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孝萱：谈一谈我的治学方法

卞孝萱(1924—2009)，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副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唐史学会顾问、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会长、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名誉会长。著有《刘禹锡年谱》《唐代文史论丛》《刘禹锡丛考》《元稹年谱》《郑板桥丛考》《冬青书屋笔记》《唐传奇新探》《唐人小说与政治》等。

本文原为《唐人小说与政治》导言（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转引自“程门问学”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我给大家讲唐人小说（包括传奇小说、通俗小说、笔记小说）与政治的关系，是从作者写作的政治背景、作者的政治态度方面来研究唐人小说。在讲授主要内容之前我先讲一讲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

首先，

谈一谈我的治学方法

我是扬州人，回忆我的学术历程，首先是扬州学派对我的启迪。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介绍清代吴、皖两大学派后，说：“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理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的广博。”他指出扬州学派的特点是“广博”，不如张舜徽指出扬州学派的特点是“通核”。张氏说：“吴学最专”，“其失也固”；“徽学最精”，“其失也褊”。“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这里略举扬州学派几个主要成员的业绩和言论。

高邮王氏父子“贯通经训”。王念孙所著《广雅疏证》，“引伸触类”，“无所不达”。汪中著有《述学》内、外篇，如《释三九》、《释明堂》“皆汇萃古训，疏通证明”。焦循主张“通核”之学，“通核者，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人之所蔽，独得其间，可以别是非，化拘滞，相授以意，各慊其衷”。阮元著《揅经室集》，如《明堂论》、《封泰山论》等，皮锡瑞评为“定论”，“今得阮氏之通识，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

扬州学派区别“陋儒之学”与“通儒之学”。陋儒之学，“守一先生之言，不能变通”；通儒之学，“实事求是，汇通前圣微言大义”。汪中肯定高邮王氏父子为通儒，阮元肯定汪中、焦循为通儒。对于同乡前辈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贯通、疏通、通核、通识、变通、汇通），我自少至老铭记在心。

解放后，我有幸师从范文澜先生。范老授我“专、通、坚、虚”四字。当时强调专家，聆范老之训，使我对专精与博通的关系、坚持真理与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的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范老说：

我们研究某一部分历史，着重地读有关这一部分的理论书和资料书，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读前前后后的历史，这就不对了。

我们中国史学家有优良的传统，这就是“文史兼通”。过去文史是不分家的，文学家往往是史学家，如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等，都是这样，这个优良传统应该保持和发扬。

范老的著作，更为我们树立了专通结合、文史兼通的典范。这里举《中国通史简编》中两个生动的例子：

（一）武曌 谈武曌做女皇帝的文章很多，范老的见解与众不同。范老说：“武则天通文史，多权谋，自然是取得政权的一些条件，但突破太后临朝称制的惯例，正式登皇帝位，建立朝代，却是历史上惟一的创举。她能这样做，是和当时社会习俗有关联的。”范老举《颜氏家训·治学篇》“邺下风俗，专由妇人主持门户”，“北方人士，多靠妇人管家……夫妇之间，你我相呼，不讲妇人敬夫的礼节”为证，指出：“大抵北方受鲜卑统治的影响，礼法束缚比较微弱，妇人有发挥才能的较多机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武则天就是从这种风气里产生出来的杰出人物。”我读到这里时，既感到有理、有据、有说服力，又不禁要问：为什么别人没有从社会风气来解释武曌称帝呢？

（二）李泌 人们大多批评李泌讲神仙怪异，而范老不这样看。范老说：“李泌是唐中期特殊环境中产生出来的特殊人物。他经历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三朝，君主尽管猜忌昏庸，他都有所补救和贡献，奸佞尽管嫉妒加害，他总用智术避免祸患。他处乱世的主要方法，一是不求做官，以皇帝的宾友自居，这样，进退便比较自如；二是公开讲神仙、怪异，以世外之人自居，这样，不同于流俗的淡泊生活便无可非议。统治阶级争夺的焦点所在，不外名与利二事，李泌自觉地避开祸端来扶助唐朝，可称为封建时代表现非常特殊的忠臣和智士。”范老举李泌反对唐德宗立白起庙和信天命两件事为证，指出：“他谈神仙怪异，实是处乱世的一种智谋”，并非迷信。我读到这里时，既感到合情、合理、合乎李泌心事，又不禁要问：为什么别人没有从避免祸患来解释李泌讲神仙怪异呢？

只有范老从社会风气来解释武曌称帝，从避免祸患来解释李泌讲神仙怪异，使读者耳目一新，消除疑滞，这是范老对中国历史融会贯通的表现。只专不通的人，是想不到、说不出这种卓见的。两段文字，娓娓动听，又是范老文史兼通的表现。

对于扬州学派和恩师范老，我是高山仰止，心向往之，我认真学习他们的治学方法，来研究唐诗和唐人小说。

其次，

谈一谈我研究唐人小说的基本思路

“五四”以来，唐人小说的研究主要是考证作家生平、写作年代、版本源流，进行分类（如分为神怪、爱情、豪侠等类），探讨思想性与艺术性，进行注释、辑佚、赏析等。我另辟蹊径，以小说写作的政治背景为出发点，从小说作者的政治态度入手，专与通结合，文与史互证，旁推曲鬯，以意逆志，透过表面的藻绘，进入作者的心胸，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图，也就是作品的真正寓意。

