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妍妍
主编|王千马
图片|陶妍妍
编辑|大腰精
制作|粉红女佩奇
村里最后一个乡绅走了。
大家都喊他李老师。
最后一个字的尾音,要往上扬。
那还是“老师”这个称谓很严谨的年代。
他带过私塾,也是村小里最早的教师。几个庄子的人,都由他开蒙,“老师”的称谓,实质名归。
我年幼之时,他已花甲,早不代课。
对李老师最深的印象,是每年春节,东庄西庄,家家户户都要求春联、求福字。
讲究写的会把红纸裁成长长短短的长条,懒惰点的就卷两张红纸上门。
当家的弓着背猫进李老师家的堂屋,从口袋里抠抠索索摸出一包烟,大多连过滤嘴都没有,恭恭敬敬弹一支出来,递过去。
李老师嘴上叼着烟,烟灰老长,也不掉,埋头挥毫,地上的红纸头,从大门一直排到二门。
他越来越老,庄上不断翻盖房子,也越来越大,窗户多,猪圈,鸡笼,牛棚,大灶…哪哪都要贴。真写不动了,有时也算不过来那么多窗户该怎么裁。
我爹作为他的得意弟子,终于分到了这个荣誉,李老师写不过来的,轮到他写了。
我家的八仙桌是枣木的,重得要死。据说当年老太靠苦干,从佃农跻身中农,添的第一件家什,就是它。听说用了好几石粮,从一个破败地主家换来的。
农村的腊月是真冷,我好像每天不是趴在灶门口,就是窝在豆腐坊,烤火,吃,晒太阳,循环往复。
过完小年,我爹就穿上厚棉鞋,围着那张桌转来转去,一会裁纸,一会倒墨,一会写字,像一头转磨的驴。一间堂屋都是墨臭味,搞得我晚上不愿意睡厢房。
是哪一年开始,大家都流行买烫金的印刷对联,又是哪一年开始,对联都是各家银行保险公司送,都记不清了。
反正二十年前,李老师就被孩子们接到了城里;我有时会劝我爹再写两笔,他现在只热爱从抖音看小品。
李老师是用救护车拉回来的。进老宅,上床,拔了氧气管,就算寿终正寝了。
其实送进医院好些天了,这些日子都在ICU里,一天一万块,村里人都说他的孩子孝顺。
年一跨,他就90了。
鲐背之年,祥瑞,祥瑞。
早晨送父亲回去,村里还是没几个人。
大姑眯着眼,在菜园热火朝天地挖菜,地上堆满篮子和塑料袋。
她也是乡村教师,快八十了,坚持住乡下,坚持种菜,种豆,种玉米,暑热的天,农场用机器割过一茬的稻田里,总能看见她头顶毛巾,捡拾稻穗。等我们回来,就喜滋滋地炫耀,捡的这些,就够她吃一年。
他们这代人,对土地的爱,就像土地是她的母亲;对劳动的认同,就像劳动是她的呼吸。
吃饭的时候,二爷经过门口,和父亲打了招呼。
说是到西头拖个垃圾桶来,“李老师明天上山,流水席一早就开,我先把他家门口收拾好。”
李老师走了,大家都很平静。
虽然农村的日子,一切都廖廖,但礼数不能少。
想到这几天翻《礼记》,看到一位学者写的随笔,中国人对生死之事的礼数特别多,繁冗的礼节,一面可以让真正丧亲之痛的人,在那个阶段不断打断悲伤,众目睽睽,不至太过崩溃;另一方面,那场宏达的告别,亲爱的人多年后回忆起来,总还是草蛇灰线,伏延千里。
就如同《寻梦环游记》里说的那样,你爱的人没有忘记你,你的灵魂就一直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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