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妍妍
主编|王千马
图片|陶妍妍
编辑|大腰精
制作|粉红女佩奇
村里最后一个乡绅走了。
大家都喊他李老师。
最后一个字的尾音，要往上扬。
那还是“老师”这个称谓很严谨的年代。
他带过私塾，也是村小里最早的教师。几个庄子的人，都由他开蒙，“老师”的称谓，实质名归。
我年幼之时，他已花甲，早不代课。
对李老师最深的印象，是每年春节，东庄西庄，家家户户都要求春联、求福字。
讲究写的会把红纸裁成长长短短的长条，懒惰点的就卷两张红纸上门。
当家的弓着背猫进李老师家的堂屋，从口袋里抠抠索索摸出一包烟，大多连过滤嘴都没有，恭恭敬敬弹一支出来，递过去。
李老师嘴上叼着烟，烟灰老长，也不掉，埋头挥毫，地上的红纸头，从大门一直排到二门。
他越来越老，庄上不断翻盖房子，也越来越大，窗户多，猪圈，鸡笼，牛棚，大灶…哪哪都要贴。真写不动了，有时也算不过来那么多窗户该怎么裁。
我爹作为他的得意弟子，终于分到了这个荣誉，李老师写不过来的，轮到他写了。
我家的八仙桌是枣木的，重得要死。据说当年老太靠苦干，从佃农跻身中农，添的第一件家什，就是它。听说用了好几石粮，从一个破败地主家换来的。
农村的腊月是真冷，我好像每天不是趴在灶门口，就是窝在豆腐坊，烤火，吃，晒太阳，循环往复。
过完小年，我爹就穿上厚棉鞋，围着那张桌转来转去，一会裁纸，一会倒墨，一会写字，像一头转磨的驴。一间堂屋都是墨臭味，搞得我晚上不愿意睡厢房。
是哪一年开始，大家都流行买烫金的印刷对联，又是哪一年开始，对联都是各家银行保险公司送，都记不清了。
反正二十年前，李老师就被孩子们接到了城里；我有时会劝我爹再写两笔，他现在只热爱从抖音看小品。
李老师是用救护车拉回来的。进老宅，上床，拔了氧气管，就算寿终正寝了。
其实送进医院好些天了，这些日子都在ICU里，一天一万块，村里人都说他的孩子孝顺。
年一跨，他就90了。
鲐背之年，祥瑞，祥瑞。
早晨送父亲回去，村里还是没几个人。
大姑眯着眼，在菜园热火朝天地挖菜，地上堆满篮子和塑料袋。
她也是乡村教师，快八十了，坚持住乡下，坚持种菜，种豆，种玉米，暑热的天，农场用机器割过一茬的稻田里，总能看见她头顶毛巾，捡拾稻穗。等我们回来，就喜滋滋地炫耀，捡的这些，就够她吃一年。
他们这代人，对土地的爱，就像土地是她的母亲；对劳动的认同，就像劳动是她的呼吸。
吃饭的时候，二爷经过门口，和父亲打了招呼。
说是到西头拖个垃圾桶来，“李老师明天上山，流水席一早就开，我先把他家门口收拾好。”
李老师走了，大家都很平静。
虽然农村的日子，一切都廖廖，但礼数不能少。
想到这几天翻《礼记》，看到一位学者写的随笔，中国人对生死之事的礼数特别多，繁冗的礼节，一面可以让真正丧亲之痛的人，在那个阶段不断打断悲伤，众目睽睽，不至太过崩溃；另一方面，那场宏达的告别，亲爱的人多年后回忆起来，总还是草蛇灰线，伏延千里。
就如同《寻梦环游记》里说的那样，你爱的人没有忘记你，你的灵魂就一直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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