中国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文学方面，《诗经》创造了比兴的手法。“比”是譬喻，即“以彼物比此物也”；“兴”是寄托，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为什么要用比兴手法呢?“比”是“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是“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之”。《诗经》中比兴手法有多种多样的运用，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离骚》继承《诗经》，用譬喻来表情达意。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此谗佞。灵修美人，以媲君王。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虹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雷电，以喻小人。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谗构。历代文士大多沿用《诗经》、《离骚》的表现手法，以表达自己的寄托。

在史学方面，中国史学本于《春秋》。孔丘修《春秋》，专事褒贬，但为了避免祸害，又隐约其词。这种“显而微，志而晦”的手法，也是历代史家所学习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小说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比《诗》、《骚》、史书低得多，被视为“街谈巷语”，具有较强的随意性，作者能够更自由地形容、发挥。与其他文体相比，小说的涵盖面更广，它可以大胆虚构、幻设、“鬼物假托”，这些都是《诗》、《骚》、史书不能与之相比的，也就是说，小说可以比《诗》、《骚》、史书更方便地表达作者的寄托。

再次，

谈一谈我研究唐人小说的主要追求

《庄子·养生主》有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对文惠君说：“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在这段精彩的话中，“间”（jiàn）字是要害。庖丁肢解牛体时，能看准牛骨节之“间”（空隙）下刀，刀刃运行于空隙中，所以大有回旋的余地。治学何尝不是如此？古人云：“读书得间。”孙诒让著《墨子间诂》，自序说：“间者发其疑忤。”这是对“间”的一种解释。邹韬奋在《经历》中说：“我每得到一个题目，不就动笔，先尽心思索，紧紧抓住这个题目的要点所在。……这也许可以说是要‘看题得间’。”这是对“间”的又一种解释。前人读书、作文都重视“间”，对我研究唐人小说是重要的启发：要得“间”。

探讨作者的创作意图，发前人之所未发，力求得“间”，这是我研究唐人小说所追求的方向。

最后，

谈一谈我研究唐人小说的几点体会

一、赵彦卫在《云麓漫钞》说，唐人小说“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对这句话虽不应机械地理解，但诗的美刺、史的褒贬精神，在某些唐人小说中确有体现。小说作者如沈既济、陈鸿等是史学家，韩愈、柳宗元、蒋防、白行简等是词章家，他们平日讲究美刺、褒贬的优良传统，在写小说时不会丢掉。小说与诗赋同属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心声的反映。从一个人的诗赋小说，可以见这个人的心；从一群人的诗赋小说，可以见这个时代文人的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错综复杂，造成了人们在复杂环境中的种种心态，这在史书中是看不到的，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探索出来。唐人小说与唐诗赋一样，其反映个人以至时代心声的作用，不可忽视。

二、以杜甫为例。自宋以来，论诗者称杜诗为“诗史”。为什么杜诗被称为“诗史”呢？杨维桢《诗史宗要序》云：“陈古讽今，言诗者宗为一代‘诗史’。”朱鹤龄《杜诗辑注序》云：“指事陈情，意含讽喻。”所谓“陈古讽今”、“指事陈情”，都是号为“诗史”的杜诗所常用的手法。还有“托物寄言”。仇兆鳌《杜诗详注》自序说：“若其比物托类，尤非泛然。如宫桃秦树，则凄怆于金粟堆前也；风花松柏，则感伤于邙山路也。他如杜鹃之怜南内，萤火之刺中官，野苋之讽小人，苦竹之美君子，即一鸟兽草木之微，动皆切于忠孝大义。”陶开虞《说杜》也说：“子美随地皆诗，往往见志。”如“枯樱病橘，感伤寇盗之凭陵”。但是作为文学作品的“诗史”不直接是史。正如卢世㴶《紫房余论》所说，杜诗有“乍看无端，寻思有谓”者，有“兴言在此，寓意在彼”者。“乍看”是不行的，光看表面也是不行的。仇兆鳌说得好：“是故注杜者必反复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反复沉潜”四字，确是经验之谈。研究唐人小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三、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是发愤著书说。韩愈又发展为不平则鸣说，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他除列举自然现象外，重点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他将“善鸣者”分为“鸣国家之盛”与“自鸣其不幸”两种。司马迁、韩愈的理论对于研究古典文学作品有重要指导意义，用之于唐人小说的研究，无疑也是适合的。

四、唐人小说寓意深，成就高，为后世文言小说作者所效法，历宋、元、明、清至“五四”时期，流风余韵犹存。据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胡适等提倡白话文，“斥（林）纾三人为桐城余孽。纾心不平，作小说《妖梦》、《荆生》诸篇，微言讽刺，以写郁愤。”林纾借小说以鸣不平，与唐人小说是一脉相承的。

五、探索作者的创作动机，对评价作品的艺术价值有无抵触呢？以杜牧《阿房宫赋》为例。此赋极写秦宫殿之大，歌舞之盛，宫女之美，珍宝之多，秦皇如此穷奢极欲，势必激起民众反抗，“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其历史教训，发人深省。据杜牧《上知己文章启》，“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广大读者知道此赋是以秦影唐，有所为而作，更加领会它的思想意义。我研究唐人小说的创作意图，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绝不意味着用来代替对作品的赏析。

我讲授唐人小说与政治的关系，也将贯彻我从事学术研究包括唐人小说研究的一贯思想。