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教意识浓厚的古代，宫观祠庙的修筑该如何进行？

随着唐末以来的人口迁徙和经济中心的南移，江西在宋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方面经济蓬勃发展，为宫观祠庙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另一方面，文化的昌盛，尤其是在科举的推动下，宋代江西诞生出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士人，如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朱熹、周必大、杨万里等一大批文化翘楚。拟对宋代江西和宋王朝的宗教政策作简要概说，对宋代江西宫观祠庙发展背景作简要勾勒。

黄金时代：宋代江西宫观祠庙发展的背景

一 宋代的宗教政策

1各朝统治者不同的态度

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佛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与道教一起，各朝统治者采取不同的态度，建立了相应的宗教管理机制。

古代统治者的宗教态度，直接影响到了各地宫观祠庙的发展。例如南朝统治者尚佛，在制度上对宫观祠庙的修筑采取宽松包容的政策，由此南朝佛寺林立，杜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之称。

唐代及五代十国时期的“三武一宗灭佛”对佛教产生了巨大冲击，大量佛寺被毁不存。隋唐政府对道教虽持相对友好的态度，但唐末以来的战乱对宫观祠庙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入宋后，佛道教逐渐恢复和发展，在宋代统治者相对暧昧的宗教政策下，江西宫庙祠观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徽宗朝有奉行改佛入道的政策，拆毁或将佛寺改为道教建筑等一些列政策的背后，是徽宗的抑佛思想，这也是徽宗与其他统治者相比，过度崇尚道教的最直观的表现。

南宋统治者吸取了北宋灭亡的教训。在对宗教的态度上，南宋初期统治者刻意表现为与北宋末期相反的态度。宋高宗对佛、道的关系有所疏远，孝宗则更为倾向于佛教。南宋后期理宗更倾爱理学，但并没有压制佛、道二教的发展，反而修建和资助宫观寺庙，并与宗教人士交往。

由此，宋代除徽宗外，统治者基本上对佛教持友好态度，以仁宗和孝宗表现的更为明显。就道教而言，宋代统治者基本上都保护道教发展，真宗和徽宗表现更甚。

2 宋王朝宗教管理中的重要地区

宋代政府对于僧人、道士又设有一套荣誉制度，多以赐紫衣、师号等方式给与，这类管理多归祠部负责。

由此可见，宋代有着相对严密的宗教管理制度，但制度中又给予宗教一定的发展空间，这在官方对待宗教圣地和官方宗教的态度上表现的更为明显。

造就了宋代特殊的宗教发展环境。宋代江西宫观祠庙即是在这种环境中发展起来，有玉隆万寿观、江州太平兴国宫、太平兴国寺（东林寺改）等一系列官方宫观寺庙，与官方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又有庐山、龙虎山等宗教圣地，还有一批发源于江西的重要民间信仰，如五通、仰山等。

江西成为宋王朝宗教管理中的重要地区，在大批宫观祠庙兴修和恢复的背景下，吸引了大批士人前往游览和题写文章。

二 宋代江西

1 自然经济条件

江西位于长江中下游，南部以大庾岭、九连山与广东接壤；东部以武夷山、怀玉山等与福建、浙江接壤；西部蔓延的罗霄山脉、幕阜山将湖南与江西分开；北面隔长江与湖北相望。

境内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北部鄱阳湖平原连绵开阔，成为全省自北向南“大口袋”的一个缺口。中部丘陵广布，夹有盆地，吉泰盆地等为省内重要的粮食生产供应地。

赣江从南至北贯穿江西境内，成为沟通两广与荆湖的重要水道。因与长江相连，又打通了两广地区与南宋王朝经济腹地之间的联系。抚河、信江、饶河、修水四大河以鄱阳湖为交汇点与长江相连，将江西内部与外部相连。

寺庙宫观的修筑有两方面的要求，第一要求清净和优美的自然环境，第二不能太远离经济闹区，否则难以保障香客的数量，因此禅寺道观多依山而建或在交通经济发达地区筑室。

江西境内的名山较多，如北部的庐山，中部的麻姑山，东部的龙虎山等都是著名的宗教区，且由驿道相连。另外，江西名山福地甚多且经济相对发达，交通便利，这都为宋代宫观寺院的修建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2 宋代江西信仰发展的文化基础

宋代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江西文化的兴盛。经济发展为学校提供了物质保障，但更为重要的是，催生了一大批江西州县学书院。

雍正《江西通志》记载宋代江西共 78 所官学创建、重修，几乎每县均有官学。地方“精英”或以直接创办学校，或以间接出资赞助教育活动，例如藏书刻书，捐助士子科举等，江西民间办学兴盛。宋代印刷术的进步，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在科举的杠杆下和从周敦颐的庐山讲学到南宋朱熹的白鹿洞学规，从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到南

宋陆九渊的象山论道，江西在宋代哲学史乃至中国哲学史的脉络中，占据了极多的笔墨。庞大的士人群体和尚文风气是道学偏爱江西的重要原因，在宋代道学和宗教的争鸣中，江西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江西佛、道教在宋代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隋唐五代，禅宗最为兴盛，逐渐分化为沩仰、曹洞、临济、法眼和云门五宗。

