想知道到底谁报考了我，我的第一个学生会是谁，我如何才能成为一位合格的导师？”

两年来，赵序茅已经带了五位硕士研究生。他认为，导师的第一要义是“导”，而不是“教”。导师不只是教技术，更多的是指导学生做科研和做人。最理想的科研氛围不在于讨论“谁谁在哪个期刊上发文章了”，而在于“谁谁解决了某些科学问题”。

赵序茅回忆起自己的初中物理老师，一堂课40分钟，前15分钟把课本上的公式和知识点抄到黑板上，中间15分钟令学生照背定义，最后10分钟提问抽背。可以想见，这样的教学方法不能让学生认识到科学的奥义所在：科学是对真理的探索、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这应当是不功利的探索过程。

那么，如何把枯燥的专业知识变得生动有趣，如何营造课题组务实、求真、不功利的科研氛围，最后，如何培养兼具科研思维与人文情怀的学生？赵序茅认为，这是大学老师最应该下功夫琢磨的。

他举例说，生态统计学是一门有用但又非常枯燥的学科，自己做学生时也听得云里雾里，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给研究生开了一节《爱情中的统计学》课程。“将爱情指标用数字化表达，再选择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方差分析、线性回归、随机森林等），就可以知晓爱情有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统计。”

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但令赵序茅哭笑不得的是，麻烦也随之而来：有学生跑到赵序茅办公室哭诉和抗议，“听完赵老师的课，我分手了”。

在专业教育之余，赵序茅尤其重视培养学生的精神品质。他发现，与自己求学时相比，现在学生中能吃苦、肯奋斗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品质，盛行的是“躺平”、“佛系”的消极态度。他给研究生开设思想教育讲座《不要在奋斗的年纪佛系人生》，“他们把生命当中最好、最富有创造力的年华交给我，我希望能帮他们一把，过一个有意义的三年。”

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待研究生，赵序茅不会以“优秀”为单一价值导向。在《我从来不曾优秀过》一文中，他历数求学阶段走过的弯路，这与世俗意义上的优秀格格不入。“但这些弯路也让我产生源源不断的新想法，因为我没有受到规训。”

另一方面，他也反对精致利己主义者所谓的“优秀”。高校对教师的评价以科研为导向，而社会服务和科普工作则难以量化为考察绩效，赵序茅却认为，这也是国家和社会对自己的考核，这才是科研工作者对国家、对社会的义务所在。

单调生活中找乐，规避“送命题”

从日程表来看，赵序茅的校园生活似乎有些单调。

早上七点多醒来，锅里咕嘟咕嘟煮上燕麦粥。在煮粥的半小时里，他习惯举会儿哑铃。在并不宽敞的教师宿舍里，赵序茅开辟了小小的健身角，器材简单，多是不同型号的哑铃，但见证了一年六块腹肌的健身成果。

简单收拾，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给研究生上课、改文章、分析数据、指导学生，常常忙到深夜。

赵序茅不睡午觉，每日午后，他忙里偷闲写半小时书法。去年一年，赵序茅练了八万个硬笔字，平均每天写219个。尽管练字不辍，他依然自称“野路子刚入门”。

夜间，赵序茅会和远在重庆的妻女视频。赵序茅的妻子是重庆大学团委工作人员，女儿刚11个月大，会咿咿呀呀叫“爸爸”。说起女儿第一次叫“爸爸”时，赵序茅一本正经：“这应该是无意识的，她只是会发‘Baba’这个音。”但作为父亲，他脸上有掩盖不住的笑意。

每天与妻女电话时间保持在10分钟，不多不少。赵序茅戏称，电话时间遵循了严格的统计学原理，和妻子从恋爱到结婚，电话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这样就不会有太大“方差”，类似“恋爱电话半小时，结婚电话10分钟——你说是不是不爱我了？”，这样的“爱情送命题”也就被规避了。

兰州和重庆相距1466公里，赵序茅每个月都挤出时间，去重庆一两次，“怕长时间不回去，宝宝就不认识我了。”他说，进化论中讲究男性狩猎、女性采集，但自己在家也“带娃、换尿布、泡奶粉”三管齐下。

女儿尚在襁褓中，赵序茅却早早思考起教育理念和方式。他把教育比作写书法，“许多孩子学写字只是模仿，并不懂得中华文化的根基，而教育有严格的逻辑，要有始有终，亲力亲为。”

他说，将来会让女儿先学习隶书，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而他的心头好恰是汉末名碑《张迁碑》。习字如其人，《张迁碑》字型方正，用笔棱角分明。初看雅拙、质朴，深交方知赤子之心，大巧若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