南北宋时，曹洞、法眼和云门三宗均有传承，但以临济和云门传续最久。临济宗在江西又演化出杨岐和黄龙二家，杨岐派由方会禅师于萍乡杨岐山所创，黄龙宗由惠南于修水黄龙山所创，与前五宗并称为“五宗七家”。黄龙派与宋代士人关系较为密切，苏轼、黄庭坚都是其“座上常客”。

多元参与：士人与宋代江西宫观祠庙

一建筑

1 宫庙修筑

宋代士人享有较高的政治中地位，中央官僚组织及地方各级行政长官大多为科举出身。不少士人或以官方身份，或以私人身份直接参与江西宫观祠庙的修建过程。

一方面，宫观祠庙不论是作为一种文化景观，亦或是地方信仰世界的具体空间，都属于地方公共事务的范畴，是士人在地方治理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于地方宫观的修筑，士人为地方长官时，常以政府行为主导寺庙宫观的修筑。如道教圣地临江军閤皂山，为道教灵宝派祖庭，在宋代与龙虎山、茅山形成了道教三大符篆圣地。

2 题记作文

在江西宫庙的修筑、运营等一系列的宗教活动中，士人多还撰写记文和诗词间接参与其中，题记作文也是士人参与宫庙祠观事务最主要的方式。士人为宫庙题写文章，增加宫庙的知名度。这一方式为士人提供了展示才华的机会，也使得宫庙祠观的发展上限瓶颈得以突破。

宋代士人为江西宫观题记作文，有不少为士人主动所记，但更多的是僧人和道士请士人所做，这类记文多被刻于石上，传之后世。

徽宗按照儒家官僚体系改造道教，旨在构建一个自上而下的宗教管理体系。各地僧官的设立，将官方或名声较大的宫庙塑造为地区宗教信仰中心。

在唐宋以来“三教合一”的时代背景下，宋代士人虽不排斥，甚至不少士人崇尚佛道和民间宗教，但士人在宫观祠庙的参与中，仍保持谨慎，一个重要的表现在于，士人笔下的宫观祠庙世界中，极少表明自己的宗教态度。

除青词外，士人撰写记文和塔铭，也多出于交情和熟悉的亲朋好友的请文，像李觏那样因五通神有功于其家而主动撰文的情况，并不普遍。

二 活动

宋代士人对江西宫观祠庙的参与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宫观祠庙是地方公共管理事务的重要部分，作为地方长官的士人管理地方事务，自是绕不开地方宗教事务，他们常常积极促进地方宗教建设，或以个人身份直接出资出力。

另一方面，宫观祠庙的日常运作中也有不少士人的身影，宋代特有的祠禄制度影响下，士人不排斥参与到宫观祠庙的日常宗教活动中，为地方百姓祈福攘灾是士人担任地方长官后的一项重要工作。

1禳福祈祷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生产的自然脆弱性决定了其需要人为的保障措施，这为宋代宗教发挥自身功用和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一条“为君效忠”的非制度性路径。汪圣铎指出，水旱祈祷，祝寿，资荐亡灵和禳灾是宋代僧人、道士为国效忠的重要途径。

宋代官方设有专门的水旱祈祷、祝寿、资荐亡灵和禳灾的场所——官方宫观。官方宫观以京师的醴泉观、太平兴国寺、太一宫等最为闻名，皇帝常常亲自参与其中，或派近臣代替。

在宋代“强干弱枝”的国政方针下，地方宗教事务要受到中央的管辖。宋廷常常直接插手地方宗教事务，以赐额的方式将地方宫观寺庙纳入到国家宗教体系中，并在各州设立僧官。僧官一般由州名寺主持担任，如前述的建昌军麻姑山仙都观便是本州的“祠官典领”。

京师的宫观一般由皇帝亲自主持，或派专员代替。但地方宫观寺庙，处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宫观寺庙能为皇帝知道都是一件难事。地方性的祈福等活动，多由担任地方长官的士人主动主持。

2 墓志塔铭

作为佛教用来供奉或收藏佛像、佛经、憎侣遗体等的高耸式点状建筑——佛塔，又常常被称为“宝塔”。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改造，与中国本土美学观念相互融合。至宋代时，佛教建筑的布局有了较大的改变。

为僧人圆寂后留下的骨格等，僧人火化后产生的结晶体则为舍利子。塔中的舍利子是否真的为佛祖舍利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陆游游览的东林寺舍利塔，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结构。

陆游曾劝东林主僧将寺砖撤去，以近自然，可见东林寺的相当一部分建筑均由砖建成。在深林高山之上，火患成为寺庙安全的头等隐患，相比于木制，砖造建筑防火效果更好。由此，经历近千年的沧桑，至上世纪中叶，江西现存宋塔约十座左右。

建国后，经过文物部门调查，又有新的发现，例如 1986 年在南丰南岱山清理宋宝岩塔的过程中，就发现了不少宋代钱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